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是很早的古書，其中有《武成》一篇記載道：“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意思是在周武王伐商紂王時的牧野之戰中，商軍不是我們周軍的對手，前排的商軍倒戈，向後面的商軍打，商軍於是戰敗，直被殺得血流漂杵。
既然有倒戈，為什麼還要流那麼多血呢？大約前排的軍隊倒戈，導致整個陣形混亂，使得商軍總體戰敗。那隨後的“血流漂杵”，應該是在前排商軍和整個周軍的擠壓下造成的。
孟子則看了《武成》這一篇後，就在《孟子》一書中說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我只信其中的一兩段）。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意思是，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打“至不仁”，何以要鬧得血流漂杵呢？言下之意，仁者是老百姓擁護的，不仁者是老百姓反對的，所以最仁的人打最不仁的人，應該很容易，不會鬧的血流漂杵。
後代的司馬遷，大約是受孟子的啟發，或者是另有所本，於是在《史記》上說：“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這裡也不提血流漂杵了，而且強調紂軍全部倒戈。
一經司馬遷的認可，於是這就成了一種“說法”了，教科書裡也這樣寫。
那麼到底是《武成》一書說的，只是前面部分商軍倒戈，於是總體戰役還是殺得血流漂起了武器杵，還是司馬遷說的，商軍全部倒戈，因而也沒有多大血戰呢？
我認為，應該是部分倒戈而已。後來，商人還在紂王的兒子武庚領導下，發生了反周叛亂，如果前面牧野之戰，商軍全部倒戈，那後來的叛亂，又何苦呢？又緣自於什麼呢？前後不一致啊。
孟子的說法，是以道理來揣測事實。孟子說：仁人無敵於天下，以周文王周武王這樣的至仁，討伐紂王這樣的至不仁，何至於會出現血流漂杵？意思是，應該很輕鬆，根本不需要打得那麼慘烈，就能戰勝敵人。
不過，我們倒有置疑，首先，即便是仁者打不仁者，也未必就會兵不血刃，希特勒算是對本國家的人很不仁的人了吧，美國政府算是對本國國民很仁的了吧。但是美國兵自諾曼底登陸之後打德國人，一樣是雙方打得流血漂起機關槍。
其次，周文王、周武王到底是不是至仁呢？這我們也得研究一下。我們需要看些佐例才好。
第一，《孟子》中還有這麼一段對話，齊宣王問孟子：“我聽說，周文王的囿，方七十里,有這種情況嗎？”
當時齊宣王的苑囿才四十里方圓，老百姓都覺得太大，因為這種苑囿，都是國君私有的，屬於與民爭利。而齊宣王問，周文王的苑囿方圓七十里，比我的還大，真不是真的？孟子一下子特尷尬，說：“於傳有之。”從傳記上看，有這麼回事。孟子沒法撒謊，但是孟子立刻找轍，說文王雖有七十里的大苑囿，但是也不算專利，因為那些砍柴的打野雞野兔的都可以進去，與民同用。孟子說的不知是真是假，是不是“傳”上所沒有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它既然叫作“文王之囿”，總得是文王在裡面有點特權啊。也就是說，就算民可以進去砍柴打兔子，大頭的資源還可能是由文王壟斷著啊。總之，這句話暴露了孟子在自己書裡描述周文王是“至仁”的一些例證如“（周文王）澤梁不禁（不禁止民眾去湖裡山上捕魚打獵），耕者九一（只收百分之十的農業稅），仕者世祿（給公務員世代發工資），關市譏而不徵（不收過路費），照顧鰥寡孤獨”這一串描述周文王的仁者的“仁政”話的可信性有折扣。既然“澤梁不禁”，怎麼還會有“文王之囿”呢？
其實，並不一定收稅少就是好事，收稅應該有合理的標準。收得少的話，政府沒有財力，無法搞好公共事業和大項目，更無法對外進行軍事擴張。所以，孟子“澤梁不禁，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徵”這些薄稅的話既不可信也未必有理。
所謂“仁者”，什麼叫作仁者，按照孟子的定義，就是實行仁政，對民眾好的國君。這種仁政，孟子想出來的辦法，主要就是少徵稅，多給老百姓福利。也就是孟子以周文王舉例來說的“澤梁不禁，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照顧鰥寡孤獨”什麼的。
