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可能还是春天，我记得从我家屋后的山脊梁上挥舞着树枝赶着一头黄牛飞奔而下的二哥，穿了件宽大的黄色上衣，那件衣服是上高中的大哥穿过的，套在瘦弱的二哥身上，显得很肥大。
现在的我给那一年的那一天单纯地凭着对二哥温柔的感情想要增添一抹暖色，那一天应该有晚霞，橘黄色的落日之光笼罩在从山坡上跑下来的二哥身上。我看不见二哥的表情，隔得有点远，我在山脚下通向我家的泥巴路上远远地眺望，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哥脸上的表情是欢喜还是悲伤或者是毫无表情。
可是，我悲伤了，我看见夕阳中的那个少年，内心的悲伤有点挖心挖肝，不像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悲伤，可是至今我回想起那个镜头，依然抑制不住的悲伤，我还是像三十年前的我那样心里默默地说：
“二哥，你糟了，你这一辈子只能当农民了，你会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山卡卡里，你莫法当工人了。”
我现在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因为二哥的命运而悲伤。
那一年，二哥离开了学校，以一个我不知道是温情还是冷酷的名义——勒令退学。
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记得二哥的调皮，但是短短不到两年的初中，我妈或者我爸去了很多次学校，每一次去，我们家鸡圈里就会少一只鸡，墙上也会少一块腊肉，回家后，我爸或者我妈就会黑着脸通报情况：李老师说那就再观察几天。
李老师是二哥的初中班主任，我这样写他，不知道现在我那个大腹便便的二哥看见了会不会埋怨我，后来，他说过，不怪老师，要怪就怪自己。
在二哥的叙述中，李老师是喜欢二哥的，二哥刚上初中时成绩很出众，写得一手好字，尽管每每捉弄美丽年轻的英语老师，我还是听见英语老师由衷的赞美：“你二哥真聪明，英语板书比我写得还好。”
我和二哥同级不同班，他的英语老师也是我的英语老师。
李老师出于对我二哥的喜欢，于是常常在小卖部的妻子拉回货后，就喊几个学生去帮着下货，下完货还请他们吃饭，还扔一两根烟。一来二去的，二哥不喜欢坐在教室里了，学校围墙外的涪江河滩成了他主要光顾的地方。
于是，我的二哥就这样被“勒令退学”了。
我妈哪怕成了现在的老太太，说起李老师也是一肚子的火，她很多次都对我说：“你二哥成绩比你还好，要不是他那个班主任，他现在日子比你好过，学生娃娃不读书去下啥子货嘛，本来男娃娃就坐不住。”
二哥是我爸爸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接走的。
我躲在学校的黑板报后看着校门口的那一对父子，我那个乡村教师的爸爸一言不发地在自行车后座上捆绑着一口黑色的箱子，那是二哥住校的家当。我的二哥就乖乖地站在我爸爸身边，看着，也是一言不发。不一会，爸爸推着自行车，二哥跟在后面，一起走出了校门，头也没回。他们肯定不知道我在一边偷着看他们，他们走出我的视线再也不见的时候，我听见了我肚子里的肠鸣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一旦心里难过，就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一样，难受的饥饿感让我不停地寻找可吃的东西。
1989年，还没有那么多的零食，我只能任凭我的肚子咕咕咕地叫着。
周六回家，我就看见了那个手持树枝追赶着黄牛的小小少年从我家屋后的山坡上跑下来。
1989年的那一个黄昏，就这样以一副静物画的形式永远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2、1989年的春天，二哥不读书了。
星期三，上午第二节后，我还是习惯性地看看教室外。要是往常，我的男同学也是我们一个村的邓云翔会走过来敲敲我的课桌，然后说，你二哥让你出去一下。这个时间段是我二哥问我要零用钱的时候。每一周爸妈会给我和二哥一元、一元五、二元不等的零花钱，让我们偶尔去学校的食堂买一份新鲜菜。我的零花钱除了偶尔买几本课外书之外大多用在臭美的时候和同学去门口的照相馆照相了。每周星期三，我二哥会来问我要钱，他的零花钱早花光了，然后会面无表情地对我说，给我借一点钱。大多时候，我会犹豫几秒，再给他几毛，还边嘀咕，你乱花钱，我回家告我妈去。二哥毫不在意地白了我一眼，掉头就走了。
我伸长脖子向教室外看了又看，没有看见那个瘦弱的身影，肚子就咕咕咕地叫起来，那天中午，我去食堂窗口买了一份一毛的土豆丝，躲在教室的角落急急的吃着，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饭盒里。
不过过了一周，学校的校门口就贴出了有我二哥名字的一张大纸，学校通告了几个学生的处理决定。
不知道邓云翔是不是故意的，他在教室里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二哥被开除了。我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句川骂脱口而出，邓云翔，老子日你妈。
多年以后，当我兜兜转转地和邓云翔成为一个单位的同事后，他口沫乱飞地说起当年事，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一句川骂，心里又酸又涩，欲言又止。
