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九眼橋，外地人和成都人，都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
2013年的一樁桃色事件，讓九眼橋聞名全國。
外地人膚淺的認識裡，One night in Jiuyanqiao，遍地都是情。
但成都人則堅持，那些豔遇故事，都是衝殼子。
“自行車要不要”、“師兄辦證不”，才是九眼橋靈魂所在。
題外話：九眼橋的前世今生
車從何來，到哪去？買賣雙方心照不宣，一手交錢，一手推車。
從結婚證到結紮證，從汽車駕照到航母駕照，你能想，九眼橋就能辦。
時過境遷，辦證生意，被某寶黃了，二手自行車，被摩拜黃了。
歲月靜好的九眼橋，讓你忘了，它也曾波濤洶湧。
上世紀90年代初，農民工進城的浪潮，在這裡匯聚，澎湃，形成了九眼橋勞務市場。
（圖據網絡）
背井離鄉的年輕人，用廉價的青春，為城市的生長提供養分。
而城市發展的離心力，迅速把他們從中心甩向邊緣。
“九勞”歷經兩次大搬遷：從一環，到二環，再到三環外。
它現在叫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老民工們依然稱它“九眼橋勞務市場”。
城裡人曾冠以他們歧視性的稱呼——“211”，英文發音。
而他們則互稱“老表”，比“老鄉”親切，比
“兄弟”實在，恰到好處。匆匆三十年，老表多已年過半百，有的成功靠岸，有的依然為溫飽奔波。
九眼橋的老表們，現在過得怎麼樣？
3月的一天，我來到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
我在這裡呆了兩天，和數十位老表交談，記錄下他們的故事。
鄧兵：45歲是老表的一道坎
鄧兵，簡陽人，自稱44歲，打工19年。
“第一次來成都，是25歲那年，跟哥哥鄧木根（音）一起，幫老闆養雞鴨，餵豬。”
“一年有半年在外面，農忙就回家種莊稼。”
2010年，鄧兵是一個人回去的，“那年，我哥被車撞了，死了。”
哥哥死後，嫂子走了，把女兒留給了鄧兵。
“母親年紀大了，侄女又做不了事，家裡就我一個勞力了。”
“今年春旱，莊稼不好種，出來找點事做。”
“今年工作不好找。”鄧兵說，環保抓得嚴，汙染重的廠都停了。
“ 我們一起出來的幾個，都還沒找到。”
來成都一個月，他只找了份收廢鐵的短工，包吃住一天90元，幹了幾天。
“小工、養殖、掃地、看門、鏟渣子…我啥都可以幹。”
一位招工的老闆告訴我，“什麼都能幹的”的，找工作越難。
“有技術的，年紀輕的，早就被挑走了。”
“他這種太多了。”他搖搖頭，“年輕時在工地打小工，下苦力，沒學到技能，年紀大了，想學也學不會。
”多數招工廣告，年齡要求45歲以下。
鄧兵說他44歲，至少從他髮色上看，我是不太相信的。
45歲是小坎，60歲是大坎，不是非要亮身份證，沒必要跟你講真話。
我和鄧兵交談時，旁邊的藤小隆也在抱怨工作難找。
“我準備去香港打工了。”他說，他看新聞了，“那邊洗碗一個月都要掙一萬五。”
“一萬五港幣，乘0.8，就是…”
他心算了一下，沒算出來，“反正就是一萬多嘛。”
說話間他躊躇滿志，似乎這一萬多元已經放進了口袋。
為了證明所言非虛，他攤開一張《因私出境證件受理回執》，和一張收費單據。
“花了125塊錢，過幾天我就走。”
