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愛的激情》中，帕斯卡爾曾斷言“愛即理性”。就像危險會讓一個頭腦正常的人瞬間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命運，那些深陷於愛河的戀人，其實比任何旁觀者都更清醒。“愛的盲目和瘋狂”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人們被愛情小說影響後的託辭，他們不願或害怕承擔責任，便把罪責歸結於愛。
今天，我們節選了《我和斐德》的前兩個章節，梁禾用細膩、清晰的文筆回憶了她的丈夫、美國漢學家魏斐德以及二人共同度過的甜蜜生活。她迷戀於斐德的學識和人格魅力，而魏斐德曾在一封情書中提醒她道：“激情，你知道激情的代價嗎？”
注入我心地的真誠
真不敢去想時間飛逝得有多快！上世紀 90 年代距離今天，竟然是二十多年的時空。而那時，我們仍然生活在書信交流的時代裡。那時，生活中，心靈仍然至上，人依舊注重耕種澆灌滋潤心靈與精神的園地。而心靈間的碰撞，心靈火花的燃燒與昇華，被視為存在最美妙的境界。
我亦懷念書信來往的日子。我甚至懷念等待斐德來信的那份期待與急切。那些年，我們各自用母語寫信，在對方的母語裡，我們各自享受著對方內心深處的傾述，品嚐字裡行間的心靈搏動與思想情感的火花。多年後，當斐德知道我在搬家運行裡中丟失了部分他給我的信時，立刻大叫起來：“什麼？！你丟了？！！”——他那用了心血、擠出睡眠對我寫下的那一頁頁思與情！
魏斐德著作《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
斐德的信寫得那麼生動，還總帶有讓我激動的畫面和令我思索的討論，以及注入我心地的真誠。無論公私信函，斐德收到他人來信後時間相隔再久，他再忙，卻總不忘抽時間回覆，對於我的信，自然更加如此。至今我仍記得讀到他那封從耶路撒冷寄來的信時，內心被帶出的那份磅礴，視野被拓展的那片壯闊。現在我真正知道：對於一個生命來說，那磅礴壯闊的情感，便是心身的昇華，即人存在的一種最高意境。
那次他去以色列參加學術會議，回程因戰亂加劇，搭乘的航班被取消了，他因此被困在耶路撒冷。那封信敘述在擱淺中他觀訪聖城的名勝古蹟，在戰亂的廢墟和千古遺蹟的流連徘徊中對歷史的遐想與感慨，以及他為中東長期動盪與戰爭所感到的憂慮，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間無法協調的宗教對峙而引起的種種悲傷。信從頭到尾充滿了歷史畫面與追憶。我眼前浮現出那古老悠久的恆河與聖城耶路撒冷，也似乎看到一股股口唸古蘭經、頭裹層層白布巾的朝聖者人流在乾熱的沙地裡徒步艱辛地挪向麥加，還有那被圍困在加沙地帶難民營裡的巴勒斯坦人；年輕的以色列戰士視死如歸的衛國鬥志，那來自世界各地一批批絡繹不絕、為讓猶太民族世代永久繁衍而前來開發家園的猶太人，以及古蘭經與托拉經教義與宗旨相重疊或衝突對立的種種闡釋……我在綠蔭遮蓋的長落地窗戶前，反覆細讀著斐德的敘述與凝想，想像的翅膀從教堂山飛向了遼闊的遠方，生存的維度被拓展，眼前困惑和不安變得微不足道。我被他引向個人生存之外的天地。
魏斐德（右二）與夫人粱禾（左一）
斐德讓我更近切地感受到文化、文明、歷史與宗教等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影響，對當今個人，尤其是對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意義。在現實中，在知識成為一種行業併成為謀生手段的現代社會里，專業知識也可以使人在對其深化的過程中鑽牛角尖，心靈因此而變得狹隘，精神維度反而變得侷限。而斐德一開始就引領我回避這樣的困境。斐德對自己，也非常警惕陷入狹隘的知識井圈裡。因此在學術研究之外，他從來就沒有放鬆過對人類文明走向的跟蹤與審視，從未失去過對現實生活本身的熱情體察及對人的興趣。他反覆說：歷史家研究歷史，必須首先對當下有深刻理解，必須關注現實生活的各種細節。關於當今世界的宗教文明衝突，他一再感嘆：“要是生命再多給我一點時間，我一定要去學阿拉伯語，我會致力於研究伊斯蘭文化。”他堅信各種文明與宗教之間通過相互對話來加深理解溝通，是化解人類衝突的根本途徑。
