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黃易 致陳燦金鄉札 故宮博物院藏
敘情懷
黃易書札上的藝術人生
書札在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清代乾嘉時期，學術界產生了著名的“乾嘉學派”，光芒萬丈，照耀後世。這一時期的學者交往頻繁，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書札成為了傳遞他們之間思想碰撞和情感抒發的重要載體。
黃易是眾多乾嘉學者中的一位，他精通金石書畫，幼承家學，篆刻位列“西泠八家”，隸書深有碑學之渾厚。黃易平生最愛訪碑，他的繪畫以訪碑圖名世，真實地記錄他尋碑的經過，頗有特色。黃易中年得官，仕途坎坷，公務之餘，一生精力皆在金石書畫之中。人跡罕至的山川草莽之間，正是黃易捫苔剔蘚、訪碑尋碑的絕佳之地。當他在尋到一塊滿意碑刻時興奮地大叫“生平至快之事”的時候，回去總會用書札給他的金石圈好友分享他的喜悅。其中，位居京師的翁方綱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黃易與翁方綱的初次相識是在書札的往來上進行的，翁方綱在題跋《三公山碑》拓本時這樣記載：“丙申夏……錢塘黃小松（黃易）與予初未相識，乃以元氏《三公山碑》拓本郵書相贈。歐陽、趙、洪所未見也，賦詩謝之。”翁方綱文中所說的“歐陽、趙、洪”即為宋代金石學三大家歐陽修、趙明誠和洪适。是啊，在翁方綱眼中連歐陽、趙、洪都沒有見過的精品，他見到了，這是何等幸事！這樣的事在他們的交往中出現過很多次，如翁方綱在給黃易寄來的《唐拓武梁祠畫像》跋文中有這樣的語句：“今汪氏竟以此冊歸於秋盦（黃易），是天所以報其剔石之勤，實古今著錄家、鑑賞家所未有之大快也！今秋盦寄此冊來屬題，而方綱之與此冊亦倍有神交氣合之夙緣，既系以小詩復書此以識之。”三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細讀這樣的書札時，依然看得熱血沸騰。
從翁方綱與黃易往來的眾多書札上我們不難看到他們之間想急切交流藝術的渴望。翁方綱幾次出訪山東典試時偷暇約見黃易，曾有札致黃易雲：“弟輿中亦略攜一二求題之件，同幾作書，一償數年以來積渴之勞，何快如之！”多年的書札往來依然不如當面交流時來的親切，翁方綱想與黃易交流藝術的熱情躍然紙上。這次黃易也是提前20裡外乘舟相迎，在船上便同翁方綱觀看他所藏的明代著名書法家祝允明的作品。
黃易與翁方綱一生交往長達26年，真正見面不過三四次，藝術的交往全在書札往來之間。經筆者統計，書札中提及的金石書畫作品至少有109件之多，其中大都是黃易寄贈翁方綱，這為翁方綱後來的著作《兩漢金石記》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也成就了翁方綱在金石學領域中的地位。
除了翁方綱，黃易的交往圈還有畢沅、朱筠、伊秉綬、何元錫、張燕昌、武億、桂馥等人，這其中不乏清代金石書畫學之名家，他們之間最常用的交往方式同樣也是手札，從黃易與他們交往的書札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兩種特點：
一、書札常與金石拓本一起郵寄。金石拓本是古代對金石碑刻上文字與圖案的一種複製技術，能最大限度保持被拓作品原貌。拓本方便攜帶與郵寄，是金石學家之間最普遍的交往方式。黃易與友人之間涉及藝術討論的書札中，常有金石拓本相隨，且多是黃易最新挖掘與尋得的第一手資料。這種形式的書札，其內容是說明金石拓本的信息，目的是和對方探討，雙方的討論結果最終會以題跋的形式表現出來。總之，這一時期的金石拓本不僅成了乾嘉學者書札交往中的必要附件，也成了學者當面交往時的必帶物品。
二、書札獨具一番藝術特色。書札作為諸多文體之一，有特定的書寫套路和規則。從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大量黃易書札上我們可以看出，黃易書札作為和友人之間私下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表述直白，開門見山，書寫率性而為，一般不考慮章法和筆法，隨意揮灑。相比黃易的其他書法作品，書札的書寫一般都是行草書字體，帖學意味濃厚，與黃易金石氣息濃厚的隸書書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黃易書札的內容與藝術特性上我們能看到一個真實且鮮活的黃易。
作為藝術家的黃易在他的藝術人生中是快樂與孤獨的。他的書札中既有尋古訪碑的生平快事，也有家喪、負債的生活苦衷，但他一直在普通的生活中追求高雅的心境，活得光鮮亮麗，這是黃易徜徉在自己藝術世界中的快樂。然而限於交遊圈人物地理位置上的分散，身處異地的學者們當面交流的機會很少，故黃易在致友人書札中體現出的孤獨就很明顯了：“未知何年稍得自如，與大兄笠履湖山，遂我夙願”、“近日得碑甚多，不但範式、武梁等種，前人未見者層出不窮。且嵩山石三闕，續得多字，快幸之至，只此一事，可告知己耳。”他的知己也未嘗不是如此，同樣作為“西泠八家”之一的陳鴻壽也因各種原因終身難得與黃易相見一回，最終只能把他們交往的書札整理成冊以表紀念，並只能如此感嘆：“顧終生未得相見為歡，託之神交而已。”
“天涯羈旅，惟良友尺素，可以慰之。”這是黃易致好友羅聘書札中發出的感慨。藝友之間，書札既是聯繫他們友情的紐帶，也是安慰他們孤獨的良藥。黃易在繼承浙派篆刻與碑學書法的大氣磅礴風格之下，是他在書札中展現的另一種安靜平常的生活。希望今天的我們在欣賞黃易留下的金石書畫作品時，也能從書札上感受他最真實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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