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乾隆始，官場貪腐之風日熾，出現了以和紳為代表的貪官集體。這些官員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個個肥的流油，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搜刮來的錢，一部分買房置地，置辦固定資產，一部分酒山肉海綾羅綢緞縱情揮霍，更大的一部分則用於向上官進貢，以保住頭頂的烏紗，或是謀求更大的官帽。於是，“縣送州，州送院，最後送到太和殿”，以致官場無人不收，無人不送。這其中，送禮也逐步形成潛規則，成為獨特的官場“文化”。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來看一下：
張集馨是29歲中進士，歷仕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在他為官的三十多年間，先後在山西、福建、陝西、四川、甘肅、河南、直隸、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撫等職，對清朝的腐敗現象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寫了一本《道鹹宦海見聞錄》，詳細記述了幾十年官場生活的所見所聞，把當年充斥官場的腐惡現象作了逼真描述。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四十五歲的張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陝西督糧道。這個官是著名的肥缺，總管軍事後勤工作，主要負責徵收、保管和供應西北地區的軍糧。俗話說"過手三分肥"，陝西糧道每年過手糧食二十萬石（約一萬五千噸），他該有多肥？又該如何分肥？這可是一門學問，送禮也得有規矩，裡面彎彎繞多著呢。
一般來說，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窮。外任官有大筆的養廉銀子，其數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較多。可是京官對外官的升遷和任命又有比較大的影響，"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並不難懂。於是，在長期的官場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種交換機制：京官憑藉權勢和影響關照外官，外官則向京官送錢送東西。這類陋規的名目還包括離京送的"別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此類名目類似於“防暑費”、“防寒費”。“敬”的具體分量取決於雙方關係的深淺、京官的用處和外官的肥瘦。
張集馨接到任命時，已經在北京住了四個月，旅費快用完了。他大舉借債，託人從廣東洋行以九釐行息借了九千兩銀子，從山西錢莊借了五千兩銀子，又從同事和朋友那裡借了二千兩。張集馨記載道：連同我在京買禮物的數百兩銀子，共用去別敬一萬七千兩，幾乎都沒有路費了。一萬七千兩這個數字似乎有點嚇人。當時福建一帶家族械鬥，僱人打架，一條人命不過賠三十兩銀子，三萬兩銀子可以買上千條人命。當時在江南買一處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價格不過一二百兩銀子。
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張集馨沒有詳細記載。但兩年之後他調任四川臬司（主管公檢司法的副省長），在北京又送了一萬五千兩銀子的別敬，並記下了具體的"尺寸"：軍機大臣的別敬，每處四百兩銀子。上下兩班章京（類似為軍機處服務的秘書處，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兩。其中有交情的，或者與他有通信聯繫，幫助他辦摺子的，一百兩、八十兩不等。六部尚書、總憲（都察院長官），每位一百兩。侍郎（副部長們）、大九卿五十兩。依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應酬到。看看這些數字，動輒就出手一兩座宅院，少說也送上半條人命，潛規則所承擔的分配財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在張集馨任上，每年還往京城送炭敬，具體數目未見記載。
不光是京官需要應酬，八旗的驕兵悍將並不是好惹的。激軍隊鬧事，在任何時代都是很難遮掩的大罪過，糧道不能不小心伺候。張集馨說，糧道必須應酬將軍，因為怕他從中作梗。應酬將軍的方式早有成規。首先，按照規定，將軍和兩個副都統本人的月糧是大米和小米並放，而大米貴小米賤，將軍自然不願要小米，糧道便全給他們大米。這是小事，算不了什麼。其次，將軍和副都統推薦家人在糧道工作，甚至只掛個名，到時候領錢，糧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規給將軍和其他高級軍官送禮。
清朝官場通行的送禮名目叫"三節兩壽"。三節是指春節、端午和中秋，兩壽是指官員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陝西糧道送給將軍的三節兩壽數目如下：銀子每次送八百兩，一年五次總計四千兩；表禮、水禮每次八色；門包（給大門值班大爺的小費，由他分發給保安們，要不進門都得費點事兒）每次四十兩，一年二百兩。小編不清楚八色表禮和水禮的價值幾何，但每年給將軍的陋規尺寸當在五千兩銀子以上。在糧食問題上有權說話的軍官還有副都統和八旗協領。糧道也送兩個副都統三節，但沒有兩壽。三節的陋規是每節二百兩銀子，一年六百。此外還有四色水禮。八旗協領有八位，每節每位送銀二十兩，上等白米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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