斐德對意大利文藝復興及歐洲史的瞭解，只能讓我等專業學者汗顏。但他又那樣寬容謙和，對我這樣的學術晚輩，他經常把自己放到對方的視角來循循善誘地講述。他總能那樣微妙地把握分寸：在引導你的同時，不讓你為自己的無知和侷限感到洩氣或自卑，在指出你問題的同時，儘量不讓你覺得知識高不可攀。我被深深感動，更被他吸引，我已陷入熱戀，但我無意去追隨實現這份情感。我更驚喜得到一位師長和令人敬重愛慕的人。
我敬佩斐德從人本能的最深處，修煉了自己
斐德對讚譽保持了異常的警惕，謙虛是他的本質。當別人讚美他的時候，斐德本能地會去講一個自己尷尬狼狽的軼事來自嘲。一位來自東岸新英格蘭地區的教授在加州灣訪學，多年後他還一直感嘆那次與斐德航海的歷險記。知道這位教授也是航海老手，斐德就請他一起去航海。他們的船駛出舊金山海灣，剛進入太平洋海洋麵不久，天色突變，風起雲湧，海面一下子驚濤駭浪衝天，且洶湧而猛烈地在海面上顛簸撞擊起來，把船身上下左右擊打得眼看就要翻個底朝天。面對這突變，斐德立刻全神貫注忙不迭地上下左右鼓搗起船帆、船舵、船纜等各種名堂，一邊竭盡全力穩住船身，一邊趕緊調頭駕船回港灣。那位教授因不熟悉斐德的船，只好當下手幫點小忙，一面緊張得不得了。船終於平安抵達海灣入港後，那位教授才鬆了一大口氣，讚歎不已地說：真沒想到，斐德你的駕船技術這麼高超！怪不得你曾經是舊金山划船俱樂部破紀錄的冠軍，我徹底服了！
斐德聽了肯定非常高興，因為他極熱衷航海，把精良的航海技能看得很重。而舊金山划船俱樂部（The San Francisco Yacht Club）是北美航海家最精銳的組織，航海標準和競技都非常高超，它也組織世界航海比賽，所得的冠軍，可以是世界級冠軍。然而這個讚譽雖然讓斐德由衷高興，但他立刻又帶著那敦厚的笑聲自嘲起來：可惜，那個冠軍僅僅持續了幾分鐘而已。
魏斐德講述中國歷史
人稱讚他的普通話純正，他卻馬上會提起自己當年學中文的各種滑稽故事。上世紀 60 年代他在臺北領導一個美國教學點，同時跟溥儀的一位親戚學中文。他慶幸能拜這位名副其實的皇親國戚為師，於是就集中專研文言文。一天他進了一家布店買布，營業員上來招呼，他開口便說：“吾欲買帛”。多年後一想到營業員那表情，他自己就先哈哈大笑起來。說來真是，中文有好些詞在外國人眼裡很接近，特別容易混淆。那時最讓他容易出錯的就是“久仰”和“醬油”那兩個詞。糟糕的是，他真的出了錯，而且是在最不該出錯的時候：那次與鄧小平握手，他一張口就說了：“醬油”！當他發現鄧小平看著他的神態不對勁，立刻意識到自己又錯了，趕緊滿懷歉意地再三糾正說了好幾遍“久仰”。你說有多糟？他老這麼問。
享受讚譽，展現榮耀，是一種本能，我敬佩斐德從人本能的最深處，修煉了自己。他具有的魅力，使他四周的人感受溫暖與光明，併產生出一種安全感。你能明顯看出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們對他的愛戴和敬意，並能輕而易舉地感受到他們在他領導下工作的自豪感。他因身負國家社科學機構的諸多領導職位，經常不在校園裡，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就在他的辦公室裡放了一個跟真人一般尺寸大的他的彩色照，以感受他時刻在場。咋一見，還以為真是他在那看著你呢。
斐德贏得眾愛，更是因為他旗幟般的感召力和他堅守學術質量和原則所致。他那代學術領導和知識分子，大多會把堅守學術尊嚴和學術標準，很自然地地當做職業道德和責任。那時的風氣相對是清高的，因為學者們還在乎“象牙塔”的清潔神聖。一職半銜的個人利益及各種各樣的蠅頭小利，難以讓一個學者丟失其學術尊嚴。他們也能甘於清平，而把享受知識王國的豐富視為另一種富有；他們不那麼輕易為資源利益而妥協學術標準，他們更在乎體現的是一種精神獨立。時代真的不同。在斐德容休儀式的一場公共對話中，時任美國史學家協會主席的斯坦福大學德國曆史家施寒教授感慨地說：“斐德，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學者，也許我們是幸運的最後一代？” 施寒教授感慨的，正是時代的精神蛻變。
魏斐德參加會議中
斐德的幸運在於他能堅持自己的理想。他年輕時深受法國史學家馬克·布勞赫的影響，而終身以其為楷模。即學者在學術之外，須能投入大於個人的正義事業之中，須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獻身。否則，在斐德看來，學者知識分子“只不過是在象牙塔裡享受清靜的學究罷了。”（魏斐德：“一個歷史家的肖像——馬克·布勞赫”，《史林》，上海，2014 年第 4 期，169-171 頁）。
