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祭祀
旧时各户堂屋上面正中均设有神龛，有的用红纸黑字，有的用漆木裱金字，立“天地君亲师位”。两旁贴对联，顶上贴“福”字，龛内摆香炉、木雕神像和先祖牌位。厨房内面设灶神位。民间除清明扫墓，中元烧包外，每逢岁时、喜庆、生诞、忌辰，必备酒菜对天地祖宗举行祭祀。每天早晚敲罄(朝三暮四，预示越敲越富；朝七暮八，预示越敲越发)，炷香礼拜，晚间还要点锅灯。如遇病灾，除在家祭祀外，还要至土地庙、王爷庙前祷告许愿。每年冬至，各族人人宗祠祭始迁祖，收族修谱，办冬至酒。各种祭祀礼仪均己在“传统节日”、“生产风俗”“社会世像”等章节中记述，不再赘述。
惜字风俗
惜字，意即珍惜文字。旧时谓文字为圣人所创，对有文字之纸，不可随意丢弃或污损。相传，黄帝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仓颉也成了民间俗神，称为仓圣。清初即在今中山西路建有仓圣庙，可见长沙民间惜字之风由来已久。长沙农村至今还有多座尚未拆除的惜字塔，如开福区植基塔，长沙县石常惜字塔、开慧飘峰塔等。
惜字塔，亦称为惜字楼、焚字库、焚纸楼、文风塔、文峰塔、培文塔等，是用于烧毁书有文字的纸张的地方，是古人“敬惜字纸”理念的体现之一。受科举制度影响，古人认为文字是神圣和崇高的，写在纸上的文字，不能随意亵渎。即使是废字纸，也必须诚心敬意地烧掉。《二刻拍案》卷一开篇诗曰：“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史载惜字塔始建于宋代，到元明清时已相当普及。惜字塔通常建造于城镇街口、书院寺庙之内、道路桥梁旁边。有些大户人家亦在自家院内建有惜字塔，长沙惜字公庄的街名由此而来。有些塔龛中供奉仓颉、文昌、孔圣等神位，并配以相应的楹联与吉祥图案。如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长沙县开慧乡飘峰塔，第二层为“化纸炉”，炉门半圆形，塑有人物故事，神态风采栩栩如生。第六层有门，内有石雕神像一尊。门上有“笔阵凌云”四字。两侧有对联：“山河并秀，日月增辉。”
祈雨求晴
古人在遇到自然灾害，特别是久旱不雨或洪涝灾害时，常束手无策，只好求助于神灵，因而各种祈雨求晴的习俗应运而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长沙大旱，湖南巡抚赵申乔亲赴榔梨陶公庙迎接陶公真身菩萨进城求雨。还真为陶公菩萨碰中了，仪式过后，果真“天忽大雨，水盈尺”。从此，陶公庙就一直受到帝王的重视和保护。清咸丰皇帝还封陶淡和陶烜为“孚佑真人”和“福佑真人”，并下旨将陶公庙祀列入礼部春秋祭祀名单。
赵申乔带了头，以后湖南各任巡抚纷纷仿效。同治十年（1871年）夏季，又发生严重干旱，巡抚王文韶，也亲自到榔梨将陶公菩萨迎请进城求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先是春旱，巡抚吴大澂素服芒鞋，率领僚属士绅，到陶公庙里求雨。到７月，干旱更甚，吴大澂再次到榔梨，将陶公的肉身请到城里去求雨。曹孟其在《述临湘山》一书中说：“迎神入城时，余居山下，犹亲见之，其体丰伟异于常人。”可见确有其事。由于久求无应，吴大澂也仿效前辈赵申乔的做法，燔台逼雨。从这回以后，地方民众不再同意将陶公的肉身请出去，而另立木牌位代替，以保全这一古代遗骸。吴大澂这回求雨，自然也和过去一样，得到“应验”而体面地收场。为了感念“神功”，他给陶公题写了一块“三湘霖雨”的匾额，还刊刻了他亲自撰写的篆体《陶公庙碑》，古朴典雅。
民国六年(1917年)，又发生特大干旱，湖南督军谭延闿命当时任长沙县知事的姜济寰为代表，也将陶公牌位请到城里求雨。
旧时，玉泉山(位于今芙蓉区玉泉街)也是长沙祈晴或求雨的重要场所。玉泉山旧名接龙庵，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接龙庵在长沙府署前，即玉泉山观音寺，国初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太守薛琳声修。”乾隆十二年(1747)长沙知府吕肃高重修观音寺，门联云：“尘劫几经年，菩萨衣衾观自在；莲台今再造，苍生从此乐升平。”咸丰间众姓续修。
玉泉山坪内建有戏台，大旱之年，台上架着一个用纸扎成面目狰狞的大鬼，说是“旱魃”，因天久不雨，遂鸣锣击鼓，将“旱魃”斩之台下。民国十三年(1924年)长沙发大水，省长赵恒惕亲往北门外祭江。祭毕，又迳赴玉泉山，拜祭陶、李二真人。李行之《湖湘旧闻录》载：“玉泉山本祀观音大士，香火之盛，为湖南第一。今以陶、李两真人由乡间远道入城，下榻此间，不能不待以宾客之礼，因而请大士退居别室。全城群众往拜二真人者，男女老幼，络绎不绝，户限为穿，殿内香气氤氲，烛光燎亮。及赵省长入庙，即将一般香客驱逐出庙，警卫森严。天忽略放晴光，人们莫不高兴，都说至诚可以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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