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史
“狀”又叫“書狀”，是訴訟中當事人向法官陳述用的文書。
現在的起訴狀、公訴狀、答辯狀等都屬於此類文書。
訴訟以“狀”開始，而以“判”結束。自古以來它就是非常重要的訴訟文書。
我們經常在一些戲劇、電影中看到它的身影。如京劇《鍘美案》中就有包公讀秦香蓮狀紙的一段唱：
駙馬爺不必巧言講，現有憑據在公堂；人來看過了香蓮狀，駙馬爺近前看端詳。上寫著秦香蓮三十二歲，狀告當朝駙馬郎。拋妻子滅子，悔婚男兒招東床。狀紙押在我的大堂上！
這段唱腔非常有名。在包公與陳世美激烈的爭論中，狀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期我就來給大家介紹一下“書狀”。
先說說“狀”字從何而來
據《說文解字》解釋，狀，貌也。它指外貌、狀況。從這個字義可以看出，狀這種文書主要是描述案情的。就是告訴法官發生了什麼事情，描繪一下案件的“外貌”，所以叫“狀”。
起訴狀就是原告陳述案情；答辯狀就是被告陳述案情；公訴狀則是檢察官代表國家陳述案情，其地位相當於原告。
可以看出，這種文書的本義是以敘述事實為主，說理倒在其次。想一想，這是很有道理的。
當事人就是陳述案情的，法律適用是法官的責任。狀敘事，判說理，分工合作清楚明確。
德國有一種審判思路叫“你給我事實，我給你法律”――即當事人告訴法官事實，法官告訴當事人法律。書狀作為當事人的文書，當然就是以敘事為主了。
然而，狀中敘述什麼事，怎麼敘述，都是有講究的。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說明一定的道理和要求。沒有人寫狀紙是為了講故事。
清乾隆年間的“寡婦改嫁”案
清乾隆年間，一寡婦想改嫁，但遭到家人與鄰居的阻撓，她就向官府呈上狀子：“豆蔻年華，失偶孀寡。翁尚壯，叔已大，正瓜田李下，當嫁不當嫁？”知縣接狀，揮筆判了一個字：“嫁！”
在這個例子中，寡婦敘述了幾個事實：自己豆蔻年華、守寡、公公尚在壯年、小叔已經漸漸長大，都是有特定目的的，都是要說明自己應當再嫁，以免寡居日久出現家庭醜聞。
公訴詞、辯護詞、代理詞都是“有聲狀”
書狀雖然都是寫在紙上的，但有些書狀卻主要是用來讀的，這就是書狀中的“有聲狀”。
可以說，公訴詞、辯護詞、代理詞都是有聲狀。這些書狀主要是檢察官和律師在法庭上辯論時使用的，都是要讀出來才有用處的――鏗鏘有力、蕩氣迴腸的法庭發言，往往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曾激勵無數的少年，投身法律行當，希冀自己有一天也能在法庭上慷慨陳詞。
在這方面，檢察官和律師有優勢。他們不僅要靠筆吃飯，而且還要靠嘴吃飯。他們在法庭上必須得說。法官則相反，他得“慎言”，在法庭上說話沒那麼重要。
所以書狀裡有“有聲狀”，判詞中就沒有“有聲判”了。檢察系統時常舉辦辯論比賽，法院卻沒有這個項目。確實是業務性質的差異造成的呀！
狀紙在中國古代的作用遠遠大於現代。古代的狀紙規矩頗大。每一份狀紙都有固定的字數限制，不能超出。否則就不予立案。而且必須“一字不改”。就是狀紙上寫的是什麼就是什麼，將來訴訟中不能有絲毫更改，即使與客觀事實不符也不能更改，要以狀紙為準。
兩個著名的“刀筆吏故事”
案例一：“大門進入”與“犬門進入”
清朝乾隆年月，有個小官人叫胡長齡。在他做官的地方，有一案子判得“慘不忍睹”。原來，十來個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便跟著一個無賴入門盜竊，進門時沒留神兒，從“大門”走了進去。大清刑律規定，凡盜竊，只要是從大門入內就算“明火執仗”，因而不分主犯從犯，一律問斬。這樣，那夥農民必死無疑。
胡長齡看了一下卷宗，發現他們一被拿獲，就從實招認了，既是從犯又是初犯，而且追悔莫及。他便對主判官說：“救人一命吧，他們可是罪不當刑。在‘大’字上加個點，變成‘犬門’就行了。這可不是貪贓枉法。”主判官也同情這夥農民，於是就在卷宗“大”字上揮上一點。“犬”門肯定很小，既是小門，說明竊犯膽小，因而不像“明火執仗”那樣有嚴重的危害性，法律是從輕發落的。就這樣，十來個農民免遭一死。
案例二：“用刀殺人”與“甩刀殺人”
舊社會有一個財主的兒子用斧頭傷人被抓,財主為了救出兒子,高價聘請了一名師爺,想私下修改狀子來減輕罪名。這位師爺很善於玩文字遊戲,為了讓財主兒子逃脫,他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後終於找出了破綻:將“ 用”斧傷人 改成了 “甩”斧傷人 ,這樣一來,故意傷人就變成了過失傷人……
兩個故事中，之所以改一個字就能讓案件翻轉，就是因為古代的文牘主義，法律文書上一個字不允許修改。民間有俗語：“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出”，講的就是這個情況。
這狀況好不好？我們曾經以為不好。認為這是舊法的形式主義。所以現在起訴書可以修改，公訴書可以修改，答辯狀可以修改，甚至法庭上說的話都能以重大誤解為由修改。甚至面目全非，與原來的文書“一字不對”都可以。
這種狀況，勢必造成了許多問題。
就說公訴狀吧。檢察機關可以一次次地變更罪名，重複起訴同一個被告人。最初的公訴狀控告寫的是侵佔，後來改成了行賄，再後來又改成了挪用；最初可以是殺人，最後訴成了偷稅。
如此隨意的變更訴狀，為的就是避免國家賠償，掩蓋當初草率起訴造成的錯誤。更有甚者，抓人找案。先隨便估計個罪名將人抓起來，再嚴刑逼問，找出實際的罪行來起訴。
據聞，臺灣有個檢察官曾經拍著法典威脅被告人：“這麼厚一本六法全書，我就不信找不出一條罪名來辦你！”――還真是如此！
大多數人還真是難免有些越界的事讓人抓住把柄。這種“一字不對”的公訴狀助長了公權機關的懈怠和專橫。如果提交到法院的公訴狀在將來的訴訟中必須“一字不改”，這種狀況就會好很多。
還有民事案件中的起訴狀。有些當事人為了規避管轄等目的，隨便先寫一個文書，立了案之後再反覆修改。變案情、變金額、變標的、變理由、變被告、變地址，最終的起訴狀已經與當初的面目全非。
毫無疑問，這樣隨意地變更法律文書，讓司法的嚴肅性蕩然無存。所以，現在看來“一字不改”的訴狀還是有相當道理的。
（立法網新媒體中心 周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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