“找好工作了嗎？”我問。
“還沒有，過去再說。”
我提醒他，“那邊消費高哦。”
他說，“我找包吃住的。”
“你晚上住哪呢？”我支開藤小隆，問鄧兵。
他說，身上還剩兩百多元，為了省錢，
“晚上睡琉璃三街街沿，有時睡立交橋下。”“我和幾個朋友一起”，“他們帶了鋪蓋，哪裡乾淨鋪那裡。”
臨走時，我請他留下電話號碼，有工作可以聯繫他。
他遲疑了一下，“我手機沒了。”
在這裡，手機沒了，也許是丟了、被偷了，最大的可能是賣了。
后街老何：我一個造飛機的會騙你？
勞務市場後門，一條簡陋且熱鬧的無名街道，我稱它后街。
正對市場出口的黃金口岸，是一家雜貨店，賣酒水，也做典當。
上帝為老表們關上大門時，也給他們開了兩扇窗，一是借，二是當。
借錢不易，面子和信譽，是這裡的稀缺物。
而手機卻是硬通貨幣——落魄時賣錢吃飯，有閒錢再買回來。
河北人老何，是這個流通過程的重要一環。
在後街，收售手機的攤子有六七家，競爭激烈，暗流湧動。
老何說，他76歲了，在這裡買賣手機兩年。
“生意還行，馬馬虎虎。”他謙虛的語調裡，藏著掩飾不住的得意。
有人問他，手機有問題，包不包修？
他一抬頭，輕蔑一笑，“我以前在成都420廠，修飛機發動機的。”
言下之意，牛刀殺雞。
手機背面標籤，上個數是總內存，下個數是可用內存。
內存從低到高，價格由賤到貴，最低70、80元，最貴200多，一目瞭然，簡單粗暴。
“二手”，是客氣的說辭，從成色上看，這些手機的流轉次數，不比老何歲數少。
鄧兵的手機，可能也曾在這裡。
老何說，他做生意有兩條原則，一是“賊娃子的手機我不收。”
二是，“打得起才給錢，打不起不給錢。”
有人起鬨，“你賣的怕是山寨機哦！”
老何感覺受到了侮辱，“這種牌子也有人山寨？！”
他踮起腳，從右褲兜掏出一個iPhone，說，要山寨，也要山寨這種噻！
說完，他又蘋果x、vivo、oppo、華為念叨半天，什麼內存、處理器、攝像頭，顯示出對業務的精通。
老何的誇誇其談，終於為他收穫了一個粉絲。
有人湊上來，虔誠地問，師傅，我手機進水了，可以修不？
老何想了一會兒，給出一條簡單的建議，“你先不要開機了。”
那人等了半天，以為還有後半部分，但老何再沒有理他。
老謝：吃過命面，睡十元店
混不下去了，第一條路賣手機，第二條路借錢。
老謝，48歲，峨眉山人，打工25年。
和其他老表相比，老謝是個體面人。穿得乾淨，頭髮收拾得整齊，常有人把他當成招工的老闆。
這幾年，他借了不少錢出去，大多沒收回來。
“有的人找不到了，有的已經死了。”好在錢也不多，“5塊、10快、頂多20塊。”
這是江湖兒女友誼的價格。
后街麵攤，一碗麵3到5塊錢。
在老表口中，它還有一個名字，“過命面”。
餓不下去了，厚著臉皮，“老表，幫忙過個命”，意思就是借5元、10元吃飯。
在這裡，過命的交情，也就值一碗麵。
吃得起過命面，住得起十元店，是老表的兩條生存底線。
后街附近，分佈著本地農民開的小旅館。
為規避風險，它不叫“旅館”，而是“住宿”、“暫住”。
“幾年前，3元錢能住到，去年最低5元一晚上，今年漲到10元了。”
一間10多平的房子，幾張上下床，住8—10個人，或者更多。
“過命”的友誼之花，也許就生根於十元店的某次萍水相逢。
多花二三十元，可以享受一晚豪華單間。
“豪單”的面積，也只夠擺張床，多臺電視，“相對乾淨點。”
十元店人多手雜，沒在此掉過東西，不足以談人生。
