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波士頓，當地時間2018年3月8日晚7點，大雪。
張瑞敏出現在哈佛商學院一間階梯教室，準備公開演講。
他剛從羅莎貝斯·莫斯·坎特教授的MBA課堂走出，就哈佛商學院最新的教學案例——《海爾：一家孵化創客的中國巨頭企業》——與學生進行課堂互動。作為世界知名的管理大師，坎特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企業戰略、變革與創新、領導力等。
公開演講受眾更為寬泛，既有哈佛商學院的學生，也有其他學院的學生，還有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塔夫茨大學、波士頓大學等其他院校的學生——有人得知這位中國企業領袖的演講信息，下午4點就來佔座了。
此時，距離張瑞敏第一次出現在哈佛大學課堂，已經過去了20年。
1998年，《海爾：激活休克魚》案例正式寫入哈佛商學院案例庫，他也成為第一位登上哈佛講壇的中國企業家。他還記得，當初問過哈佛商學院的相關負責人，為什麼會選用海爾這個案例。對方回答，案例的好壞不在於模式本身，而在於文化接受的程度。“你們有這種文化，才能有這種案例。” 2015年，哈佛商學院又做了一個與海爾有關的案例：《海爾：與用戶零距離》，此次則是最近這個案例的迭代升級版。
第一次來哈佛大學時，張瑞敏還有種“朝聖者”的心態。
那時候，海爾沒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也不知道企業如何才能變得更好。因此，他向哈佛商學院的教授提了很多問題，希望得到解答，但答案並不令人滿意。
一年以後，海爾在美國建廠。又過了兩年，中國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今天，他相信海爾已經從過去的模仿者，變成了引領者（至少是引領探索者），從沒有管理模式，到創造“人單合一”管理模式，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城市與大學
對美國來說，波士頓這座城市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
1773年，英國議會決定救助衰落中的東印度公司，賦予其直接向殖民地商人銷售茶葉，並且不必通過中間商的權利。這意味著茶葉價格下降，但茶葉稅仍要繼續徵收。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警惕：如果接受茶葉的稅負，將來憑什麼阻止英國議會通過更加沉重的徵稅方案？
第一批裝載東印度公司茶葉的船隻抵達波士頓之後，一群化裝成印第安人的暴動者，闖入海港，找到船上裝茶葉的箱子，將茶葉全部倒入冰冷的海水中。這就是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背後的策劃者是美國開國元勳塞繆爾·亞當斯。很快，英國議會下令關閉波士頓所有的貿易港口。北美殖民地人民感到需要聚集起來，發出統一的聲音，於是在1774年，費城召開了第一屆大陸會議。1776年，美國迎來了獨立日。
至於創立於1636年的哈佛大學，比美國作為獨立國家的建立還要早了近一個半世紀。在波士頓劍橋城，哈佛大學靠著查爾斯河，幾個世紀以來，擴建從來沒有受到任何空間限制。即使被皚皚白雪覆蓋，一棟棟建築也還是那麼醒目——大多數教學樓由紅磚砌築而成，配著白色的窗戶。
富蘭克林61羅斯福（美國曆史上唯一連任超過兩屆的總統）畢業於哈佛大學。1936年9月，他在哈佛大學發表講話時說：“在這個真理被扼殺的年代，是哈佛和美國在解放人類的思想，高舉真理的火炬。”這已經不是人們第一次把哈佛的使命與美國的使命相提並論了，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1943年9月，溫斯頓61丘吉爾在哈佛大學演講，他的態度一如既往的樂觀，即使自己的國家正在進行一場殘酷的血腥戰爭。他提到，一個嶄新的盎格魯-美利堅帝國將崛起，而作為一所具有英國血統、培養美利堅合眾國領導人的大學，哈佛是必然的起點。
1947年，喬治61馬歇爾在哈佛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提出要進一步擴大美國的海外影響力，為歐洲提供全面援助，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馬歇爾計劃”。
哈佛大學已經成為美國人心中的圖騰。當學生們告訴哈佛以外的人，自己讀的是哈佛大學，就像投了一顆“H彈”（“H彈”也就是氫彈，H是“Harvard” 的首字母，這裡有雙關語的意思）。
聽到“哈佛”這個名字，美國人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反應，有時候是恭維，有時候是敬畏，有時候是憤懣，情緒複雜。很少有人可以改變哈佛大學，但哈佛大學幾乎總是深深地改變著每一個學生。
因此，來哈佛大學演講，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臺下坐著全世界最優秀的學生，你需要保持對知識的敬畏。哈佛徽章深紅背景上的拉丁語單詞“veritas”，就是“真理”的意思。
移動互聯網之後，物聯網的經濟規模將更大，但具體商業模式如何，如今，中國和美國日本等國家已經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張瑞敏說，他並不是要給出固定結論，只是在展示海爾正在進行的探索。如果探索成了，海爾將會走得更快。
