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同樣遺留著多個迷局等待破解，其中重要的一個謎局就是消費率過低的迷局。已經有很多文獻從居民收入分配的視角出發試圖對這一謎題給出解釋，即收入分配不平等導致了消費率過低的現象。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和認識，但該理由並不全面，因為國民經濟中的消費率並不僅僅是居民消費，它還包括了政府的消費。而在中國，政府儲蓄率比居民儲蓄率更高。以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而言，其收入基尼係數也達到了將近0.5，略高於中國的水準。受其影響，其消費率在全球處於較低的水平，但仍高出中國19個百分點，這就不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所能夠解釋的了。可見，國民經濟的消費率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以及宏觀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所佔比重。
一、 收入分配狀況分析
(一) 以勞動者報酬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下降
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階段的功能性分配方面看，勞動者報酬所佔比重經歷了先上升再下降的過程。特別是近幾年勞動者報酬所佔比重經歷了一個較為迅速的下降過程，由此導致在讓勞動者分享更多的經濟發展成果方面，我們又或多或少向改革初期的原點回歸。
在近期的相關研究中，住戶部門收入佔比持續下降的趨勢比較明顯。在以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勞動報酬所佔比重持續下降，其所佔比重在1995-2006年期間下降了將近10個百分點（白重恩、錢震傑（2009）），即便是進行了某種調整的計算，也有5個百分點的下降（張車偉（2009））。而從再分配收入的分配格局出發，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也出現了明顯的下降，達到9個百分點（常興華等）。由於2004年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將自我僱傭者營業收入的分類由原來的勞動者報酬轉變為營業盈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數據的不可比性，為勞動者報酬佔比的估計變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我們對1996-2007年的勞動者報酬進行了一個較為簡單初步的估算，總體判斷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下降了大約9.3個百分點，其中3.3個百分點是由於就業非正規化造成原屬於勞動者報酬的自僱者營業盈餘被納入企業營業盈餘之中，而其他6個百分點則來自於實實在在的勞動者報酬下降。
從收入法GDP出發，在勞動者報酬下降的同時，政府的生產稅收入上升2.2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折舊佔比上升了1.4個百分點，營業盈餘上升了5.7個百分點。其中，2.4個百分點的上升來自正規企業的營業盈餘，而其餘3.3個百分點的上升則來自於自僱者營業盈餘的變動。
城鄉差距自80年代中期以來幾乎一直處於擴大的趨勢之中，城鄉差距對全國基尼係數的貢獻高達40%以上。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地區間收入差距也處於不斷擴大的態勢之中，但相較前者，地區差距問題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
根據目前已經獲得的數據資料，在2007年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已達0.475，基於我們課題組的計算，2006年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為0.32，同期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為0.38。
多向大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傾斜，而我們現行的工資和獎金制度則較為明顯地向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傾斜。儘管社會制度不同，傾斜原因有異，但其對收入差距擴大的作用方向還是比較一致的。
二、 收入分配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 技術進步和資產收益率提高
資本收益率的提高是勞動者報酬下降的原因之一。而資本收益率的提高來自三個方面：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經濟虛擬化和資本證券化、全球化條件下資本的全球流動。
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該部分的變動直接造成了企業固定資產折舊速度加快，從而擠佔了勞動者報酬佔比。此外，由於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資本收益率的較大差異，造成了實體經濟的資本更多地投入到虛擬經濟中去，造成了“經濟虛擬化和資產證券化”，這提高了資本的收益率和企業營業盈餘的份額，進而造成勞動者報酬下降。儘管這是一個較為自然的過程，但我們需採取辦法減緩這一過程對勞動者報酬比重的擠壓。
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各國的收入差距進入了一個擴大的時期。從規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無論是OECD國家還是“東亞模式”諸國，全國居民收入差距都有所擴大。而從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則OECD國家和“東亞模式”諸國的勞動者報酬與60年代相比也都有較為明顯的下降。