自然，這樣的堅守會讓人付出代價。正是這個代價意識，讓一些原本有良好心願的人嚇住了而開始算計。斐德自然也為此付出過各種代價（甚至身後仍在繼續付），只是他仍然堅守。有一次他在一個評委會上投票反對一個學者的晉升，雖然此人是他的一個朋友，但斐德認為他的學術成果還沒有達標。不久他在一個會議場合遇見了那位學者，後者立刻上前對斐德忿忿不平地說：“斐德啊，我還當你是朋友呢！你怎麼會反對我？！”這事讓斐德不平靜。他知道那位學者的情感因此感到受了傷害，而斐德本人是非常喜歡那個學者的。我問他：你後悔了嗎？“不”。他回答得那麼簡單，平靜。
好在，人世還有時間這個永恆耐磨的天平。天長日久，能夠堅守且表裡一致的人，在更高的層次上，在更長遠的時空裡，終將會佔據信譽和道德之高地。遺憾的是，信任、信用、信譽，在今天已成幾近“瀕於滅種”的稀有物。近切得利，成了不少人追逐的獵物。
好多次，一些同事慷慨激昂地在斐德面前對專業領域或系裡的決策性事務表示批評或傾向，並起勁地說服動員他對即臨的投票應該如此如此表態。可真到了會上，那些同事們一看風向不對，卻投了與他們私下態度完全相反的票，倒是斐德老老實實地按當時的共識投了票，結果他發現自己所投的成了會上僅有的那麼孤立一票。對此，事後他不過聳聳肩，搖搖頭，在我面前嘲諷兩句而已。他並不後悔自己那一票。在人的小算盤裡，他更看到人性的侷限和偏狹，甚至會從中感到一種滑稽，並因此而引發出他那情不自禁的大笑，有時還笑得前仰後翻，一邊還不停地說：真滑稽（Really comical）！斐德心中無怨無恨。
在心靈深處，斐德是個簡單淳樸的人。他覺得人大多是怯弱的，自私自利也是常人的本能，但人性終有善惡之分，有寬厚刻薄之別，有光明與陰暗的不同。人可以是可憐而渺小的，也可以高尚而強大的，關鍵在於如何在得失中作選擇：在利益的獲取和心靈的高地兩者之間，你選擇哪一邊。前者可帶給你身外的一些東西，後者帶給你內在的自信和坦蕩。
《征服者佩爾》劇照
人的強弱之分，說到底，在於人體現自由意志的能力及其程度。不屈服於利益誘惑或外在壓力的意志，才是自由意志。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才是強者。還記得瑞典/丹麥合拍片《征服者培樂》（Pelle the Conqueror）嗎？這部經典電影描述一個喪偶的父親帶著 12 歲的兒子培樂從瑞典移民到丹麥的故事。他們在一個農莊裡幹苦力謀生，在天寒地凍中長時間乾重體力活，還要受東家欺凌，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但少年培樂沒有被壓垮，也沒有像父親那樣潦倒抑鬱起來，他始終盡全力幹活，乾得很出色。幾年後他十七八歲了，終於可以自立了，這時非常賞識他的東家為挽留他而封他為工頭。他拒絕了。培樂毅然打起行李，永遠離開了那個地方。他憎惡欺壓，當他從被欺壓的地位可以轉換為欺壓他人者時，他毅然拒之。不幸，生活中我們更常見的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 —— 人的處境一旦改善，他/她會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再複製到他人身上。
我對斐德的愛正是源於他的這些特點，君子的謙和大氣，勇者的擔當和付出，高貴的同情感與對弱者的呵護。在那些似不善公關的學生找工作時，斐德總予以特別關切，他在推薦信裡，會帶上那麼一筆：“此學者尤不善自我表現，有時甚至顯得笨拙，但若能超越這外表，人們卻能發現這是一個熱誠而投入的學者，一個稱職的教師…… ”我自己總認為，當一個人自己處於強勢，卻能關懷弱勢者，那便是真君子。而君子坦蕩蕩。斐德的坦蕩與自信，常人都輕易能感覺到。我的學長好友，芝加哥大學的文藝復興文學權威保羅教授見了斐德後，一再說：“他是我見到的最富自信的人！”是的，斐德是真自信的。那自信來自於他那真誠和坦蕩，以及他淵博的知識。
（文章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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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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