員工第一
他講了海爾創業之初的艱難故事，如找大隊書記借錢發工資、砸掉76臺不合格冰箱、制定13條勞動紀律（其中包括那條著名的“不準在車間大小便”）。
35歲，他被上級派到青島電冰箱總廠這座瀕臨倒閉的集體小廠，從此開啟了至今長達34年的創業生涯。有學生問，知名人物講到人生的轉折點，總是那麼輕描淡寫。這到底是事實如此，還是刻意在簡單處理。他說，自己並沒有塑造傳奇的意思。被派去做廠長前，領導跟他說，如果工廠做不好，他也就不用回來了，就在那裡當工人吧。
即使有回不去的風險，他還是想去，並且做好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準備。這時候，妻子對他說，去吧，實在不行了，我養你。“她那時每月工資也只有40多元，怎麼養得起我？但這件事還是說明，娶個好老婆比什麼都重要。”他笑著說。他很少在公開場合談論個人生活，聽眾們立刻笑了。無論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大家都喜歡透著親情的幽默感。
2005年，海爾首次提出“人單合一”模式，至今已經過去13年。有MIT斯隆管理學院的學生敏銳地意識到，海爾內部可能面臨巨大的阻力和內耗。張瑞敏說，這正是事情持續13年的主要原因。過去，海爾有很強的執行力文化，很多人習慣執行，已經很難從執行者變成創業者。
“不變成創業者，他們痛苦，我更痛苦。”2014年左右，海爾去掉了一萬多名中層幹部，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如果有能力在海爾平臺上創業，為用戶創造價值，那就留下來，反之只能離開。海爾的辦法是先做樣板，由點到線再到面。
還有人問他接班人問題，他說這也是他一直思考的問題。到現在為止，全世界沒有一家公司，找到了選出好接班人的辦法。原來他認為GE的韋爾奇做得最好，結果並非如此。“連韋爾奇都選不好，我怎麼能選好？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前任和後任的思維不可能一樣。我為什麼搞小微企業，把海爾變成創業平臺，就因為企業不應該是有圍牆的花園，而應該是熱帶雨林式的生態系統。”他說。
美國的老牌商學院，強調 “股東第一”（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大多數美國企業都這麼做）。但張瑞敏明確指出，應該是“員工第一”，而不是“股東第一”，因為“股東只分享價值，從不創造價值”。對所有企業來說，薪酬激勵機制都是最根本的機制。激勵機制的方向，決定了企業的方向。
遵從系統論的“人單合一”模式，想要短時間就理解，並不那麼容易。還是有人問，為什麼谷歌推行扁平化，仍以失敗告終？
其實，扁平化和網絡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扁平化只是減少管理層級（如10級變5級），沒有改變金字塔式的管理結構。而網絡化讓員工變成一個個結點，可以自由整合內外資源。海爾已經向小微企業讓渡了“經營權、用人權、分配權”，這一事實的重要性，將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
大多數收購，收購方和被收購方都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
2016年，海爾收購GEA（GE家電業務）。此前，另一家國際大公司也試圖收購，還做好了派70多名管理者到GEA的準備，最後沒有成功。 這家公司的的邏輯簡單，既然被我收購，一切就要按照我的來。被收購方沒有任何主動權。
一般收購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企業的規模，就像企業史研究大師錢德勒說的：做大做強。但海爾收購GEA不同，是想通過這一載體，獲得整個美國市場和用戶資源，而這是無價的。
GEA的員工，主人翁意識非常強，每個人都覺得有可能發揮自己的價值。正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幸福就是自由地發揮出自己的能力。”而在1776年，美國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在《獨立宣言》裡寫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傑斐遜寫下這些字句時，只有33歲，他也是第二屆大陸會議最年輕的代表。《獨立宣言》的其他部分，解釋了北美殖民地與英國的爭論分歧，也列出了北美人民的控訴理由。但正是這幾句話，在未來幾個世紀鼓舞著人們繼續鬥爭。後來林肯意識到，在美利堅爭取獨立的鬥爭壓力下，傑斐遜還能在《獨立宣言》中道明一條關乎所有人的真理，實在是難能可貴。這也影響到林肯在南北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即便爆發內戰，他也堅信奴隸制必須被廢除。
美國人強調自由和平等，但美國的企業沒有自由和平等，因為CEO就是“獨裁者”，CEO就是“國王”。經營企業的目的是什麼？有人說，是長期利潤的最大化，努力工作，獲取財富，死後進入天堂，但最後可能壓榨勞工，走向“異化”。在海爾，人的價值最重要。就像張瑞敏說的，不管企業有多麼好的資產和設備，都不可能讓資產和設備增值，唯一可以增值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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