究其原因，這是全球化導致的。由於全球化造成了資本在全球的相對自由流動，造成了投資大多發生在資本回報率較高的地區。從全球來看，則勞動份額受到擠佔與經濟全球化有相當重要的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是我國的外生條件，不是中國一國可以改變的，所以這一因素對我國宏觀分配格局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在相當的時期內仍繼續存在。
(二) 地方政府經濟增長優先戰略的影響
在我國，各級政府長期受到經濟增長優先戰略的影響。受到這一戰略的影響，出於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目的，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資等活動中，大都給投資者以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從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投資者的利益。
這一戰略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其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從整體上擴大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規模，保證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並擴大了就業。但其缺點也是明顯的，即各級政府往往過度保護了投資者，甚或幫助投資者一起壓低受僱者（尤其是供給較為充裕的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從而使受僱者在勞資博弈中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地方政府對投資者的過度保護和壓低受僱者工資兩方面原因結合在一起在國民經濟統計中就最終體現為勞動者報酬佔比的下降。
(三) 遷移工人比重上升，但議價能力不強
我國的工業化過程伴隨著的是非正規化過程，其主要原因在於大量以農民工為代表的遷移工人進入到第二和第三產業當中。根據有關統計，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在2008年底已達到1.5億，他們的工資水平多未列入統計，其經濟貢獻也被低估。造成了工資增長與GDP關係的錯誤估計。
但中國宏觀格局中勞動者報酬下降以及全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與遷移工人的存在及其低工資有著相當重要的聯繫。中國的遷移工人，特別是農民工進入城市以後，也將中國特有的巨大城鄉差距帶到了城市的勞動力市場，農民工遷入地的勞動力市場分割造成了本地城鎮居民就業者——遷移工人這樣的二元勞動力市場，而在農村，同樣也存在著非農就業和農業就業兩個勞動力市場。這樣在全國範圍內，我們形成了雙重二元勞動力市場結構。
遷移工人進入了大量低端的勞動力市場，但他們卻沒有受到足夠的勞動保護覆蓋。更由於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很難形成與投資者相抗衡的勢力，嚴重缺乏工資的議價能力。因而造成受僱的遷移工人工資遠遠低於國有部門職工的工資收入水平。隨著遷移工人逐步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主力軍，其在就業人群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因而從整體上看，勞動者報酬佔比偏低的現象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出現了。
遷移工人大多數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他們收入的提高不僅有助於提高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也有助於縮小城鄉差別，從而縮小全國居民收入差距。遷移工人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群體是大學畢業生群體，由於他們所佔比重不算很高，因而從統計上看，對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但作為被壓低工資群體中的精英分子，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容小視，且隨著大學畢業生越來越難於進入正規部門，他們對收入差距和社會穩定的影響將越來越大。
(四) 正規部門就業下降與壟斷行業工資增長過快
以國有經濟為代表的規模以上正規企業，其工資增長也不很盡如人意。儘管人均工資水平名義增長率超過了GDP名義增長率。但由於這些正規部門容納就業的規模萎縮，特別在1997和1998年間下降迅速，因而在1996年以來的十多年時間中，該部門的工資總額增長率低於GDP增長。人均工資增長和總就業人數下降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規模以上正規企業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對勞動者報酬的總體貢獻為-10%。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整體，正規部門對勞動者報酬的貢獻總體為負。
在正規部門中，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壟斷性行業和競爭性行業。即便在正規部門內部，壟斷行業以及部分壟斷行業的工資增長率也超過競爭性行業。我國在這方面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壟斷與行政壟斷的結合，使相關壟斷行業以合理或不合理手段、市場與非市場手段、乃至合法與不合法手段牟取部門利益的能力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對壟斷行業的監管卻十分缺乏。一方面，其勞動力市場缺乏有效的競爭機制，勞動力無法在工資機制的調節下自由流入，市場機制在其就業崗位的分配中是乏力的。另一方面，由於基本薪酬作用的缺失，無法對利潤的分配進行監管。不僅如此，這些行業中的壟斷企業還是市場上的價格制定者，因此能夠藉助自己的銷售價格方便地轉嫁其運營成本，並在此基礎上使其成員獲得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的高津貼和高額獎金。
