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宗、宣宗和李德裕这些君臣落幕之后，整个大唐王朝已经无可挽回走向深渊。天子荒淫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但此时各种社会问题、深层矛盾也大多为过去所遗留，日积月累冰冻三日，帝国早就病入膏肓，年轻的天子既不是理想的改革家也没有这个能力，玩乐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罪名。
如果说宣宗李忱的“小太宗”的名号名不符实的话，那么还仅仅是比不上唐太宗而已，还不至于败家，到了宣宗的儿子懿宗李漼（cuī）和李漼的儿子僖宗李儇（xuān）这父子两代皇帝，本来就不厚实的大唐家底就彻底被败干净了。
“小太宗”宣宗还是沾染上了他们李家的一贯不良嗜好：好神仙、食金丹，追求长生不老，到了大中十三年（859年），金丹食得太多毒性发作，“疽发于背”背上长了一个大脓疮，八月“疽甚”，已经没治了，这就必然要考虑传位的问题。
但是宣宗生前对立太子这件事一直不上心，还曾经对劝告他早立皇储的大臣说“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那么早立太子干什么，立了太子我不就成了闲人了嘛？
生死之际，这个问题已经由不得宣宗自己。宣宗儿子也不少，长子据说是郓王李温，也就是后来的懿宗李漼。为什么说是据说，因为这位李温（漼）很奇特，其他的几位宣宗之子都被安排在宫中居住，只有这个老大一直被放去了十六宅，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后来当上懿宗之后，李漼还很刻意地强调自己是他爸的长子，但是还是无法彻底打消人们对他的来路的怀疑，至少宣宗是不大喜欢这位长子的。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即将病逝之前，秘密吩咐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孺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让他们联合神策军右军中尉王茂玄，一起拥立老三夔王李滋。宦官四贵中的三位都通知到了，唯一遗漏的就是左军中尉王宗实，显然手握兵权的王宗实是不受宣宗信赖甚至是有意排斥出去的。
这几位宦官受密令之后，就发了一份诏书把王宗实调去当淮南监军。王宗实收到诏书不想去，但也没办法，毕竟是天子诏书，老王已经收拾好行李启程，刚到长安宣化门，在这里王宗实碰到了老部下左军副使亓（qí）元实。
亓元实说，首长你糊涂啊，“圣人不豫愈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皇上病了几个月了，你都是隔着个帘子问起居，今日这么重大一个事情，你难道连皇帝的面都不见一下就轻信了吗？
王宗实立刻回过神来，带着亓元实调神策左军直冲皇宫。由于一直是禁军首领，所以守卫的战士根本拦不住王宗实，到了内宫一看，果真宣宗早就已经死了，一群人正围着遗体哭哭啼啼。
恰巧此时另一位掌握武装力量的神策军中尉王茂玄并不在场，那几位起草诏书的枢密使看见王宗实闯了进来，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抱着老王的大腿大喊饶命。王宗实一脚一个，骂道你们这群王八蛋，皇上都死翘翘了，哪来的什么诏书。
在抓捕了这批人控制住局面之后，王宗实下令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带人前去十六宅迎接郓王李温，当然王宗实也说立李温是宣宗的遗嘱。反正人已经躺那咽气了，怎么说都行。就这样，实力派宦官又推出了一位新天子，李温即位，改名李漼。
无论是武宗的会昌年间还是宣宗的大中年间，总体形势都还是好的稳定的，但懿宗一上台改年号咸通之后，各地就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与之前的不安因素比较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无疑预示着社会形势将会产生新的变化，不及时处置解决，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到社会问题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想解决都不容易解决了。
从事后看，咸通年间的新问题就是边患和内地民变，此时的边患已经不是传统的回鹘与吐蕃，这两大强敌自行衰落，而西南新兴的南诏政权则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边疆问题。
在大中十三年，就是宣宗死的这一年，南诏王丰佑也死了，儿子世隆即位，唐以为“世隆”二字即犯了李世民又犯了李隆基的名讳，给人家改名“酋龙”。世隆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当年就出兵攻陷播州（今贵州遵义）。
次年咸通元年（860年）南诏又远征安南，交趾沦陷，又次年，南诏“陷邕州（今广西南宁），留二十余日而去”。此后数年，南诏北上西征，成为大唐西南边疆的头号劲敌。
咸通五年（864年），朝廷任命宪宗时期讨伐西川的名将高崇文之孙高骈（pián)为安南都护使，负责南方军事。我们以前知道，突厥、回纥、吐蕃这些都是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很容易直接威胁到首都长安的安全，所以政府往往高度重视。
从地理角度来说，远在彩云之南的南诏，不管怎么说也基本上没有可能一路北上去进攻到关中地区，对大唐的腹心好像形不成威胁，但是历史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下面我们会谈到如何“祸基于桂林”。正是西南边防的吃紧和处置不当，点燃了内地民变这个巨大的火药桶。