第二，《左傳》上說：周文王（即周武王的爸爸）有“對於逃亡者進行大搜捕”的法令，因此而得到天下。這就說明，有人會從岐山地區逃亡，離開周方國。那是不是因為周文王稅斂太重，戰事頻仍，兵役勞役太多，給人民負擔太重，導致人們逃亡。如果是這樣的話，周文王在自己的地盤周方國裡，就不是用仁政了。如果用仁政，人們怎麼會逃亡呢？既然他照顧鰥寡孤獨，人們為什麼會逃亡呢？所謂逃亡，就是脫離自己的戶籍，遷徙去別的地方。我們知道，戶籍的設置，是為了依照之徵收糧食、賦稅、勞役、兵役的，人們脫離戶籍逃亡了，離開老家了，就沒有人上稅和服兵役了，所以周文王禁止人們遷移和逃亡。這一方面說明周文王治理下的周國百姓可能過得並不好，並沒有得到仁政（有仁政的地方，人們怎麼會想逃往他處呢？），一方面又搜捕逃跑的人，這就是非常兇巴巴的，不是仁義了。後來的商鞅也下過令捕捉逃亡者，後代帝王們也禁止人們逃亡，譬如曹操就曾經被當作“亡者”（三無人員）被中牟縣亭長抓住過，其目的都是一樣的，是強迫這幫人呆在老家戶籍上完稅、交糧、服役、當兵。其實周文王正是靠著類似這樣的法令，而取得了國力的發展，有能力去進攻商王朝。而未必是靠著少收稅，讓民眾去湖山打獵和不收過路費，來獲得國力發展，或者說，不單單是靠著這個。他當靠的是綜合的多方面的有效的治國之術，而仁政和至仁就不是周文王的唯一標籤或最大標籤。
第三，在武王伐紂前，進行了占卜，蓍草和烏龜殼都認為進攻商帝國是大凶。占卜這個東西是替人說話的，蓍草和烏龜殼顯示出的結論是靠人來解釋的，反映的是人的意願。這說明周方國上下，有一股反對進攻商王朝的力量和民意存在。接下來，伯夷叔齊作為這種力量的冰山一角，還直接站出來進行反對，甚至攔住了馬頭，不讓周武王去伐紂。而周武王和姜子牙還是硬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見他們也不是樂呵呵地唯民意是從。伯夷叔齊勸阻不果，就在周王朝建立以後，跑到首陽山上菜薇而食，餓死不食周粟，表現了與周人的決裂態度。如果周統治者是“至仁”，兩位賢士為什麼要與他決裂呢？並且伯夷、叔齊死前作歌的歌詞中有一句“以暴易暴”，這是他們作為當事人的觀感吧。
據《孟子》說：“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既然伯夷如此耿介，他不食周粟，和“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是一致的呢？周就是“惡人”。
第四，據《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六韜逸文》、《說苑》等書記載，滅商以後，“天下惶惶未定”，於是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殺死，“使靡有餘”——一個種都不留下。這簡直是要搞種族滅絕。這固然也是不仁的了。而且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當時很多商人對周人是不合作態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種族滅絕他們。對敵國的民眾這樣惡狠狠的，對本國的民眾怎麼會有仁呢？這倒正和對本國的逃亡者要搜捕，又不按本國人的民意而出去打仗，是一脈相承的了。另外，如果姜子牙非要殺光商朝民眾（應該是王畿地區的商朝人），是因為這些商朝人很反周，那前面商人倒戈為周武王先驅的事，就更不可信了。
第五，周公後來花了三年時間東征東夷，有“踐奄”——在奄國搞大屠殺的舉動。因為奄國是東夷國家中的強國，抵抗周人最兇，抵抗了三年，所以給奄國來了個揚州十日。這樣的殘暴之舉，應當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吧。
第六，《管子》談到遠古刑罰的時候說：“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周公執政的時候，砍斷的人手、人腳和人頭堆滿臺階，可人民還是不馴服。周公也是夠狠的了。
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可能不是惡人，但用“至仁”來簡單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這樣的歷史人物和解釋他們成功的原因，是存在著很大的勉強和片面的。
