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宗、宣宗和李德裕這些君臣落幕之後，整個大唐王朝已經無可挽回走向深淵。天子荒淫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但此時各種社會問題、深層矛盾也大多為過去所遺留，日積月累冰凍三日，帝國早就病入膏肓，年輕的天子既不是理想的改革家也沒有這個能力，玩樂就成了他們最主要的罪名。
如果說宣宗李忱的“小太宗”的名號名不符實的話，那麼還僅僅是比不上唐太宗而已，還不至於敗家，到了宣宗的兒子懿宗李漼（cuī）和李漼的兒子僖宗李儇（xuān）這父子兩代皇帝，本來就不厚實的大唐家底就徹底被敗乾淨了。
“小太宗”宣宗還是沾染上了他們李家的一貫不良嗜好：好神仙、食金丹，追求長生不老，到了大中十三年（859年），金丹食得太多毒性發作，“疽發於背”背上長了一個大膿瘡，八月“疽甚”，已經沒治了，這就必然要考慮傳位的問題。
但是宣宗生前對立太子這件事一直不上心，還曾經對勸告他早立皇儲的大臣說“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那麼早立太子幹什麼，立了太子我不就成了閒人了嘛？
生死之際，這個問題已經由不得宣宗自己。宣宗兒子也不少，長子據說是鄆王李溫，也就是後來的懿宗李漼。為什麼說是據說，因為這位李溫（漼）很奇特，其他的幾位宣宗之子都被安排在宮中居住，只有這個老大一直被放去了十六宅，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
後來當上懿宗之後，李漼還很刻意地強調自己是他爸的長子，但是還是無法徹底打消人們對他的來路的懷疑，至少宣宗是不大喜歡這位長子的。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即將病逝之前，秘密吩咐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讓他們聯合神策軍右軍中尉王茂玄，一起擁立老三夔王李滋。宦官四貴中的三位都通知到了，唯一遺漏的就是左軍中尉王宗實，顯然手握兵權的王宗實是不受宣宗信賴甚至是有意排斥出去的。
這幾位宦官受密令之後，就發了一份詔書把王宗實調去當淮南監軍。王宗實收到詔書不想去，但也沒辦法，畢竟是天子詔書，老王已經收拾好行李啟程，剛到長安宣化門，在這裡王宗實碰到了老部下左軍副使亓（qí）元實。
亓元實說，首長你糊塗啊，“聖人不豫愈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皇上病了幾個月了，你都是隔著個簾子問起居，今日這麼重大一個事情，你難道連皇帝的面都不見一下就輕信了嗎？
王宗實立刻回過神來，帶著亓元實調神策左軍直衝皇宮。由於一直是禁軍首領，所以守衛的戰士根本攔不住王宗實，到了內宮一看，果真宣宗早就已經死了，一群人正圍著遺體哭哭啼啼。
恰巧此時另一位掌握武裝力量的神策軍中尉王茂玄並不在場，那幾位起草詔書的樞密使看見王宗實闖了進來，嚇得魂飛魄散跪在地上抱著老王的大腿大喊饒命。王宗實一腳一個，罵道你們這群王八蛋，皇上都死翹翹了，哪來的什麼詔書。
在抓捕了這批人控制住局面之後，王宗實下令宣徽北院使齊元簡帶人前去十六宅迎接鄆王李溫，當然王宗實也說立李溫是宣宗的遺囑。反正人已經躺那嚥氣了，怎麼說都行。就這樣，實力派宦官又推出了一位新天子，李溫即位，改名李漼。
無論是武宗的會昌年間還是宣宗的大中年間，總體形勢都還是好的穩定的，但懿宗一上臺改年號鹹通之後，各地就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事件，而且這些事件與之前的不安因素比較呈現出了新的特點，無疑預示著社會形勢將會產生新的變化，不及時處置解決，那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到社會問題矛盾積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是想解決都不容易解決了。
從事後看，鹹通年間的新問題就是邊患和內地民變，此時的邊患已經不是傳統的回鶻與吐蕃，這兩大強敵自行衰落，而西南新興的南詔政權則成為了不容忽視的邊疆問題。
在大中十三年，就是宣宗死的這一年，南詔王豐佑也死了，兒子世隆即位，唐以為“世隆”二字即犯了李世民又犯了李隆基的名諱，給人家改名“酋龍”。世隆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當年就出兵攻陷播州（今貴州遵義）。
次年鹹通元年（860年）南詔又遠征安南，交趾淪陷，又次年，南詔“陷邕州（今廣西南寧），留二十餘日而去”。此後數年，南詔北上西征，成為大唐西南邊疆的頭號勁敵。
鹹通五年（864年），朝廷任命憲宗時期討伐西川的名將高崇文之孫高駢（pián)為安南都護使，負責南方軍事。我們以前知道，突厥、回紇、吐蕃這些都是來自北方的入侵者，很容易直接威脅到首都長安的安全，所以政府往往高度重視。
從地理角度來說，遠在彩雲之南的南詔，不管怎麼說也基本上沒有可能一路北上去進攻到關中地區，對大唐的腹心好像形不成威脅，但是歷史學家有一種觀點認為“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下面我們會談到如何“禍基於桂林”。正是西南邊防的吃緊和處置不當，點燃了內地民變這個巨大的火藥桶。
