徐志摩的一生，被放大的是兩段婚姻、三個女人，而被隱去的是政治人生。
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僅35歲。當後世慣於把他的一生簡略成兩段婚姻、三個女人和幾首口耳相傳的愛情詩時，那個懷揣著救國夢想渡海、以政論文章針砭時弊的青年，卻漸漸地不為人知。
最早想當社會領袖
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碼頭，“南京號”輪船緩緩起錨離岸。21歲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揮手向前來送行的親友告別，踏上了赴美留學的旅程。
徐志摩曾說：“在24歲以前，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箇中國的漢密爾頓。”這位漢密爾頓，是美國開國元勳、首任財政部長。他是一位政治家、社會領袖。由此能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國的社會領袖的慾望。徐志摩以漢密爾頓為目標，是想從經濟入手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為此，他還取了個英文名“漢密爾頓·徐”。
徐志摩到美國後，進入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歷史系就讀。但他真正收穫的並非是課堂上的知識，而是被點燃的愛國熱情。
1918年11月，當一戰勝利的消息傳來，美國人湧上街頭歡呼慶祝，發自肺腑地為國家驕傲。徐志摩初到異邦就旁觀了這一幕，感觸頗深。
“他與室友共同訂立章程，發奮向學。章程的內容除了早起晚睡，多運動、多學習以外，還有每天7時朝會（激恥發心），傍晚面對祖國方向，高唱國歌。”《徐志摩傳》的作者韓石山說。
徐志摩到美國後不久，就聽說有一個留學波士頓的中國學生建立了愛國組織國防會。他認為，與其窮居，不如張揚，況且附近的紐約有不少英賢之士，不可失之交臂，於是約了好友前往波士頓，還去了哈佛大學。他在哈佛待了3天，不僅加入了國防會，還結識了吳宓、趙元任、梅光迪等中國留學生。
1919年年底，徐志摩來到紐約，進入漢密爾頓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學。充滿競爭和壓力的大都市進一步激發了徐志摩的愛國熱情，也讓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興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實業救國上面，轉而關注社會問題。
1920年，徐志摩以畢業論文《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結束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日子，收起行囊，準備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讀博士。這一次，他追隨的目標，變成了哲學家、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伯特蘭·羅素。
參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最終，徐志摩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拉斯基教授，並開始一些政治實踐，比如參觀基層選舉。這一時期，他給國內的《改造》雜誌寫了幾篇文章，談的也大都是政治話題。
這讓徐志摩如魚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這樣的大作家，又有知識界領袖迪金森、激進學者歐格敦這樣的社會活動家。1921年，徐志摩在狄更生介紹下，進入劍橋大學就讀。同年10月，他從歐格敦處拿到了羅素的住址。他立刻寫信請求見面，很快如願以償，從此成為羅素家中的常客。
徐志摩的英倫行結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決定回國，並放棄了博士學位。在這個決定的背後，既有眾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知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需要其回國相助。
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徐志摩就被梁啟超的學識、文采和思想所折服，赴美留學前，又成了梁啟超的弟子。
“梁啟超主導的大部分文學活動，都可以說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響著徐志摩。”韓石山解釋，“梁啟超召喚徐志摩回國參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是一個振興中國文化的計劃。”
批判社會的勇氣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的“好人政府”。於是在吳佩孚的支持下，法學家王寵惠、北大教授羅文乾等人入閣，但財政總長羅文乾的被捕讓“好人政府”如曇花一現。
這激起了知識界的強烈不滿。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辭呈，聲援羅文幹。初回國的徐志摩，帶著滿腔理想主義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寫下了《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併發出了“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吶喊。
“徐志摩不是一個純粹的詩人。回國後的兩三年間，在建樹詩人聲望的同時，他更多的是以時政評論家的身份說話。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這類文字。”韓石山說。早期徐志摩發聲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種報紙雜誌，在接辦《晨報副刊》後，那裡成了他的陣地。
1926年3月，日艦轟擊大沽口炮臺，國民軍還擊，史稱“大沽口事件”。是時，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輪上，聽著傳來的陣陣槍鳴炮響。回北平後，因八國要求拆除大沽口炮臺國防設施的通牒引發的“三一八”慘案，讓徐志摩終是難抑憤怒，寫下了《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報副刊》上，聞一多、饒孟侃等人紛紛發表詩文譴責北洋政府的暴行。《晨報副刊》上的《詩刊》創刊號幾乎成了“三一八”慘案紀念專號。
韓石山認為，《晨報副刊》這個陣地，正好展現了徐志摩批判社會的實力與勇氣。
因國難匆匆北歸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決定和外交官顧維鈞一道，乘張學良的專機南下。此前因顧維鈞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這12天，他幾乎與北平的好友都見了面。
其中與劇作家熊佛西最後的長談，頗值得深究。“記得正是深秋陰霾天氣，北風呼呼地颳著窗紙，落葉紛紛在院內捲起。熊熊爐火，一杯清茶，我們互談心曲，他說往事如夢，最近頗想到前線去殺敵！他恨不能戰死在沙場上！他什麼樣的生活都已經歷，只沒有過戰場上的生活！他覺得死在戰場上是今日詩人最好的歸宿。”熊佛西后來回憶說。
當時，“九一八”事變的炮聲剛過，民族危亡激起了每個中國人體內的血性。韓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後幾年，對政治的熱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變後，他的愛國熱情再度高漲了。顧維鈞當時負責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彙報東北、華北局勢。兩人同乘飛機，又是好友，東北、華北的情況應該都是有談到的。這也就不難理解徐志摩為什麼南下後又立刻北歸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後，與陸小曼發生過爭吵。11月19日清晨，他乘“濟南號”飛機去北平，終因飛機誤觸山頭而遇難。與陸小曼最後的爭吵，以及趕赴林徽因在北平協和小禮堂的報告會，似乎為徐志摩的人生畫了一個桃色的句號。
事實上，早在11月9日滯留北平時，徐志摩還給陸小曼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此行專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則我也顧不得。且走頗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約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須於三五日趕回，恐你失望，故先說及。”
韓石山解釋道：“所謂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們，所謂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緊逼，東北局勢危急，華北幾將不保的國難時刻，表示他們同仇敵愾的信念。這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徐志摩這一生，要說他堅持了什麼政治思想，其實並不明確。但有一件事他堅持，那就是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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