那孟子為什麼要說周文王是“至仁”呢？孟子喜歡推崇仁政。推崇仁政沒有錯，總比推崇暴政要強。但是在推崇仁政的時候，他們為了向君主們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廣告說：“行仁政吧，你就會無敵於天下的，仁者無敵！”為了證明這個廣告詞是對的，他們就舉例說：“周文王一行仁政，就滅了商王朝。”於是，就去趕緊包裝周文王怎麼行仁政，寫在了《孟子》的書上，就是“澤梁不禁，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徵，照顧鰥寡孤獨”什麼的。又看了《尚書》“武成”一篇周武王把紂軍殺的血流漂杵，也不符合自己的仁者（對老百姓施行仁政的國君）攻不仁者（對老百姓不行仁政的國君）會易如反掌，敵人不會反抗的理論（血流漂杵，說明紂軍還是反抗了，說明兩個政權談不上一個至仁一個至不仁），所以說不信“武成”這篇文章。
另外，我們還可以再看一些史料。後來，攻破商王朝後，姜子牙的殺光商人的意見沒有得到採納，商朝的大批遺民，最終都交由紂王的兒子武庚統領，繼續呆在原朝歌地區，作為封國存在。這也說明，商人還是願意跟著紂王的兒子，商人並沒有對紂王家族眾叛親離。所以這才搞得周人很被動，又想全部滅絕商人，又不敢，最後只好原地封他們不動，接受紂王的兒子領導。
最要命的是，紂王的兒子武庚，隨後又領導商朝遺民，再次進行了軍事起義，規模相當大，引得周公發兵，共同來剿滅之。這也再次說明，紂王家族還沒有到眾叛親離的地步，人們還是願意跟著紂王的兒子的，乃至是跟著他去冒險起義。這就更把前面牧野之戰的“全部倒戈”一說逼的沒有退路了。
起義失敗後，其中大批商人被遷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師緊密地看起來，貶稱為“殷頑”。如果商人曾是積極歡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於要用這種提防和集中管制的辦法對付他們？接下來周人又為什麼要處心積慮地在集中管制之餘還採取遷徙的方式，把另外大批商人遺民分遣到各個姬姓封國裡去，隔離管理。比如周公的兒子被封到魯國，就帶去了“殷民六族”，衛國又有“殷民七族”。這是不是種族奴役政策？種種跡象表明，周人與商人，是嚴重對立的，商人大規模倒戈迎接周武王，是沒有這個可能性的。
其實，很可能，正是因為周人在進攻商王朝的過程中，以及征服商人後，可能對商人採取了大規模殺戮、鎮壓和種族隔離與奴役，才使得伯夷、叔齊在這時候以餓死首陽山的行動來抗議。如果不是周人確實很過分，這兩個知識分子何必會採取不想活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呢？又何必做出“以暴易暴”歌詞呢？他們做歌詞不會亂做，“以暴易暴”不會毫無史實根據。如果商人十幾萬大軍都是衷心擁戴和迎接周武王的，伯夷、叔齊這兩個“民主人士”何必非跟自己過不去，專門要跟周朝決裂而死呢？
孟子為什麼不反著考慮一下：武王伐紂之所以打得血流漂杵，那是因為武王不是什麼“至仁”，紂王也不是“至不仁”，周武王父子對本國民眾不是那麼好，商紂王對本國民眾也不是那麼壞。商人民眾雖然對紂王有不滿但是也沒有喪失對紂王父子的追隨之心，周人國內也並不是全部民意都願意去進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血流漂杵，也就勢不可免了。
一個人的血液大約是五升，紂王的十數萬大軍也得有一百萬升，能把三個邊長三十米的游泳池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來沒問題——杵是木棒子，是軍人武器。並且當時戰場還下過雨，更能幫著漂起來了。這個“血流漂杵”從技術上講是可行的。
總之，紂王之“惡”，未必如後代人所說的那麼嚴重，周文王周武王之“仁”，也未必如後代學者們異口同聲說的那麼絕對。而牧野之戰，商人“血流漂杵”，在我看來，是可信的。商人“臨陣倒戈”，只是前排一批商人，說整個都倒戈，領著周武王輕易就佔了朝歌，是後人的杜撰。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句話，應該用到孟子的書和後來的學者書上去，孟子書上對周文王和商湯的成功的解釋都是因為他倆多麼多麼地仁政，這倒有值得不信的地方。
