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
中日關係自2014年底以來，也逐步趨向改善。在新一輪世界經濟貿易秩序的調整中，如何妥善處理中日關係，是中國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
一、“通商4.0時代”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7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發表了“美歐經貿聯合聲明”，宣佈雙方將致力於建立“無關稅、無壁壘、無補貼”的經貿關係。這項聲明，標誌世界經貿秩序的“通商4.0時代”正式開始形成。
所謂“通商4.0時代”，是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係經歷了戰前彼此通過加徵關稅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外來商品衝擊的“通商1.0時代”；通過建立“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實現經貿全球化的“通商2.0時代”；上世紀90年代後開始興起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圈的3.0時代；開始進入跨地區、跨大洋的關稅互惠乃至關稅互免的通商“通商4.0時代”。
象徵“通商4.0時代”，主要有4大板塊：一是美國退出後，由日本等11國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翻版“全面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這個板塊已基本形成。二是“日本-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這個板塊也隨著今年7月17日雙方聯合聲明的發表而宣告形成。第三個板塊是“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又稱美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TTIP）”。美歐聯合聲明的發表，標誌著這一板塊也開始形成。第四個板塊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由中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韓國、新西蘭、東盟10國共16方參與，目前談判正在進行中。
“四大板塊”中的第三個板塊，因為美歐聯合聲明的發表而初步形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正面臨的挑戰，如何應戰？除了儘快促使RCEP形成，還必須妥善處理好中日經貿關係。
二、新一輪“中日經貿熱潮”正在來臨
今年8月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40週年。回顧歷史，經貿關係始終是影響中日雙邊關係的重要因素。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迄今為止中日關係經歷了戰後至1960年代的“政經分離”、1970年代的“政經統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政熱經熱”；進入21世紀後的“政冷經熱”、2012年後的“政冷經冷”5個階段。
中日經貿關係，能否再熱？
目前，中日經貿關係呈現良好發展勢頭。2017年11月20日至26日，由被稱為“日本經濟界總理府”的日本大企業代表“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榊原定徵、中小企業代表“日本商工會議所”的所頭三村明夫、日中經濟協會會長三村明夫率領，由250人組成的日本高級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和中國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磋商和交流。
日本輿論認為，中日之間或將繼1980年、1992年、2001年、2008年之後，迎來第5次經濟熱潮，“政冷經冷”的局面將宣告結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的中日“經濟熱潮”是雙向的，既有大量日本企業和資本、技術進入中國，也有中國企業和服務，如在中國發展迅猛的電商、共享經濟等進入日本。而且日本對加入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均公開表現出積極姿態。
今年5月8日，李克強總理訪日期間，在《朝日新聞》發表了題為《使中日和平友好事業再起航》的署名文章，指出“中日經濟互補性很強，在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浪潮中，拓展節能環保、科技創新、高端製造、財政金融、共享經濟、醫療養老等多領域務實合作有著廣闊前景，兩國企業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擁有巨大潛力”。李克強總理開誠佈公和切合實際的意見，獲得日本各界廣泛關注和好評。
三、“中日經貿再熱”的關鍵要素
在象徵“通商4.0時代”的4大板塊中，日本參與了3個，和美國還沒有建立起直接的“自由貿易關係”，主要因為美國熱衷於“雙邊主義”，而日本堅持“多邊主義”。雙方彼此的不滿，溢於言表。
2017年11月13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向日本汽車廠商要求加強在美生產，減少對美出口。羅斯批評稱：“雖然日本和其他亞洲各國反覆說在推進自由貿易，但是保護主義比美國還要嚴重得多。”不久，日本“反唇相譏”。今年7月3日，日本《經濟學人》週刊發表了題為《特朗普式的“交易”衝擊日本》的文章，文章稱，以盈虧判斷孰是孰非的特朗普式“交易外交”，正在破壞美日同盟基礎。
另一方面，中日貿易關係則日漸“熱絡”。據日本海關統計，今年1至3月，中日貿易總額為764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額為340.48億美元，同比增長14.2%，佔日本對外出口總額的18.5%；進口額423.53億美元，同比增長7.0%，佔日本進口總額的22.8%。
數據顯示，中日經貿關係，中國是順差國，是日本第二大商品出口國，僅次於美國；是日本第一大商品進口國，不僅超過美國，而且比美國進口額高出一倍多。
在通商4.0時代，如何保持中日經貿關係的良好勢頭並使之穩步增長，其意義毋庸贅言。只要堅持“互為協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中日兩國關係必將日益得到改善，並必將造福兩國人民。（責任編輯 蔣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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