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講“國學”，對國學的內涵外延，沒有闡述清楚，或者雖有所說明，但在學理上論證不足。其實，“國學”這個概念中國歷史上就有，《周禮》裡面就有，《漢書》、《後漢書》、《晉書》裡面，都有“國學”的概念。
比如，廬山下面有個白鹿洞書院，是近三十年恢復重建起來的。這個書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為當時的“四大書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這個地方不叫白鹿洞書院，而是叫“白鹿洞國學”。白鹿洞國學是個什麼意思呢？是所學校。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國學”這個概念是有的，“國學”這個名詞是有的，但歷來講的所謂“國學”，都是指“國立學校”的意思。
那麼“國學”作為一個現代學術的概念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至少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啟超和黃遵憲的通信裡面，就開始使用“國學”的概念了。要知道這兩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變的時候被處罰的人員，梁啟超跟他的老師康有為跑到海外，而黃遵憲，當時在湖南參加陳寶箴領導的“湖南新政”，也受到了處分。他有在日本的經理，有外交經驗，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其實他很穩健，在湖南的時候就提出主張漸進的變革，反對激進的變革，實際上他跟康、梁的激進是有區別的，但還是處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變後的晚些時候，被革職的黃遵憲回到廣東老家，而這個時候梁啟超有一段在日本。他們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啟超寫給黃遵憲的信我們看不到了，我們看到的是黃遵憲寫給梁啟超的信。黃遵憲在信裡說：“你提出要辦《國學報》，我覺得現在還不是時候。”辦《國學報》是不是時候，我們探討國學概念可以暫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這一年，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黃遵憲——試想，他們在晚清，是何等樣的地位，何等樣的人物——他們提出了並且使用了“國學”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啟超寫《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裡面最後一節，又使用了“國學”的概念。他說，現在有人擔心，“西學”這麼興亡，新學青年唾棄“國學”，很可能國學會走向滅亡。梁啟超說不會的，“外學”越發達，“國學”反而增添活氣，獲得發展的生機。他在這裡再次用了“國學”的概念，而且把“國學”和“外學”兩個概念比較著使用。
我們知道，在1898年——維新改革最高漲的時期——當年五月，張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寫了一篇大文章叫《勸學篇》。他在《勸學篇》的“外篇”裡面有一節專門講“設學”——設立學校——他說在課程設置的時候，要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可是在1921年梁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轉述張之洞的主張，他說，自從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國一時以為“至言”——以為這個話講得太好了，誰都同意。可是，在轉述的時候做了一個改變：張之洞本來是講“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轉述成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從此以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判斷，一個晚清以來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斷，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歷史的人記在腦子裡了，而忘記張之洞在《勸學篇》裡面本來講的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今天研究“國學”概念的淵源與流變，我可以說，張之洞在《勸學篇》裡講的“舊學”，梁啟超轉述的時候講的“中學”，跟“國學”的概念——梁啟超和黃遵憲1902年講的“國學”的概念——幾乎是同等概念，實際上就是中國的這套傳統的學問。可是，當時雖然這麼講了，對於什麼是“國學”，沒有人作分疏。
時間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們”，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這個時間很重要。在1923年的時候，北京大學的“國學們”要出版一個刊物，叫《國學季刊》。北大這個《國學季刊》的發刊詞請胡適之先生來寫，胡適之先生就在這個發刊詞裡講——他因為有西學的底子，又有中學的底子，他喜歡下定義——什麼是國學呢？他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國故”是誰提出來的呢？他說自從章太炎先生寫的一本書叫《國故論衡》，“國故”這個詞，大家就覺得可以成立了。這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適之先生第一次對國學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概念的內涵太寬，所以胡先生這個定義事實上沒有被學術界採納，後來很長時間，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不講這些了——後來到“國學”的概念繼續講的時候，都不見再有人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為什麼呢？“國故”這個概念太龐雜，古代的社會制度、人物、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禮儀、風俗、習慣、服飾都包括在裡面了。如果“國學”就是研究這些漫無邊際的所有中國歷史上的事物，你很難把握住哪些是這一“學”的主要內容。
所以，事實上，學術界沒有采納胡先生的定義，學術界不約而同地在三四十年代都認可“國學”的另一個定義，就是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學術”。什麼是中國的“固有學術”呢？就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當然唐代的文化內容多了，經學在唐朝也很發達，有《五經正義》——但唐朝的佛學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時候，一個新的哲學流派出現了，就是理學，以朱子為集大成的理學。而到明代，則出現了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清代中葉的時候——主要是乾隆和嘉慶時期，清代的學術比較發達——這時候的學問，以考據為主要特徵，叫“樸學”，甚至也叫“清代漢學”。
就是這樣一個學術史的流變，大家覺得這就是“國學”。錢穆先生在北大講國學的時候——後來整理成書叫《國學概論》——他首先講，“國學”這個概念將來“恐不立”，然後說明，他書中講的是“本國學術思想的流變和變遷”。而馬一浮給“國學”重新下定義的時候，也說：“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只不過他並不認可這個定義。因為人家會問：你是指哪個時代的學術呢？先秦的、兩漢的、魏晉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還是清代的？還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講中國的學術，不僅有儒學，還有道家，還有道教，還有佛學，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呢？所以，馬先生覺得把國學定義為“中國固有學術”，還是太籠統、太寬泛。
1938年5月，浙江大學遷移到江西的泰和，竺可楨校長請馬一浮先生去開了一個國學講座，講座的第一講就是從“楷定國學名義”開始，他提出，時下關於“國學”是固有學術的提法，還是太覺“廣泛籠統，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馬一浮先生認為，國學就應該是“六藝之學”，這是他給出的新的不同於以往的國學定義。“六藝”就是“六經”，是中國學問的最初源頭，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
他提出的國學的這個新定義，長期沒有人聞問，直到2006年，我寫《論國學》，才把馬一浮先生的國學定義重新提示出來，強調“國學者，六藝之學也”。這是馬先生的原話。從那以後，七八年的時間，我不斷寫文章，演講，倡導，鼓吹，不遺餘力。雖然不見有誰寫文章跟我討論，但是我知道，大多數人不很贊成我的看法，覺得劉夢溪竟然認為國學就是“六經”，這不是把“國學”等同於“儒學”嗎？其實“六藝”不光是儒學的源頭，道家的源頭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經》，“六經”是和文史哲各科都不想重複的我國學術的一門最高的學問。
馬一浮提出這樣一個國學定義，它的了不起之處在哪裡呢？它可以跟教育結合起來。你講“國學是中國的固有學術”，那是關於學術史流變的學問，專業人員研究起來尚且不無困難，你怎麼可能叫社會學科、自然學科、其他學科都來關注這樣一個“國學”呢？一般民眾更不用說了。可是既然叫“國學”，就不能跟一般民眾不發生關聯。如果定義“國學”是“六藝之學”，就是“六經”，跟全體民眾都會有關係。熊十力先生就講過，“六經”是中國人立國和做人的基本依據。你要了解“基本依據”四個字，實際上是說中國人的精神源頭和根底在“六經”。所以如果把“國學”定義為“六經”的話，它就可以進入現代的教育。
劉夢溪：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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