(五) 管理層與普通工人收入差距過大
管理層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不要說在非國有企業內部早已存在的管理層，特別是企業高管與普通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就是在國有企業以及國有控股企業內部，管理層與普通工人之間的收入也在擴大。
這種擴大來自三個方面。其一，基於國家有關工資決定機制制定的工資體系內的差異，這是在工資制度內的差距。由於職級工資的設定，這種差異本身就已經存在，且對我們目前的收入差距實際還起到縮小的作用，所以我們無需對該部分進行調整。其二，非工資性的工資收入造成的巨大差異。企業高層管理者，特別是大型國有部門的企業高層管理者利用各種有利條件為自己制定遠超過工資體系的超高工資水平，這既破壞了工資體制，又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這種非工資性工資收入是需要嚴格控制的。其三，獎金和津貼部分既造成了巨大的企業和行業間差距，又造就了企業內部的較高收入差距。一些壟斷企業為自己的員工發放高額津貼和獎金，造成了全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以年終獎名義頒發的獎金則進一步造成了收入分配向管理者自身的進一步傾斜，從而首先對整個企業的收入差異擴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 快速城市化過程與收入分配
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輪快速城市化的進程，城鎮居民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重從1996年的29%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45%。快速城市化進程對宏觀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分配均產生了影響。
在宏觀格局方面，由於農業勞動者報酬佔農業總收入比重遠高於城鎮本地工商業從業人員的這一比重，而從農業轉化為非農的就業者其勞動者報酬佔比又遠低於城鎮本地工商業就業者的相應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全國範圍內勞動者報酬偏低的局面，從這個角度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下降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而基於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城市化過程中，由於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的收入水平差異，作為一個經濟體的收入差距會出現先擴大再縮小的趨勢。在我國這一效應也恰正處於擴大的過程中。因為在這一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由農村居民轉化為城市居民的主要有兩類人群。一類是農村中收入相對較高的城郊地區或較大的集鎮居民；另一類是較早進入城市打工或從事個體經營活動的農村遷移工人。他們同屬於農村收入狀況較好的群體，但受制於中國巨大的城鄉差距，在城市化後他們卻淪為城鎮中的中低收入群體。從而一方面進一步擴大了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則繼續了我國城鄉差距較大的局面。基於工業化進程的需要，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在目前城鎮居民比例仍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收入差距本身有一定擴大的趨勢。
在這一城市化進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地區農村居民的耕地被廉價佔用，併產生了一批失地農民，他們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利益受損者。據估計，僅農地轉為建設用地，地方財政便獲益5.2萬億，但卻造成6000萬失地農民，農民又一次成為了城市化進程的受損群體。這不僅造成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三、 政策總結
勞動者報酬比重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形勢意味著，從相對狀況來看，只有少數的高收入群體才可能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大量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在經濟增長中獲得的份額不斷下降。儘管針對城鄉低收入群體實施的一系列保障制度都大大減緩了城鄉人口貧困發生率，但上述以貧困人群為目標的社會政策對扭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甚微。因此，在收入分配方面需要從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雙重任務中尋找對策。
基於前面的分析，我們認為需要在如下幾個方面改進收入分配製度：
一、 正確理解我國的收入分配指導方針，深入探討按勞分配原則中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關係問題。對勞動以外的要素參與分配，既要承認，也要抑制。
按勞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而我國政府進一步提出的“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按勞分配原則的發展創新。
