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祭祀
舊時各戶堂屋上面正中均設有神龕，有的用紅紙黑字，有的用漆木裱金字，立“天地君親師位”。兩旁貼對聯，頂上貼“福”字，龕內擺香爐、木雕神像和先祖牌位。廚房內面設灶神位。民間除清明掃墓，中元燒包外，每逢歲時、喜慶、生誕、忌辰，必備酒菜對天地祖宗舉行祭祀。每天早晚敲罄(朝三暮四，預示越敲越富；朝七暮八，預示越敲越發)，炷香禮拜，晚間還要點鍋燈。如遇病災，除在家祭祀外，還要至土地廟、王爺廟前禱告許願。每年冬至，各族人人宗祠祭始遷祖，收族修譜，辦冬至酒。各種祭祀禮儀均己在“傳統節日”、“生產風俗”“社會世像”等章節中記述，不再贅述。
惜字風俗
惜字，意即珍惜文字。舊時謂文字為聖人所創，對有文字之紙，不可隨意丟棄或汙損。相傳，黃帝史官倉頡創造了文字，倉頡也成了民間俗神，稱為倉聖。清初即在今中山西路建有倉聖廟，可見長沙民間惜字之風由來已久。長沙農村至今還有多座尚未拆除的惜字塔，如開福區植基塔，長沙縣石常惜字塔、開慧飄峰塔等。
惜字塔，亦稱為惜字樓、焚字庫、焚紙樓、文風塔、文峰塔、培文塔等，是用於燒燬書有文字的紙張的地方，是古人“敬惜字紙”理念的體現之一。受科舉制度影響，古人認為文字是神聖和崇高的，寫在紙上的文字，不能隨意褻瀆。即使是廢字紙，也必須誠心敬意地燒掉。《二刻拍案》卷一開篇詩曰：“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當付火中。或置長流清淨處，自然福祿永無窮。”
史載惜字塔始建於宋代，到元明清時已相當普及。惜字塔通常建造於城鎮街口、書院寺廟之內、道路橋樑旁邊。有些大戶人家亦在自家院內建有惜字塔，長沙惜字公莊的街名由此而來。有些塔龕中供奉倉頡、文昌、孔聖等神位，並配以相應的楹聯與吉祥圖案。如建於清光緒元年(1875年)的長沙縣開慧鄉飄峰塔，第二層為“化紙爐”，爐門半圓形，塑有人物故事，神態風采栩栩如生。第六層有門，內有石雕神像一尊。門上有“筆陣凌雲”四字。兩側有對聯：“山河並秀，日月增輝。”
祈雨求晴
古人在遇到自然災害，特別是久旱不雨或洪澇災害時，常束手無策，只好求助於神靈，因而各種祈雨求晴的習俗應運而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長沙大旱，湖南巡撫趙申喬親赴榔梨陶公廟迎接陶公真身菩薩進城求雨。還真為陶公菩薩碰中了，儀式過後，果真“天忽大雨，水盈尺”。從此，陶公廟就一直受到帝王的重視和保護。清咸豐皇帝還封陶淡和陶烜為“孚佑真人”和“福佑真人”，並下旨將陶公廟祀列入禮部春秋祭祀名單。
趙申喬帶了頭，以後湖南各任巡撫紛紛仿效。同治十年（1871年）夏季，又發生嚴重乾旱，巡撫王文韶，也親自到榔梨將陶公菩薩迎請進城求雨。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先是春旱，巡撫吳大澂素服芒鞋，率領僚屬士紳，到陶公廟裡求雨。到７月，乾旱更甚，吳大澂再次到榔梨，將陶公的肉身請到城裡去求雨。曹孟其在《述臨湘山》一書中說：“迎神入城時，餘居山下，猶親見之，其體豐偉異於常人。”可見確有其事。由於久求無應，吳大澂也仿效前輩趙申喬的做法，燔臺逼雨。從這回以後，地方民眾不再同意將陶公的肉身請出去，而另立木牌位代替，以保全這一古代遺骸。吳大澂這回求雨，自然也和過去一樣，得到“應驗”而體面地收場。為了感念“神功”，他給陶公題寫了一塊“三湘霖雨”的匾額，還刊刻了他親自撰寫的篆體《陶公廟碑》，古樸典雅。
民國六年(1917年)，又發生特大幹旱，湖南督軍譚延闓命當時任長沙縣知事的姜濟寰為代表，也將陶公牌位請到城裡求雨。
舊時，玉泉山(位於今芙蓉區玉泉街)也是長沙祈晴或求雨的重要場所。玉泉山舊名接龍庵，清同治《長沙縣誌》載：“接龍庵在長沙府署前，即玉泉山觀音寺，國初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太守薛琳聲修。”乾隆十二年(1747)長沙知府呂肅高重修觀音寺，門聯雲：“塵劫幾經年，菩薩衣衾觀自在；蓮臺今再造，蒼生從此樂昇平。”咸豐間眾姓續修。
玉泉山坪內建有戲臺，大旱之年，臺上架著一個用紙紮成面目猙獰的大鬼，說是“旱魃”，因天久不雨，遂鳴鑼擊鼓，將“旱魃”斬之臺下。民國十三年(1924年)長沙發大水，省長趙恆惕親往北門外祭江。祭畢，又逕赴玉泉山，拜祭陶、李二真人。李行之《湖湘舊聞錄》載：“玉泉山本祀觀音大士，香火之盛，為湖南第一。今以陶、李兩真人由鄉間遠道入城，下榻此間，不能不待以賓客之禮，因而請大士退居別室。全城群眾往拜二真人者，男女老幼，絡繹不絕，戶限為穿，殿內香氣氤氳，燭光燎亮。及趙省長入廟，即將一般香客驅逐出廟，警衛森嚴。天忽略放晴光，人們莫不高興，都說至誠可以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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