“出門找工作，值錢東西隨身攜帶。”這是老表最基本的常識。
老謝用一個500元的平板電視，領悟了這個道理。
“掉東西事小，運氣差點，睡出一身皮膚病。”
十元店的體驗之旅
老謝帶著我，前往兩裡外，他租住的小旅館。
我們穿行在工地和菜地之間。城市邊緣，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交鋒的前沿，沒有硝煙，只有一地瓦礫。
“文化”，老謝常掛嘴邊的一個詞，他說，他喜歡和文化人聊天。
老謝有木工手藝，頭腦靈活，勤快，“但就是文化不夠，到處吃虧。”
“打工幾十年，本來有了點積蓄，打算歇下來了。”
但家庭突遭變故，讓年近五十的他，又再次背起行囊。
2014年，母親胃癌，“醫藥費不說，光止疼針，就打了一萬多塊。”
2015年，父親老年痴呆、癱瘓，一來二往，耗空了家底。
多年辛苦付諸流水，“貸了賬，包包裡沒錢，走路頭都抬不起。”
他說，這些年，為老人，為孩子，活在夾縫中，還是有點累。
“如果在老家能掙錢，誰願意出來吃苦呢？”
老謝說，前幾天，他還在老家摘茶。
“今年茶葉賣不起價，以前收購價最高80元/斤，今年突然跌到十幾、二十元。”
家裡3畝茶葉，只賣了一千多元，“沒辦法，乾脆回成都吧。”
路過一棟拆遷房，老謝指給我看，這是以前的小旅館之一。
周圍已經拆了，天地間只剩下這一棟孤零零的小樓，面朝工地，背靠田園。
“其實，在縣城也能找到工作，就是工資低一點。”
但老謝不服氣，縣城工作都被中介壟斷了，“假如工資5000，中介就要吃至少250。”
“在成都自己找，不用中介費，就這點好。”
我說，“是的，都是寄生蟲，尤其是搞房產的，噁心。”
我低頭，見到路上有散落的針管。
老謝提醒，這一帶人員複雜，治安不太好，晚上別自己亂走。
“我在雅安養過魚、洪雅餵過奶牛，汽車城打過雜、工地搬過磚，最遠去過陝西，去年還差點去了西藏。”
老謝說，不是不勤快，腦筋不夠用，只是運氣不太好。
一直在等待一個轉折，但這轉折一直都沒來。
“年紀大了，想找到合適的工作，沒以前容易了。”
“以前想老了就歇了，現在看來，這擔子怕是卸不下來。”
老謝住一個10人間，5張上下床，圍房間一圈，擺成一個“門”字。
中間放一張吃飯的桌子，就成了“問”字。
床尾的口袋，曾裝過飼料，現在裝著旅客的行李。
床褥和床單，看上去有時間沒洗了，沉積了異鄉旅人的僕僕風塵，泛著磨砂的微光。
摸上去，有點溼潤。
老謝遺憾的是，兒子也沒當成文化人，唸了高中，就外出打工去了。
上一輩的日子，在下一輩身上可能還要循環。
下午4點，我回到勞務市場，這裡已是另一幅景象。
招工的老闆一走，找工作的人也散了。
大廳的電子屏，不再輪播招工信息，而是為留守的人放起了戰爭電影。
用愛國主義的精神食糧，安撫了沒找到工作的沮喪。
王秀英：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
人潮散去，我才注意到角落裡的王秀英，她是最後的留守者之一。
她個子矮小，坐在編織袋上，兩手捂成碗狀，支在膝蓋上，把臉埋在裡面。
似乎覺察到人看她，她把頭抬了起來。
“大姐，你是找工作不？”我問她。
她打量了我一下，眼裡冒出一點光，說，是。
“你多大年齡了？”
她說，51歲了，“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
我問，能看一下你的身份證不？