我们的正史或者资治通鉴这类的历史著作，通常只关注帝王将相、制度财政这些宏大的、中央一级的问题，除了像敦煌文书那样的地方文献有幸出土之外，其实我们对于中世纪唐代的地方社会所知实在甚少，千年以后我们能详细知道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坊酒肆，但是除了长安我们还能知道多少其它城镇和平民的生活？
所以，各地民变因何而产生社会矛盾是如何聚积，我们只能讲出天子失职污吏横行官逼民反这类套话，更技术性一点的分析则要困难许多。
但是到了9世纪70年代，地方社会已然开始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苗头，一股底层的怒火悄然酝酿形成，就在咸通元年浙东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裘甫起义，“破剡县，大败浙东兵，众至三万”，数个月之内又连陷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尽管七个月之后裘甫就被抓获起义失败，但是这已经和以前的安史之乱或者藩镇割据形势迥然不同，帝国面临着新困境。
防御南诏必须要增兵西南，而西南对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又过于遥远，大规模军事动员、组织运输这些事情无疑都会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哪一个环节不小心失误的话就极可能引发全局性的连锁反应，边患问题和民间矛盾一旦结合，火药桶就到了爆炸的时候。
咸通四年（863年）南诏又陷安南，朝廷觉得是兵员作战能力不行，就选拔了两千强悍的徐州兵前去增援，其中八百徐州兵驻守桂州（今广西桂林）。
本来约好了三年一轮换，到时间就可以回徐州老家，但很可能是这批战士的运输费遣散费被官员贪污了，所以军官们开始使用拖延战术，到了六年两个周期的时候，长官又告诉大家再呆一年，明年一定让你们回去，怒火中烧的将士们发现上当受骗，都虞侯许佶等人推举粮食科科长庞勋为首领带着大家自行北归。
庞勋这一走就彻底拉开了大规模民变的序幕。徐州兵从桂林出发，沿湘江北上至湖南，又转长江东去，一路到浙西入淮南，经泗州（今洪泽湖水下）破宿州又破徐州。
这一路庞勋的队伍招兵买马浩浩荡荡，“归附者甚众，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咸通十年（869年），庞勋自称天册将军，宣称“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起义军与官兵在黄淮腹心地区大战近一年。
尽管最终还是失败，但是从北归到败死的这一年多的经历，无疑向世人揭示了大唐这个数百年老店内部如何腐败虚弱，民怨如何沸腾，这一远征北上又大大激化了本就不安定的各种社会潜在乱源，裘甫庞勋的先行，必然会激励出更多更大的颠覆者。
然而这时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们在做什么呢，依旧是醉生梦死。或许是觉得南诏的威胁还过于遥远，各地的民众造反也只不过是肌肤之患，都远不及及时行乐来得重要。
懿宗李漼是个典型的吃喝玩乐型君主，花样无非还是那些，但是懿宗的荒淫程度更甚，此人极为讲究排场，“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疲倦”。
懿宗还有一个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自己的女儿。咸通十年同昌公主出嫁，婚礼办得极尽奢华，“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
结果第二年同昌公主就病死了，痛失爱女，懿宗勃然大怒，迁怒于给公主治病的太医，“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滥捕滥杀完全坏了规矩章法。
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懿宗又敕使往法门寺迎佛骨，大臣跟他说宪宗迎佛骨入长安没多久就死了，懿宗毫不在乎，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能见一眼佛骨，死也无憾了，整个迎佛骨的排场“元和之时不及远矣”。说来也巧，迎回佛骨，到了当年七月，这位懿宗在奢华了十几年之后也就病死了，41岁。
在懿宗的荒政风气引领之下，整个朝廷和社会都弥漫着一股奢华之风，“咸通时代物情奢”，大家在极尽享乐之中迎接着末世的到来，大唐雄浑刚健之气已然消失殆尽。
由于懿宗自己贪玩享乐，当然也不重视宰相的选拔，前后一共换了大约二十几位宰相，全是庸碌贪婪之辈，比如懿宗特别信任的路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有大臣陈蟠叟向懿宗上书说“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把大老虎边咸抓了抄家，他们家财产可以供两年的军费开支。
懿宗问这个边咸是谁，陈蟠叟回答说是宰相路岩的亲信，“上怒，流蟠叟于爱州”，非但不抓大老虎而是把揭发大老虎的陈蟠叟发配越南去了。
一个荒唐天子还不够，接班懿宗的他的幼子僖宗李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玩乐方面毫不逊色于他老爹。僖宗即位的时候才十四岁（其实真实年龄是12岁），还是个顽童。
当了皇帝一刻也离不开从小就照顾他长大的贴身宦官田令孜，称呼田令孜为“阿父”，比他亲爹还亲。从小就能尽情玩耍，僖宗很快成为一名大玩家，“骑射、剑槊、法算（做数学题）、音律、蒱博无不精妙”，斗鸡、蹴鞠样样精通，“犹喜击毬”，曾跟身边优人吹牛说“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
很快乾符二年（875年）这位“击毬状元”皇帝治下的帝国，就将面临一位屡屡进士不第的落难书生、私盐贩子黄巢所带来的飓风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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