从此以后，我在学校孤独地上学，我的二哥开始了他的小小农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是否孤独，我宁愿他是不孤独的。
那时候的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着牛，要么是黄牛，要么是水牛。我们家也一样，一对黄牛母子。特别是那一头小黄牛，眼睛大大的鼓鼓的，眼睫毛又浓又长，长得特别漂亮。星期天，我喜欢和村里其他的孩子一起赶着牛上山，赶到一处没有种庄稼的青草茂盛的地方，解开绳子，由着他们撒着欢地吃草。我喜欢扯小黄牛的尾巴，下坡的时候，扯着尾巴随着小黄牛风一样地跑下山。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二哥没读书了，天天放牛收牛是我妈给他的主要任务。我妈说，二娃子，反正你也不想念书，那就每天放牛去。
于是，星期天，我就像我二哥的小尾巴跟在他身后，混在一群孩子当中，赶着一群黄牛上山。只是我再也不能扯小黄牛的尾巴了，我一伸手，二哥就打我一下，他说，不能扯牛尾巴，扯了小黄牛长不大，长不大就不能犁地，不能犁地的后果就是被牛贩子买了杀了卖牛肉。我实实在在地吓了一大跳，真的不再去扯牛尾巴，还一心期待着小黄牛赶紧长大。
又一个周末放假回家，我在山脚下的水田里看见高高挽起裤脚又哭又叫的二哥，旁边是那头小黄牛，牛尾巴在水田里左右甩着，而小黄牛的身后拖着一副田犁，我才真正地接受了一个事实，我的二哥真的成为一个农民了。
站在二哥旁边，听着他哭诉小黄牛怎么不听话不让他使唤，我妈叫我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耳边只有二哥絮絮叨叨的哭腔，他在骂小黄牛，各种骂。我再看看小黄牛，他那双大大鼓鼓的眼睛也在看着我，忽然冲我哞地叫了一声，我鞋也没脱，几步走过去抱着小黄牛的头，不住地抚摸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春去秋来。
1989年的秋天，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二哥在学校的日子，学生宿舍，我的木箱最下面，放着一叠一毛两毛的钱，周末回家，有时候我回家后想给二哥，我担心他想抽烟的时候没有钱，我爸妈肯定是不会给他钱买烟的。
可是我的二哥不再要我的钱了，也不说什么原因，只是眼睛一瞪，嘴里蹦出两个字，不要！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在外面的屋子里写作业，爸妈在旁边的厨房里煮晚饭。我听见我妈一边从水缸里往锅里舀水，一边对我爸说，我看还是想办法让二娃子换个学校再去念书哦，还这么小，犁头都扛不起，牛也使不来，晃一晃地学坏了。
听到我妈这样一说，我心里一阵高兴，赶紧跑过去说，就是就是，还是喊我二哥去念书嘛。
我的家乡在岷山深处，除了我读书的中学，相邻的几个乡镇都有中学，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二哥也干不了多少农活，还不如去读书呢。
我高兴地告诉了二哥，爸妈准备让他去另一所学校重新读书。我理所当然地觉得这是个好建议，我以为二哥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很高兴。
可是，没有。二哥看了我一眼，不置可否。
二哥是不是学坏了？我隐隐有了些担心，想起不久前看见的一件事，隔壁阮姓人家的老二给我二哥了一包烟。
至于这个阮二娃，我很讨厌他。那时候，我们院子里男孩子多，女孩少，我总是想跟着那一群男孩子一起玩。一次阮二娃和我二哥们不知道在说什么，哄哄哄地笑着，我想和他们一起玩，假装喊我二哥。阮二娃看了看我，笑嘻嘻地对我二哥说，科科娃，你去把你妹妹打一顿…..二哥就很凶地朝我吼了一声：一个女娃娃，跟我们混啥子，还不回去！就那次以后，我开始讨厌阮二娃。二哥在家的时候，轻言细语地对我说：你好好读你的书嘛，我们男娃耍的哪是你们女娃可以耍的呢？
我认为只要二哥去学校读书，就不会和阮二娃他们一起混了，至于二哥想抽烟，我的零花钱都可以给他。
吃晚饭时，爸爸说他已经给另一所学校的校长说好了，下周二哥就去报名。二哥的反应很冷淡，也没有特别不高兴，只是说：不读就是不读了。
我妈急了，说，你还这么小，连个耕牛都使唤不了，不读书干啥子去？
二哥不慌不忙地说：挖金，我都和阮二娃说好了。
听了这句话，我妈立即把筷子重重地一摔，高声吼起来：阮二娃是个啥子东西啊，你跟他去混，我就晓得你们在一起莫得好事，挖金哪里是你一个十五六岁还没长伸展的娃儿干的，给你说，不去也得去，你爸爸都联系好了。
那一晚，我心里忽上忽下的，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二哥还能不能听爸妈的话。我想，如果二哥去读书，不用他来要，我每一周的零花钱都会给他，真的，一分都不留。
后来的事，我不知道细节了，我所知道的是，门前的柳树枝都快被我妈拔光了，我二哥也没有再迈进学校。
1989年的深秋，我二哥去了青衣江挖金，据说，枯水季节，好挖金。
那一年的深秋，我二哥刚满十六岁。
（图片来自于网络）
顾问：朱鹰、邹开歧
主编：姚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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