她掀起圍裙下襬，在貼身口袋摸了很久，支支吾吾，“我找不到了。”
當我表明身份，不是招工的時，她眼裡的光熄了。
她也坦率地承認，自己其實64歲了。
通過她的老年人優待證，我確定了她的生日是1954年7月。
被隱瞞的13年，也許是記憶力衰退，也許是苦衷所在。
王秀英，資中縣歸德鎮羅漢道村人。
“歸，是歸來的歸，道德的德。”她指著我的本子，一筆一劃地說。
王秀英說，她年輕時，從資中嫁到都江堰，1991年左右離婚。
“離婚後，就進城打工，一個人生活了。”
“到今年4月4號，離我出來打工就滿28年了。”
王秀英說，她手腳勤快，人又細心，當過保姆、護工、老人陪護…
“把老人養得白白胖胖的。”她說，“主人家對我都滿意得很。”
雖然面容憔悴，但王秀英把自己收拾得乾淨整齊，像是認真做事的人。
“年齡大了，當保姆人家就不敢要了。”
再後來，她到一家酒樓當了洗碗工。
王秀英的手腕皮膚鬆弛，蛻皮，這是長期浸泡留下的痕跡。
“過年生意好，包席的人多，要從早上洗到晚上12點。”
和我熟了，王秀英的話也多了。
但我也發現，她常用第三人稱講述自己的故事，時而前言不搭後語，時而情緒莫名波動。
我懷疑這位老人精神上可能出了點問題。
市場保安證實了我的想法，他招呼我過去，指了指自己的頭。
“她來了有段時間了，這裡不太正常。”
王秀英說，去年春節，她是在酒樓過的。
“很多年沒回家了，以前回去過，他們不要我進門。”
我猜她說的“他們”，可能是她的前夫或者孩子。
春節後，“老闆不做了。”她說，“酒樓搬空了，窗簾都沒有留下。”
老闆發了兩個信封，她和另一位洗碗工每人一個，當做工資。
“大的給了她，小的給了我。”
王秀英說，離開酒樓後，她很久沒工作了。
“他們一問歲數，就不要我了。”
“我就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
旁邊有人插話，“你這年齡，哪個敢請你嘛”，“萬一你出點事，滑一跤，他那點錢不夠賠。”
王秀英說，我不會出事，出了事，也不要他賠。
今天，王秀英又是最後一個離開勞務市場。
拖著全部家當，王秀英走幾步，放下歇一下，又接著走。
離開時，市場的鐵門都已關上了。
她說，晚上她可能要去火車北站找工作，但那邊住宿貴，“要30塊錢一晚上。”
也可能去將軍街（音），只要10塊錢。
如果錢花完了，又找不到工作，她可能會去救助站。
“我去過三次救助站了，有一次是記者帶我去的，有兩次是自己去的。”
臨走時，我把身上的零錢都給了她。
她很高興，說，今天晚上她要住好一點。
獨臂劉姐：老表最愛天下秀
上午10點後，勞務市場迎來一天最熱鬧的時候。
求職者守著腳下的A4紙，紅黑墨水寫著求職意願、技能，圍著廣場一圈，像是在釣魚。
從穿著和走路的氣勢上，很容易區分招工和找工的人。
一個老闆（也可能是中介）進場，像池塘裡丟了一粒麵包渣，立即吸引了周圍的魚群。
“老闆，是不是招人嘛？”
這是勞務市場裡，出現頻次最高的一句話。
后街，雜貨鋪店主劉姐，也迎來了一天生意的小高峰。
劉姐，簡陽人，去年8月，她開了這家雜貨鋪。
年輕時在磚廠工作，劉姐失去的左臂，不知是否和當初工作有關，我沒好問。
香菸是生意大頭。4塊5的天下秀賣得最快，這幾乎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煙。
“一天要買好幾條。”
年輕人來這裡，拿煙，給錢，走人，乾淨利索。
