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經過4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改革跨入了後半程。從新時期到新時代，從前半程到後半程，不變的改革主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變的是不同歷史方位改革所要實現的目標、解決的問題和推進的方式。
從不改革“死路一條”走向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是形勢逼出來的。40年前，歷經十年“文革”重創，面對“被開除球籍”的局面，黨和人民憂思“中國向何處去”。鄧小平大聲疾呼，“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我們黨因而迅速轉移工作重心，實行改革開放，不僅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激發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機活力，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改革之路永無止境也從無坦途。如果說當初不改革是“過不去、趕不上來”，那麼今天不改革則是“上不去、強不起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講常新”。堅定“四個自信”，改革未有窮期；推進“四個偉大”，改革雖遠必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得以實現。
從“先易後難、漸進式推動”走向“頂層設計、整體規劃推進”。我國改革循著從農村向城市、從沿海向內地、從增量向存量、從經濟領域向其他領域次第展開。鄧小平形象地概括為“摸著石頭過河”。這是我國改革的基本方法。如今的改革，進入深水區。深就深在面對的都是深層次矛盾、深層次問題，並且，錯綜複雜地糾結在一起，就像一筐螃蟹，抓起一個又牽起另一個。改革到了這個階段，確實需要增強整體意識，更加註重頂層設計，增強各項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全面改革。深水區的改革，蹄疾還要步穩。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無論改什麼、改到哪一步，必須堅持“三個不能變”：黨對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不能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不能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取向不能變。
從“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走向“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改革說到底是利益關係的調整。利益既是改革之動力，也是改革之艱難所在。改革開放之初，推進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束縛，當時的改革是在爭議中進行的。伴隨改革使多數人不斷受益，人們逐漸形成共識，最終衝破了“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在帶有普惠性質的“帕累託改進”完成後，改革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影響改革的許多思想障礙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尤其是來自各種既得利益的羈絆”。這也是造成改革共識邊際遞減的一個因素，出現“改完了”“過頭了”“改不動、改不了”等議論，思想僵化、價值分化、利益固化並存。“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深化改革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當改革者轉身成為被改革者，推進改革，實際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從“刀刃向內、敢於自我革命”“簡政放權”，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實質上是一場自我革命。
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走向“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公平正義” 。從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為節點，我們黨對公平與效率關係的認識和政策設計在探索中深化，推動市場化改革取得成功，也增加和累積了相當多的問題。一如鄧小平曾指出的，“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新時代謀劃推進改革的邏輯起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發展和改革高度融合”“‘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因此，改革既要往有利於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也要往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既要推動有利於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的改革，也要推動有利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
從“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走向“於法有據、先立後破”。一定意義上說，改革是破、法治是立，改革是變、法治是定。我國當初的改革“摸著石頭過河”，先行先試，成熟後再上升為法律。從小崗“大包乾”到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的建立，從“傻子瓜子”到非公有制經濟的產生，從企業承包到現代企業制度的形成，莫不如此。改革的紅利就是制度的紅利，也是法治的紅利。“先上船後買票”，先發展後規範，改革上路但法治讓路了，改革在前但法治靠後了。實踐表明，改革需要法治引領，否則就可能出現偏差；法治需要跟上改革步伐，否則就可能因阻礙發展而失去其應有功能。習近平總書記特別要求，“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凡屬重大改革要於法有據”。強調的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改革，標誌著改革進入法治化的新階段。深化改革只能在法治下進行，以最大限度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識、完善改革決策、規範改革行為、推動改革進程、固化改革成果，保證改革始終在法治的軌道上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化。
從“倒逼式改革”走向“改革自信”。我國改革是闖與乾的過程，也是逼與改的進程。無論是開放倒逼、危機倒逼還是問題倒逼，都在由流溯源、變果為因、逆向促使中獲得改革的原動力，讓潛在的改革紅利發揮出來。改革一路走來，基本的景象就是：當發展面臨體制障礙難以前行、“山重水複疑無路”時，通過改革掃除障礙、增添動力，就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堪稱世界上最善於變革的政黨，中國改革模式堪稱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最成功的典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改革開放的自信。這種自信體現於“我要改”而不是誰推動我們改的改革共識，來源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指引。推進今天的改革，“比認識更重要的是決心，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擔當”。從“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到“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再到“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體現的是改革的自信，推進的是自信的改革。
恩格斯曾斷言，社會主義社會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將改革進行到底，就一定能推動人類社會美好前景在中國大地上生動展現。（《學習時報 》2018年7月25日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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