我們的正史或者資治通鑑這類的歷史著作，通常只關注帝王將相、制度財政這些宏大的、中央一級的問題，除了像敦煌文書那樣的地方文獻有幸出土之外，其實我們對於中世紀唐代的地方社會所知實在甚少，千年以後我們能詳細知道長安城的大街小巷裡坊酒肆，但是除了長安我們還能知道多少其它城鎮和平民的生活？
所以，各地民變因何而產生社會矛盾是如何聚積，我們只能講出天子失職汙吏橫行官逼民反這類套話，更技術性一點的分析則要困難許多。
但是到了9世紀70年代，地方社會已然開始出現了動盪不安的苗頭，一股底層的怒火悄然醞釀形成，就在鹹通元年浙東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裘甫起義，“破剡縣，大敗浙東兵，眾至三萬”，數個月之內又連陷餘姚、慈溪、奉化、寧海。儘管七個月之後裘甫就被抓獲起義失敗，但是這已經和以前的安史之亂或者藩鎮割據形勢迥然不同，帝國面臨著新困境。
防禦南詔必須要增兵西南，而西南對於北方的政治中心和社會中心又過於遙遠，大規模軍事動員、組織運輸這些事情無疑都會牽扯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哪一個環節不小心失誤的話就極可能引發全局性的連鎖反應，邊患問題和民間矛盾一旦結合，火藥桶就到了爆炸的時候。
鹹通四年（863年）南詔又陷安南，朝廷覺得是兵員作戰能力不行，就選拔了兩千強悍的徐州兵前去增援，其中八百徐州兵駐守桂州（今廣西桂林）。
本來約好了三年一輪換，到時間就可以回徐州老家，但很可能是這批戰士的運輸費遣散費被官員貪汙了，所以軍官們開始使用拖延戰術，到了六年兩個週期的時候，長官又告訴大家再呆一年，明年一定讓你們回去，怒火中燒的將士們發現上當受騙，都虞侯許佶等人推舉糧食科科長龐勳為首領帶著大家自行北歸。
龐勳這一走就徹底拉開了大規模民變的序幕。徐州兵從桂林出發，沿湘江北上至湖南，又轉長江東去，一路到浙西入淮南，經泗州（今洪澤湖水下）破宿州又破徐州。
這一路龐勳的隊伍招兵買馬浩浩蕩蕩，“歸附者甚眾，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鹹通十年（869年），龐勳自稱天冊將軍，宣稱“自此勳與諸君真反”，起義軍與官兵在黃淮腹心地區大戰近一年。
儘管最終還是失敗，但是從北歸到敗死的這一年多的經歷，無疑向世人揭示了大唐這個數百年老店內部如何腐敗虛弱，民怨如何沸騰，這一遠征北上又大大激化了本就不安定的各種社會潛在亂源，裘甫龐勳的先行，必然會激勵出更多更大的顛覆者。
然而這時長安城裡的最高統治者們在做什麼呢，依舊是醉生夢死。或許是覺得南詔的威脅還過於遙遠，各地的民眾造反也只不過是肌膚之患，都遠不及及時行樂來得重要。
懿宗李漼是個典型的吃喝玩樂型君主，花樣無非還是那些，但是懿宗的荒淫程度更甚，此人極為講究排場，“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疲倦”。
懿宗還有一個和其他皇帝不一樣的特點，就是特別喜歡自己的女兒。鹹通十年同昌公主出嫁，婚禮辦得極盡奢華，“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裡，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結果第二年同昌公主就病死了，痛失愛女，懿宗勃然大怒，遷怒於給公主治病的太醫，“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系京兆獄”，濫捕濫殺完全壞了規矩章法。
鹹通十四年（873年）三月懿宗又敕使往法門寺迎佛骨，大臣跟他說憲宗迎佛骨入長安沒多久就死了，懿宗毫不在乎，說“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能見一眼佛骨，死也無憾了，整個迎佛骨的排場“元和之時不及遠矣”。說來也巧，迎回佛骨，到了當年七月，這位懿宗在奢華了十幾年之後也就病死了，41歲。
在懿宗的荒政風氣引領之下，整個朝廷和社會都瀰漫著一股奢華之風，“鹹通時代物情奢”，大家在極盡享樂之中迎接著末世的到來，大唐雄渾剛健之氣已然消失殆盡。
由於懿宗自己貪玩享樂，當然也不重視宰相的選拔，前後一共換了大約二十幾位宰相，全是庸碌貪婪之輩，比如懿宗特別信任的路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有大臣陳蟠叟向懿宗上書說“請破邊鹹一家，可贍軍二年”，把大老虎邊鹹抓了抄家，他們家財產可以供兩年的軍費開支。
懿宗問這個邊鹹是誰，陳蟠叟回答說是宰相路巖的親信，“上怒，流蟠叟於愛州”，非但不抓大老虎而是把揭發大老虎的陳蟠叟發配越南去了。
一個荒唐天子還不夠，接班懿宗的他的幼子僖宗李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玩樂方面毫不遜色於他老爹。僖宗即位的時候才十四歲（其實真實年齡是12歲），還是個頑童。
當了皇帝一刻也離不開從小就照顧他長大的貼身宦官田令孜，稱呼田令孜為“阿父”，比他親爹還親。從小就能盡情玩耍，僖宗很快成為一名大玩家，“騎射、劍槊、法算（做數學題）、音律、蒱博無不精妙”，鬥雞、蹴鞠樣樣精通，“猶喜擊毬”，曾跟身邊優人吹牛說“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
很快乾符二年（875年）這位“擊毬狀元”皇帝治下的帝國，就將面臨一位屢屢進士不第的落難書生、私鹽販子黃巢所帶來的颶風級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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