在按勞分配這一主體性原則中，當前需要注意的是簡單勞動和以管理、技術為代表的複雜勞動之間的分配關係。受到全球化、產業結構以及技術進步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管理、技術因素分配份額在勞動份額中的比重上升，而普通勞動所佔份額下降。這是當前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階層過分誇大了管理和技術的貢獻，因而壓低了簡單勞動的貢獻。在這方面，補償性工資理論的研究和探討有著較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基於這一理論，在有害環境下工作的工人應獲得相應的補償，這將有助於提高簡單勞動的份額。
“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一指導方針，從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分配原則進行了發展，並有助於理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分配關係，這無疑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對於這些要素如何參與分配，在分配中應占有什麼樣的比例等較為細緻的問題認識不足，從而對勞動者報酬佔比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們認為，需要正確認識當前的收入分配指導方針，對於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既要承認其合法性，但又要適當抑制其在分配中的比例。即仍應將“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作為我國收入分配的首要原則，並強調其重要地位。
二、 應在政府考核指標體系中明確提出勞動者報酬增長率要快於人均GDP增長率
宏觀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報酬偏低的問題是當前收入分配問題的主要矛盾，因而最為直接的一個考慮就是在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中，明確提出居民收入超GDP增長這樣一個目標。因為從宏觀格局變動情況來看，只有居民收入增長超過GDP增長率，勞動者報酬比重才會漸次提高。而如果居民收入增長率始終低於GDP增長率，則無法想象勞動者報酬佔比會上升。
三、 政府部門應適度調減生產環節稅收，為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做出表率
近年來我國出現的稅收超GDP增長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殊不知這正是勞動者報酬佔比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作為初次分配中政府部門的主要收入，生產稅超GDP增長造成了其佔GDP比重的較快提高，並同時擠佔了勞動者報酬比重。應當承認，我國名義稅負相對較重，而由於監管不力造成實際稅負遠不似名義稅負那樣高。但該情況近年來有了明顯的改善，由於稅收監管的加強造成了稅收超GDP增長局面，實際稅負水平逐步提高。但出於改變國民核算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下降趨勢的角度出發，我們應在加強稅收監管的同時，降低生產環節稅的名義稅率，兩相抵消後儘可能造成實際宏觀稅負的下降。
減少生產稅進而適當縮小政府收入所佔比重也是我國經濟活動中擴大消費的必然要求。在最終消費構成的兩個部分中，居民消費傾向在近些年有所提高，但受制於勞動者報酬比重降低，其提升消費的作用比較有限；而政府部門收入比重提高，但其消費傾向持續下降，造成政府部門最終消費率下降。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我國最終消費率較低且呈繼續下降趨勢。因而政府應適當考慮調減生產稅稅率，讓利於民。在具備良好的企業分成制度的前提下，生產稅調減既有利於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也有利於擴大消費。該政策方向也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富民”目標相一致。
四、 建立健全以工資為主體的收入形成機制，嚴格控制國有壟斷企業和權力機構的收費和利潤轉化為收入的比例，保持全社會勞動者之間和諧的勞動關係。
目前我國多種薪酬制度同時並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資制度的名存實亡。而類似的多種薪酬制度並存局面曾在我國南北朝時期北魏政權中出現過，並留下了歷史教訓。在北魏政權建立早期，為激勵軍事擴張，摒棄薪俸制，採用以論功行賞的“班賜”制主的多種薪酬制度。該薪酬制度在保證了北魏政權軍事擴張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問題。為此，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相當慘重的代價實施“班祿”制，迴歸官員的薪俸制度。因此，至少首先在國有企事業單位內部，我們需要確立以工資機制為主的收入形成機制。
我國目前多種薪酬制度並存局面既是壟斷行業收入水平超常規增長的原因，也是國有企業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因而規範收入形成機制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至關重要。
而在我國的國有經濟部門內部存在著多種不和諧的勞動關係，這些不和諧的勞動關係可以大體概括為物質生產部門與非物質生產部門從業者收入差距過大、不同地區公務員收入差距過大、壟斷部門與非壟斷部門從業者收入差距過大、企業內部高層管理者和普通工人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等現象。
所有這些現象的根源在於收入形成機制混亂和工資調節收入分配功能弱化。在國有部門中，在那些在市場壟斷企業以及行政性壟斷部門，工資收入往往只佔從業人員全部收入的少部分,工資幾乎喪失了收入分配調節作用；在那些地方財政較為寬裕的地區，公務員的收入水平要遠遠高於財政緊張的地區，這是在工資制度上各個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結果；在國有企業內部，高層管理者的收入水平遠遠高於普通工人，這更是企業高管自行其是、缺乏監督的結果。因此，至少在國有部門內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以工資為主的薪酬收入形成機制是調節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
