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 140cmx160cm 綜合材料
在德國的幾年，對他來說，彷彿一場漫長的瀏覽。“一邊是看，一邊是拒絕接受。因為有些文化門檻確實進不去，歐洲的某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永遠是屏蔽的，在他們的文化貴族感面前，自覺地逃避。”
“這裡有這麼多人，這麼吵、這麼煩，你不可能想象自己在中國而做抽象，不畫人。我以為抽象在歐洲才是自然的，因為他們在象牙塔裡，可以迴避痛苦，迴避疼痛，迴避現實的問題”
楊重光的花園在當地小有名氣，路人為我指明瞭方向。剛走近柵欄，就看見滿園的春天奪門而出。這其實是楊太太的花園，花園的主人，頭上頂著遮陽帽和毛巾，雙手泥土出來迎客。隱在安徽市郊的“莫奈花園”，曾經作為中國私家花園的代表獲頒“世界最美花園”的獎項，它呼應著法國吉維尼小鎮的那一個真身，主人對莫奈花園的喜愛溢於言表，她甚至連微信名都叫莫奈。
戶外是太太的領地，室內則是丈夫的。其茂密和豐沛不亞於外面那個盎然的花園，眼睛疲於奔命：到處堆滿了紙張、畫冊、稚拙的陶藝小雕塑，牆壁上都寫滿了塗鴉，細看，是聖經裡的句子。創造欲像從雷管裡炸開，鋪天蓋地，到處都是，連廁所都沒有放過：一個男式的牆面小便池廢棄不用了，層層疊疊包裹起來，上面還塑了一個頭，一個半歪著的詭異而陰鬱的腦袋，塗著紅唇，略帶睥睨地看著每一個心懷惴惴的如廁者。
楊重光解釋說，太太嫌棄這個小便池不好清理，可是請人來把它砸掉也頗麻煩，還得重新貼瓷磚，於是他就動手把它做成一個裝置。聽上去似乎是比杜尚的“小便池”動機更合理的一個藝術作品。
在熱鬧非凡的當代藝術圈，楊重光幾乎是一個隱者。他剛剛開始使用微信，在此之前，他連自己的手機都沒有，任何聯繫都必須經過他太太，她是他對外聯繫的通道，柺杖一般的存在。“我連自己買一張火車票都不會。”如果太太不出手相助，他就出不了遠門。當年他受朱清時校長之邀，回國擔任中國科技大學現代藝術中心主任，學生以為海外歸來的教授一定很洋派，結果發現他連電腦都不會用。上課的時候播放課件，他以為鼠標是遙控器，拿起來在空中對著投影儀一通亂搖，學生以為他在搞笑。
“後來發現我是真的打不開投影，學生就跑來幫忙，然後學生狠狠地看我一眼：他是真不會，他可真笨！”
《社會招貼3》 180cmx140cm 綜合材料
美聲男高音不走尋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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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紀80年代，楊重光就成名了，那時他是蕪湖的一個音樂教師，業餘畫畫，竟然畫出了名堂。從1981年開始，他便陸陸續續參加展覽，當時八五美術新潮還未開始，但是他已經名聲在外。“當時我們有幾個人，這些人就是在安徽製造洪水猛獸，畫風不好看。”
“我在上海辦個展、在南京辦個展，然後到中央美院辦個展，又在外面搞小講座，《畫刊》雜誌給我做了專題，《新民晚報》上面說，沒想到安徽一個男高音會畫畫。我就有點皺眉頭——你不要說什麼男高音，你只說畫得好不好。”
他記憶中的80年代有一種奇特的氣息，混雜著浪漫和悖論。在他學音樂的學校，出門就是蘋果地，男高音唱著帕瓦羅蒂的美聲，但是放眼看去，滿目都是毛驢和拖拉機。
當時任教的學校倒也沒有覺得他不務正業，因為連教育局長和宣傳部長都分別坐了小車到學校來參觀他的作品。教育局長甚至對校長說，你們學校為什麼不利用楊重光在外面的聲名，把美術專科也開起來呢？校長因此很高興，敲定了請領導支持、撥款，很快組織了一批老師，還真就把美術專科開起來了。