最後再重複說一下，孟子幹嗎非要處心積慮地說周武王是兵不血刃地打敗了商人的呢？這是因為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理論，孔子的仁理論主要是個人修養和觀念的層面，孟子把它發展為治國措施，也就是“行仁政”的治國理論，要求國君對民眾行善待民眾的政治，並且他到處推銷它，對國君們講：“行仁政吧，你就會無敵於天下的。”他又讓商湯和周文王給他的理論當代言人，說：“周的勝利，就是周文王行仁政的結果。”“商湯一行仁政，於是各個國家都盼著商湯來打自己。”呵呵。
所以，孟子自然對古書《尚書·武成》裡講武王伐紂血流漂杵，戰鬥打得很激烈這個記載非常不滿。既然行仁政者無敵於天下，何至於遭遇這麼激勵的反抗和戰鬥呢？跟商湯一行仁政，各個諸侯國都盼著商湯來打自己也不一致啊。於是，孟子就不喜歡。後人就幫孟子說話，說商人是全部“臨陣倒戈”了。
那麼，孟子主張的“行仁政”到底對不對呢？
孟子所謂的“行仁政”，他對戰國列國國君兜售的仁政的具體要求和技術，也非常簡單，就是輕徭薄稅什麼的，也就是他說的周文王“澤梁不禁，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徵”之類，對農夫只收十分之一的稅，苑囿山林隨便民眾開採，對商人也不收稅，以及他對魏惠王說的不要因為打仗而傷害農夫的民時（影響種地的時間）。他認為，搞這樣仁政的國家，也就會“無敵於天下”了，即他所謂的“仁者無敵於天下”。
我覺得，輕徭薄稅固然是不錯的，比橫徵暴斂強，但是，要想“無敵於天下”，光靠著這個還不足以，還要有很多更加積極的手段和改革措施才行，這個可以參考法家的作法。孟子的輕徭薄稅，也就是他的仁政思想，體現了他“民本”的思想，但這還不是民主，只是要善待稅源的意思。民本思想，有其進步之處，但也只是治理國家的多種要術之一方面，但他為了說明這個道理，硬說周文王是多麼行仁政，紂王多麼不行仁政，行仁政的打不行仁政的多麼會兵不血刃，則都是不嚴格也不全面的治史態度了。這種不嚴謹的信口開河地去說理的風氣在戰國學者中不光孟子是這樣，各家學派都是沸反盈天地為了自己的學說而使勁亂講，後來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以扼制這種雜亂的局面，從某種意義上講，也不是空穴來風、無的放矢、毫無積極意義的建議了。
孟子把孔子的仁，給具體化為了行政上的仁政，包括少收稅和照顧鰥寡孤獨，孟子的腦子很簡單，他想出的治國之策也就這些，並且嚷嚷這樣就無敵於天下，還拉了周文王和商湯這兩個成功的無敵於天下的成功者給自己做案例和代言人，雖然他有扭曲古史來為自己說理的嫌疑，但是這種治國觀，於目前現代的中國，倒是也可以留意的。
最後說一下類似孟子這樣扭曲古史來為自己說理的例子，還有別的很多，比如禪讓這個事情，墨子就是講堯禪讓給了舜，韓非子則說舜逼迫和囚禁了堯，墨子是布衣出身，講求尚賢，希望貴族把尊位交給賢能的布衣，於是就打扮古史說堯就是禪讓給了舜；韓非子則講階級鬥爭，認為君主要用法術（法家），來加強自己的君權，堯就是不注意這一點，於是被舜逼迫奪得了他的“帝位”。他們都是根據自己的理論需要，或者說說理的需要，來杜撰或者講述“古史”。
關於中國的古史，遠古到夏商周的歷史，由於戰國學者們爭鳴爭的厲害，於是隨便亂說這段古史來給自己說理，我們因此要想恢復起夏商周的本來面目，固然就好比盲人騎瞎馬，一不小心就掉入泥潭了。當“政治正確”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不注意“論據正確”了。
當然，這種打扮歷史這個小姑娘或者老太太也不是沒有一點積極意義。史學家一旦成為思想家，就會讓我們看不清史料和史實了，看清的只有觀念。歷史並不直接影響我們，古人對於他此前的歷史（史料）和當時世事的思索，其實影響著我們，這也體現了精神和思維對於人類進步和人類發展的重要影響，而這古人的思索和精神，又是基於他所看見的曾經的歷史現象——這種事實。所以人類就是在行動和思索的交相影響中，一直選擇、塑造和推動著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人類的所謂“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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