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主要是通過去產能，提升了原材料，比如鋼鐵和煤炭的價格，從而提升了上游企業的盈利能力，達到了經濟增長的目的。所以2016和2017年這兩年，煤炭和鋼鐵企業紛紛扭虧為盈，利潤增速平均達到了80%以上。
而歐洲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也神助攻，幾乎採取了一樣的思路，通過控制石油產量，讓油價成功翻了一倍，這也讓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利潤大幅度改善了。這些企業又是銀行的重要客戶，他們的利潤改善，也就讓銀行的利潤增速穩住了，沒有跌入負增長，而壞賬率也沒有繼續增長。從而推動以銀行股為主的上50迎來了一波牛市。
而目前，拐點已至。之前的文章中，我指出這種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預測因子就是PPI,也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而隨著PPI見頂回落，我們雖然不能說供給側改革如何如何，但起碼可以確定，這種模式迎來了重大轉變的時刻。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和營業收入比起2017年出現了非常大的下滑。而3月份的數據更是有點不忍直視，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速只有3.1%，可以說是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這種時候，時隔三年，我們再一次聽到了那個熟悉的名詞：擴大內需。
如果說供給側改革主要的理論依據20世紀70年代的里根經濟學的話，那麼擴大內需的主要理論依據則是凱恩斯的理論。
主要是通過擴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擴大社會的總需求，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不過我們卻面臨著幾個問題。
首先是政策空間的問題。我們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事實上已經很強了，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主要就是因為這兩個方向空間已經不大了。畢竟這幾年的預算內收入減少了很多，而開支卻在大幅增長，而貨幣政策方面，我們的利率已經是歷史最低點了。
如果硬要說貨幣政策還有空間的話，那就只有進一步降低準備金率和利率，但是在流動性陷阱中，降息和降準很難繼續推動M2大幅增長，這是在2016年判斷過也出現的事實。唯一剩下的一步就是學習美聯儲曾經做的，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正在做的QE，也就是量化寬鬆。
另外一個是居民消費的問題。這兩年房地產大漲，居民槓桿已經達到了50%左右的水平，沒有空間繼續增加了。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多年保持在10%左右，居民消費支出已經跌落至個位數，消費很難再有提升。要知道，美、日、歐即便是搞了QE，消費也沒有多大的增長。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豬肉。豬肉價格幾十年來也是週期性波動，而這次的豬肉下跌週期已經是歷史上最長的一個時期了。便宜的豬肉只有幾元錢一斤，這幾乎是20年前的豬肉價格了。
如果說以前擴大內需效果有限的話，那麼到了現在，答案自在各位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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