校長對楊重光說，“你保持你的創作狀態。”這等於給了他某種豁免，某種自由，這個男高音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完全走上了繪畫之路。
《抱小孩的男人》 78cmx54cm 紙上綜合材料
“我在看一幅巨型的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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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因緣也並非空穴來風，楊重光的父親楊紹萬早年上過蘇州美專，是顏文樑的學生，因為畫風誇張，“型永遠不準”，學校建議他退學，於是改去南京中央大學學了文學。“我一直要提到我的父親，如果沒有我父親我可能跟藝術就無緣，我父親從小時候就把我們領到這個路來。他雖然拼命跟我們講，你們千萬不能從文，千萬不能搞文學，不能寫詩歌，但是沒說不能畫畫。我說你為什麼阻攔我？他說你爸爸因為從文從藝一直被批鬥，你看我，一直在農場裡回不了家。”
楊重光的父親一生坎坷，因為英語水平優秀，畢業後在國民黨政府擔任文職工作，參與翻譯了日本投降的降書，並因此被提拔為少校，這在後來的“文革”中成了罪狀。
即便如此，父親的衣箱裡永遠藏著自己的繪畫作品，畫作受潮，衣服都染了，他照樣穿著那些沾滿了藹色顏料斑漬的襯衫，那色彩來自他筆下的黃山。挑糞的時候，楊重光看見父親對著廁所斑駁的老牆長時間發呆，渾然不知其臭。問他，他臉上掛著神秘的喜悅，“我在看一幅巨型的油畫。”
“我們兄弟幾個都沒有數理化細胞，我的數學差得簡直小學二年級以後就困難了，但是我文科非常好，我跟爸爸講，我們的文科都好，都遺傳你，你叫我走其他路，沒門。所以父親講歸講，後來發現根本管不了，我們就喜歡畫畫，就喜歡唱歌，就喜歡文藝。”
楊重光從初中開始畫畫，胡亂塗鴉，父親常常走過來看一看，悄悄說一句：“好的。”都是鼓勵，從來不批評。父親被關在牛棚裡的時候，楊重光每次積累了一批畫就帶去給父親，父親趁人不在，躲在賬篷裡面一張張地看。父親喜歡楊重光的畫，因為他像他自己當年一樣，畫面中充滿誇張和變形。“我就是把一個汽車畫得比樓房還大，把人身上畫得長出動物來。有時候畫靜美的風景，比如門口一個小水塘，完全是唯美的，沒有透視，但是我畫得很用心，情感硬要進入。”
《抱小孩的男人》 78cmx54cm 紙上綜合材料
沒有專業的自由繪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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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告誡楊重光，千萬不要去上專業的美術學院，他生怕這個孩子身上表現出來的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被科班教育規範掉。後來楊重光的哥哥楊起上了藝術學校，成為不錯的畫家，尤以連環畫和主題創作見長，但是父親還是把楊重光的畫掛在家裡，認為他畫得更好。
“我哥哥很相信我父親，我們都是他的學生。就問爸爸好在哪？‘他誇張，他像表現主義。’他給我們講了魯迅收藏的版畫，講德國的表現主義，我們家的帳子破了，拿蘇聯的《星火》雜誌來貼帳子，《星火》雜誌上面有很多變形的人物，很早就介紹立體主義。從小到大，父親一邊喝酒一邊給我們講這些，白天他挨批鬥，但是回到家裡，小酒下肚，就是完全兩個世界，他的羅曼蒂克，他的詩意，他對文學藝術所有的看法全部都出來了。他那種瘋狂的想象力，就在最被壓抑時期、在我們幼小靈魂還在生長的時候陪著我們。”因此，90年代初，楊重光得到一個出國留學的機會，他馬上飛向了德國，飛向了表現主義。