在這一薪酬收入機制建立之前，收入分配監督的重點在於有收費權力的政府機構和大型壟斷性企業。對前者需嚴防其將利用行政權力收取的費用轉化為獎金內部分配，對於後者則控制壓低其獎金分配在利潤中所佔的比重。
在居民收入分配指導方針中，國有部門收入形成機制的建立健全有助於“調節高收入者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目標的同步實現。
在建立以工資為主的收入形成機制的同時，需要建立工資的穩定增長機制。細細觀察近幾年的工資增長率變動情況我們不難發現，工資增長率呈現較為明顯的波動現象，與GDP增長率的相對穩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因而在以國有經濟為主的正規部門，需要建立穩定的工資增長機制，穩定勞動者的收入預期，同時也為有效解決勞動者報酬比重偏低問題做出貢獻。與此同時，國有企事業單位工資穩定增長機制的建立將可以對非國有部門的薪酬制度建立產生影響。
上述建議旨在將能夠統一的薪酬制度統一起來。但它可能會造成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清晰化，這需要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期內，通過不斷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來打破。
四、 規範用工制度，建設工會，集體談判
在國有部門內部，存在著大量的非制度性用工的存在。這些非制度性用工以合同工或臨時工的身份存在於這些大大小小的國有部門中，但在經濟收入方面與該國有企事業單位相應職位的正式職工相比則儼然是楚河漢界相對。這應當是國有部門中對同工同酬制度的最大破壞，為此，我們應通過規範用工制度實現國有企事業單位內部的同工同酬。
而在非國有部門，應通過加強工會建設，以工資集體談判機制盡最大可能保障這些部門的勞動者權益。
與代表了壟斷性行業和正規部門的國有部門不同，在非國有經濟部門，如民營企業中的工人和個體勞動者，他們的工資收入是勞資雙方協商的結果，政府並不能通過一紙命令讓企業主提高他們的工資。
在非國有部門，近年來政府推出的最低工資標準對於減緩普通勞動者工資相對份額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需要看到的是，最低工資並不能最終解決職工工資的增長問題。由於工會作用的缺位，在這些部門中普通勞動者在工資的議價過程中處於分散和被動的狀態，其工資增長被壓低在儘可能低的水平上。為此，應加快在非國有部門建設真正由普通勞動者控制的工會，並以這個工會代表普通勞動者與企業就勞動工資問題進行集體談判。
非國有部門的就業者中，來自農村的遷移工人佔了相當重要的比重，他們工資收入的較快增長一方面有助於提高勞動者報酬在GDP 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則有助於彌合城鄉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講，通過工資集體談判提高非國有經濟部門職工工資收入對收入分配的兩個方面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從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出發，提高遷移工人的工資收入會同時具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雙重作用。
五、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增加農村居民收入
在改善全國收入差距方面，增加農民收入進而縮小城鄉差別是必要的。儘管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但城鄉差距達到3倍以上的國家並不多。根據我們使用2002年居民收入調查數據進行的測算，在中國城鄉居民所佔比重保持不變、城鄉內部收入差距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如果城鎮居民收入為農村居民收入的1.5倍，則在2002年我國全國收入的基尼係數將變為0.368，大體相當於印度全國消費基尼係數的水平，在全球各國中大體處於中等水平。在降低城鎮居民收入不現實的情況下，提高農村居民收入而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當前的問題是，在我國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城鄉差距仍有繼續擴大的趨勢。這其中有些原因在前面已經分析過，如農民工收入水平被壓低等等。但仍存在另外兩個與城鄉差距有關的問題需要解決。其中一個問題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對農村居民土地使用權補償問題。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情況，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土地財政收益據估算有5.2萬億元之多，但農村居民從中獲益不多，出現了失地農民現象。如何讓農民分享出售土地的收益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如果這一環節解決得好，則有助於城鄉差距的縮小；反之，倘若農民很少或不能從中獲益，則城鄉差距還會擴大。
另一個問題是農產品價格問題。從我國改革的歷史來看，農產品價格上漲意味著農業貿易條件的改善，而每一次農產品價格上漲都伴隨著一定程度的城鄉差距縮小。讓農民從農業種植業中獲得更多的益處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在這方面有兩項措施值得考慮：設法提高農產品價格，以及增加種植業補貼的範圍和力度。我們已有研究證實，現已進行的種糧直補對縮小城鄉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補貼的力度較小且僅僅集中在糧食作物上，所以其縮小城鄉差距的作用還不夠顯著，在十二五期間可以考慮提高糧食作物直補幅度，或者將補貼範圍擴大到整個的種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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