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復出以來，竭盡全力推動修憲，但折騰了幾年卻沒有什麼進展，連安倍自己也有點心灰意懶。早在擔任小泉純一郎內閣的官房長官期間，他就對修憲有著很高的期待。他當時曾很自負地表示： “修憲不能一條條地改，必須全部推倒重來，從前言開始修改憲法全文。因為前言完全是戰敗國對同盟國的道歉。”其時的安倍在修憲問題上可說是 “豪情萬丈”。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一旦自己主導修憲，才知道此事難度太大。如今安倍在修憲問題上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卻，包括第9條的兩款也不動，只提出增設有關自衛隊的第三款。安倍在修憲問題上，除了在國內面臨巨大阻力以外，在國際社會也同樣如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來自日本極為倚重的美國的反對。
美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再起
眾所周知，日本的現行憲法就是在當年美軍佔領日本期間制定、頒佈和實施的，其背後很大程度上有美國因素存在。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吃了很大的苦頭。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是美國一以貫之的。如今日本要修憲，美國當然不可能漠然視之，始終對此保持高度關注和警惕。
早在2012年8月，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就提交了一份對日政策建議 《美日同盟：使亞洲的穩定不可動搖》，其中許多建議都被此後再度上任的安倍政府相繼實施，如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出臺保密法、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等。由於該報告的操盤手主要是阿米蒂奇和約瑟夫·奈兩人，所以該建議又稱為 “阿米蒂奇/奈報告”。
但是，該報告也直截了當地提出：“不應修改和平憲法！”這是CSIS對這一問題的一貫態度。在該中心看來，日本政府大可不必修改憲法，通過修改政府的憲法解釋就足以應對。
安倍訪美屢遭冷遇
華盛頓如何看待安倍，從安倍首次出任首相後的美國之行就可看出端倪。2006年主政日本後，安倍於2007年4月訪問美國。當時美國眾議院正準備通過一項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道歉的決議，安倍此行就是想打掉這一決議。安倍就此問題對美國政府的說辭是“當年日軍並未參與 （強徵慰安婦）”，但最後美國眾議院在6月下旬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這一決議。
安倍梅開二度再次出任首相之後，於2013年2月再度訪美，奧巴馬同樣予以冷遇。當年年底安倍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悍然參拜了靖國神社。對此美國政府直言不諱地表達了 “失望”，這在雙方的關係中是非常罕見的。
去年特朗普上任後，安倍又吹噓他與特朗普建立了 “前所未有的相互信任關係”。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 “互信關係”呢？去年特朗普的日本之行對此給了一個註腳。去年11月6日，在安倍與特朗普會談後舉行的記者會上，特朗普先是照本宣科，稱讚日本擁有的經濟實力在全世界屈指可數，隨即他脫開發言稿即興發揮： “我並不認為日本與美國並駕齊驅，日本排在美國後面”，說到這裡他還轉過頭去問安倍： “是不是？”對這一使安倍頗感難堪的場面，在日本媒體中當然是看不到的。
為修憲問題上開溜做鋪墊
特朗普原先是一位商人，缺乏外交經驗，但他卻知道向誰請教。早在2016年11月8日美國大選計票尚未結束、但特朗普當選已成定局之際，他就迫不及待地會晤了基辛格，就外交問題向他請益。
說起基辛格，日本人的直覺是切齒痛恨，因為他對日本的態度非常嚴厲。駐日美軍的“瓶塞論”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即美軍駐日除了遂行美國的東亞戰略以外，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因此必須“將這一惡魔塞在瓶子裡，不讓它逃出來肆虐”。
基辛格如今還在擔任CSIS的顧問，該中心先後發表的三份對日報告，顯然對日本具有很大的約束作用。例如安倍復出後首次訪美，在與奧巴馬會談後就前往該中心發表演講，其演講開門見山就是 “我回來了”。聽眾們都很清楚，安倍在這裡所說的 “回來”，就是指回到前述報告所提出的相關建議內容。實際上，那份報告在發表前不僅徵求過美國各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而且也給國會參眾兩院的相關議員們傳閱過。
2014年7月，安倍政府強行通過了內閣決議，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其後訪日的約瑟夫·奈就在一檔電視節目中明確表示： “過度的民族主義有百害無一利”，實際上這是對安倍執著於修憲的一個明確的信號。因此安倍早在去年8月3日就明確表示並不拘泥於在今年秋天的臨時國會期間推出自民黨修憲草案，他 “只是提出一個目標，而具體操作完全由國會和自民黨負責”。顯而易見，安倍已為自己開溜做好了鋪墊。
原題：美國反對是安倍修憲無法逾越的障礙
本文選自：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原文發於：《文匯報》，6月23日，第6版
陳鴻斌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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