簽證的時候，他的德語一塌糊塗，只會最簡單的一些單詞，也幾乎聽不懂。幸虧簽證官是一個非常喜歡藝術的老頭，楊重光把《畫刊》等雜誌對自己的報道遞上去給他看。“老先生用德語問我，你說德語嗎？我說Nein(不)。那你說中文嗎？我說Ja（是的）。他接著問，如果你到德國還繼續說中文嗎？我說Ja(是的)。他就笑破肚皮了，他說你太厲害了，你是畢加索，到了德國還說中文，就是不學德文，這太牛了。然後他就在那個簽證紙上寫了一個OK。”
他賣了幾幅畫才湊齊了旅費，到了德國，全身上下只有兩百美金。一年之後，他進入德國布倫瑞克造型藝術學院的自由繪畫系攻讀博士。“自由繪畫系”是西方藝術教育裡的一個特色種類，它是綜合性、跨媒材的一種教學方式，鼓勵沒有邊界的藝術探索。自由繪畫系裡包含所有的專業，老師對學生不提任何強制性的要求，而是在更寬泛、更自由的觀念前提下，學生自由發展，既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往某個專業的精深處行去，也可以什麼都涉獵，成為一個雜家。這簡直太對楊重光的胃口了。
楊重光在德國的時候，正值柏林牆倒塌不久，他從德國溫柔的南部來到嚴苛的北部，“北部是一個打架的地方、混戰的地方，東、西柏林剛統一，很多窮人，很多藝術家，很多想眼睛睜開發現德國新奇的人，包括美國人，都來到北部，我的學校也靠近這裡。”在德國七年，他很快解決了生活問題，並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成為德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和德國波鴻大學客座教授。
巴塞利茲、保羅·克利、蘇丁、塔皮埃斯、埃米爾·舒馬赫、杜馬斯、肯特里奇……在這些漫長的名單裡，楊重光吸收了他們的營養，但同時也保有了一種文化上的驕傲，這種驕傲時常跟自卑深深地糾纏在一起。在德國的幾年異域生活，對他來說，彷彿一場漫長的瀏覽。“一邊是看，一邊又是拒絕接受。因為有些文化門檻確實進不去，歐洲的某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永遠是屏蔽的，在他們的文化貴族感面前，自覺地逃避。”
楊重光說:"我想畫什麼就畫什麼，你們不要管我。” 圖 / 受訪者提供
“中國式表現主義才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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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之後，他常常說，德國的表現主義已經完成，而中國的表現主義才剛剛開始。
在楊重光的認知系統裡，表現主義並不只是技法和風格上的一個流派，它的出現，背後總會伴隨更深的社會學根源，表現主義不僅僅是某種方法論，更是體現了某種價值觀。當下的中國，正在為這種深刻而複雜的表現主義提供土壤。
“寶馬和老木車在馬路上並行，老漢坐在山前的家門口嘆氣，他的時間和情感還是古代的，而一個肚子很大的老闆開著雪白的豪車上山來找野茶……”這是他心目中的表現主義式的混雜，它不只有繪畫，更有文學、電影和戲劇。這樣紛繁蕪雜、飛快變化的時代，才會對應得起表現主義那種犀利的、快速的形式感。“幾十年的觀察也許我一直在做這種練習，現在我就快速地進入，來表達我所看到的現實裡面的一些影像，這些人和事，最鮮活地在我們周邊，還未消失，方興未艾，這個跟德國表現主義不一樣，這是中國式的表現主義。”
從1991年到2000年，貫穿整個德國留學時期，楊重光畫了大量帶有東方水墨意味的抽象作品，但隨著他回到中國，他漸漸覺得，在當下的中國，不去畫人是不對的。
