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可以和那個投下了炸彈的飛行員面對面地對話， 我會告訴他，我們不能夠改變歷史，但是我們可以嘗試著為未來做一些好的事情，為促進將來的和平。”
▲《戰火中的女孩》
1972年6月8日，越南戰爭已接近尾聲，就在這一天，久戰不勝的美國飛機對可能存在越共分子的全邦村實施凝固汽油彈空中轟炸。
那天，9歲的潘金淑和弟弟還有表弟、表妹都躲在這個村子裡，她被燃燒著的汽油彈擊中，身上的衣服瞬間被點燃，她一邊哭喊著奔跑，一邊迅速脫掉身上的衣服。她的身邊是她驚惶失措的弟弟和表弟、表妹。他們身後，是一群美國士兵。
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在場的一名戰地記者，他掏出相機，迅速按下快門，拍下了慘無人道的這一幕。
這名記者不是別人，正是美聯社攝影記者、越南人黃功吾。隨後，黃功吾攔下一輛美軍吉普車，將潘金淑送往醫院，之後，他匆匆趕回去沖洗照片。
潘金淑在醫院住了14個月，前後做了17次大大小小的手術，雖然最後保住了性命，可是身上卻留下了永久的傷痕。
黃功吾將拍攝的這張照片取名為《戰火中的女孩》（又名《火從天降》，1973年獲普利策新聞照片獎）傳到美國，很快被刊登在美國《紐約時報》的頭版上，並迅速被世界各大媒體轉發。
《戰火中的女孩》很快引起美國當局的注意，美國總統尼克松曾對這張照片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當得知這位叫潘金淑的倖存者真實存在時，他陷入極度的自責中。之後不久，這場戰爭終於在人們的盼望中結束。
有人說，是這幅照片使越戰得以提前半年結束。之後，潘金淑作為證明那場戰爭真實性和越戰慘絕人寰的歷史見證人，被越南政府當作美國罪惡的活標本而樹立起來。
之後的十年時間裡，潘金淑要經常接受來自世界各地媒體記者的反戰宣傳採訪，無休止的採訪嚴重影響著她的生活和學習，讓這位小女孩苦不堪言。每次接受採訪她都要將童年遭遇的恐怖經歷回憶一次，每一次講述對她都是一次殘酷的精神折磨。她逐漸厭倦了這種生活，開始考慮離開越南。
1982年，19歲的潘金淑向越南政府提出前往古巴學醫，1986年，她終於得以順利出國。在古巴學習期間，潘金淑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一名前來古巴學習的越南青年。兩人一見鍾情，1992年，兩人在古巴結婚。
婚後，潘金淑希望過一種平靜屬於自己的生活，於是她向越南政府提出前往莫斯科進行蜜月旅行，這是一個大膽的逃離計劃。依照計劃，她和愛人成功地在加拿大申請政治避難留了下來。從此，這位曾經的戰爭受害者，現在的反戰形象大使，過上了隱姓埋名的日子。在加拿大，潘金淑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她努力嘗試著忘掉戰爭的記憶，寬恕那些在戰爭中傷害自己的人，寬恕1972年6月8日那天向她身上投下了燃燒彈的美軍飛行員。她過上了一段平靜而自由的生活。很快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家人過得十分幸福和平靜。
可是，幸福的日子總是太短暫，3年後，平靜再次被打破，她還是被人發現了蹤跡，一位名叫喬·麥克納利的攝影師在多倫多找到了這位“傳奇女性”。他要求拍攝潘金淑現在的生活狀態，當時恰巧潘金淑要給兒子餵奶，於是這樣一張暴露戰爭留下可怕傷疤的背部的女人，慈愛地抱著一個幼小孩子的照片誕生了。很快這幅照片刊登在《多倫多太陽報》的頭版。
▲成年後的潘金淑成了一位普通的母親，她慈愛的抱著自己的靜靜睡著的孩子。如果沒有她背後和胳膊大面積恐怖的因燒傷留下的疤痕，這就是一張單純表現母愛和美好生活的照片
照片刊登後，這個當年在戰火中裸奔的女孩的命運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也再一次掀起關於戰爭的討論， “照片實際上是上天給予我的一個充滿力量的禮物，它讓我可以告訴人們真正的戰爭是怎麼樣的。”潘金淑說。 她決定利用自己身上的傷疤現身說法，喚醒人們的和平意識，為世界和平做點事情。
1996年11月美國退伍軍人節，潘金淑應邀參加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集會，在美國越戰紀念碑前，她向數千名參加過那一場戰爭，傷害過她和她的同胞的退伍老兵發表演說。“正如你們所知，我就是那個在汽油燃燒彈的大火中奔跑逃命的小女孩。我不想討論戰爭，因為我無法改變歷史。我只希望你們牢記戰爭的悲劇，希望你們能夠為制止發生在世界各地的爭戰與殺戮做出努力。”
這時，從人群中走出一個人，他徑直走到潘金淑面前，說，“對不起，那個人是我”。他是約翰·普拉默，是一名教堂的牧師，也是當年越戰中的一名美國空軍飛行員，他向潘金淑承認，1972年6月8日下令向她的村莊投擲燃燒彈的人就是他，那一年他24歲。在那次執行完任務以後，普拉默看到了那幅在戰火中裸奔的照片，從此，整整24年，普拉默陷在痛苦和驚恐中不能自拔。“當我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我只能雙膝跪倒，說我再也不願做這樣的惡事了”，戰後他回到美國，但是罪惡感並沒有停止，24年來，他整日借酒消愁，醉生夢死，沉溺於自責和噩夢之中。
1996年，普拉默在電視上看到一則關於越戰中“汽油彈女孩”的報道，得知潘金淑還活著，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加拿大，並且，還將會來美國參加越戰紀念活動並發表演說時，於是，普拉默決定，要和她見一面。
當這個越南女人用英語說道：“如果我可以和那個投下了炸彈的飛行員面對面地對話， 我會告訴他，我們不能夠改變歷史，但是我們可以嘗試著為未來做一些好的事情，為促進將來的和平。”
普拉默再也坐不住了。潘金淑一講完，他就衝出人群，向這個他曾經傷害過的異國女人表示懺悔：“對不起，真的對不起。”而此時此刻，潘金淑只有抱著這位泣不成聲的大男人，一句一句地安慰：“沒關係了，沒關係了，我原諒你，我原諒你……”
事情到這本該結束了，可是，1998年1月12日《巴爾的摩太陽報》的一篇報道聲稱，約翰·普拉默接受了他們的採訪，並承認，在這件事情上他撒了謊。
報道說，儘管普拉默聲稱那天的炸彈是他下令投擲的，但是事實上，1972年6月8日在潘金淑的家鄉投下汽油燃燒彈的並不是他。並且根據約翰·普拉默前任長官的說法，約翰·普拉默所在的職位並沒有下命令攻擊的權力。
也就是說，約翰·普拉默“冒認”了這個本不該他承擔的罪責。
“我從來不想欺騙任何人。”他說，“我只是在潘金淑演講那天實在是太情不自禁了。對於這場戰爭，總該有人出來承認和道歉，作為一名曾經參加過戰爭的士兵，我有責任站出來，至於投擲燃燒彈的人到底是誰，真的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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