“因為我回到一個人的世界，這裡有這麼多人，這麼吵、這麼煩，叫罵之餘你就想著我要畫它，你不可能想象自己在中國而做抽象，不畫人。我以為抽象在歐洲才是自然的，因為他們在象牙塔裡，可以迴避痛苦，迴避疼痛，迴避現實的問題。”對文化的理解，往往跟物理距離也脫不了干係。到了歐洲，他才發現，一箇中國商店裡買來的鹹菜、臭豆腐，他拿著包裝紙都捨不得扔掉，以前看都不要看的中國墨點，在異國看起來感動得不得了，直接就在醬菜的包裝紙上畫畫。他看井上有一的書法，看趙無極的抽象，看到的都是懷舊，是鄉愁。
在文化貧瘠的時代，父親從一面髒牆上看出油畫來，這種與生俱來的聯想，彷彿植根於每個中國人靈魂裡的“屋漏痕”。直到現在，楊重光依然對髒牆情有獨鍾，常常旅行的時候錯過景點，卻因為一堵精彩的髒牆而感到徹底滿足和不虛此行。他的繪畫，也往往是從一個形象開始，然後因勢賦形地生長開去。
他還記得1979年前後，大哥楊起在《新華書店》買了一套莫奈的印刷畫片，如獲珍寶。楊重光偷了幾張出來，直接把畫塗改了，然後原封不動地放回去。早年他連顏料都不齊全，只有黑墨水、藍墨水、炭筆、油畫棒，有時候，連紅藥水和紫藥水都抓來當顏色用。
“我記得乾草垛被我畫成了女人的臉，那個圖片印得太差了，模模糊糊的，正好可以給我‘借形’。這個世界上一定有跟我一樣的人，老是在發呆，在走神，愛逛老菜場勝過博物館，一看到紙上有髒跡、有線條就興奮的人。老遠看出來像什麼東西，就保留這個形狀直接畫下去。”
今年過年前後，他在北京即將拆遷的老舊建築的髒牆上，用木棍和毛刷，沾著顏料即興畫了許多畫，感覺相當過癮，連發了許多朋友圈：“合肥的瘋子在北京”。
《我忘了》 15cmx29cm 紙上綜合材料
“我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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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他錯過了中國當代藝術井噴的好時光，被熱鬧的市場遺忘。他的免疫功能也出現了異常，強直性脊椎炎讓人高馬大的他肩膀塌了半邊，常常疼痛發作，直不起身，因此更加懶得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跟藝術圈失聯，甚至連798長啥樣都不知道，但這似乎也賦予了他某種自由。
“我創作欲旺盛得像一個餓極了的人，但是我身體不好，我的精力有限。我一面憤世嫉俗，另一面極其平靜，這是我很多重大矛盾的根源。我是一個笨老頭，不諳世事。體育運動我只看拳擊，但是我是弱不禁風的人。只好做一個低調的人，一個投降的人，一個舉白旗的人。可是我的內心又極其驕傲。我不看市場，我只看自由，我活著不是為別人，我沒有市場，我也沒人來關注，我活著就是為我自己，我想畫什麼就畫什麼。就像一個人玩，你們不要管我。”
60歲退休之後，他獲得了更多不被打擾的時光，他甚至因此覺得，他的創作生命又再次開始了。在“莫奈花園”的深處，有一座沒有裝修的毛胚樓，那裡是他的工作室，裡面塞滿了堆積如山的畫。畫面上，被生活傷害的人們互相依偎共生，他們的肉身笨拙而又脆弱。
他的兒子批評他：還停留在現代主義的範疇裡。他對此表示認可，曾經的前衛都會變成老派。但是現代和當代之間的界限真就那麼涇渭分明嗎？在藝術當中，總還是會傳遞一些普適的東西，與斷代、潮流和時髦的觀念無關。
“我曾講過一個很瘋狂的話，我有點妒忌基弗。如果我有那麼大的工作室，我不比他做的東西小，首先不講好壞，我也會玩命地做那些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46期
原標題《楊重光 中國表現主義剛開始》
文 /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發自合肥
編輯 / 楊子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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