而來這裡買菸的老表，大都會說一句：
“老闆娘，要拿正宗的哦，不要拿歪的。”口氣裡帶著不信任、試探和吝嗇。
煙拿在手上，他們也要反覆掂量，觀察，帶著疑神疑鬼的表情，抽出一支，剩下的放進口袋。
這句話劉姐每天要講無數次：
“我的煙都是菸草局進的，沒有歪的，你看嘛，都是有編碼的。”
她偷偷抱怨了一句，“4塊多錢的煙，人家都懶得作假。”
前段時間，劉姐進了一條中華。
到現在一包都沒賣出去，成了鎮店之寶。
當然，老表們的懷疑不是沒有來由，那是常年上當受騙養成的謹慎。
在後街的另一家店，我買了一盒綠箭口香糖，嚼了幾口感覺不對勁，劣質得有些過分。
仔細一看，是“康箭”。
在這條街呆久了，各種故事劉姐也見得多了。
人過一百，形形色色，一千個老表，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想好好找工作的佔多數，但也有老油子。”
旁邊擺攤的大媽補充，“和中介勾起，掙了老闆給的中介費，上幾天班就跑了。”
“出去幾天，又折轉回來， 都混成老面孔了。”
住旅館、吃飯、買菸…錢沒了，又去找工作，週而復始，謂之老油子。
劉姐說，春節後這兩個月，是雜貨店生意最好的時候。
“每天來這裡找工作的，怕有四五千人。”
“再過一段時間，就到淡季了，人能有一半就不錯了。”
伍建林：回不去，老家房子賣一萬多了
和劉姐一樣，伍建林也在附近租個“門面”，開了家老表麵館。
伍建林的店，離勞務市場一百多米，旁邊是露天停車場。
后街和通往停車場的路，組成一個T形，伍建林的店，就在T尾巴上。
如果沒有門口這個塗鴉招牌，沒人會想到這是一家館子。
伍建林，仁壽人，54歲，20歲外出打工，去年8月在此開店。
“年輕時，在工地打小工。小工4、5塊錢一天，大工6、7塊一天。”
“那時候一年存5、6百塊回家，就很不錯了。”
伍建林遙遠的記憶裡，年輕的身體，和當時的貨幣一樣堅挺。
只花了500塊錢，在老家買了5間茅草房，年復一年的辛勞，把茅草房變成了一樓一底的磚房。
再後來，“工資高了，卻存不起錢了。”
如今，兒子和媳婦在成都上班，“孫娃子快6歲了，讀幼兒園，光學費一年就要一萬多。”
“以前想，等老了做不動了，就回仁壽，那時房價兩三千，去年到現在，嚯！漲到一萬多了。”
伍建林補充，“這還是鎮上的房子。”
“以前500塊錢能買幾間房，現在500塊能幹什麼呢？”
“想回去，但回不去了。”伍建林說，“即使回去，也只能回鄉下老屋了。”
母親84歲，在仁壽老家。每個月伍建林要回去兩次，給母親買點菜米放冰箱裡。
有時回不去，也會托熟人回家時幫忙帶一些。
“我這店全靠熟人，找活路的人存不起錢，我們的錢也不好掙。”
老表越老，錢越難掙，這是伍建林的直觀感受，他舉了一個例子：
早幾年，他開民工館子，一天要賣二三十斤魚。
“現在這家店，一個月也賣不了一條魚。”
“以前的熟人，下班了在我店裡炒幾個菜，喝點小酒。”
現在點菜的少了，吃麵的人多了。
“人家求我，伍哥，實在不行了，賒碗麵吃。”伍建林說，人餓了，總要吃飯嘛，都是老表，他也不能拒絕。
“我也理解他們。”伍建林說，“你不理解，是因為你還沒到那個年齡。”
“人一輩子就像翻坎爬坡，過了40歲，就是下坡了，娃兒、老人的負擔，還有自己，自己也該給以後準備吧？”
“不是為了養兒養女，哪個願意在外面遭罪，為吃碗麵低聲下氣呢？”
“都是出門在外的人，沒有不落難的時候。”
“很多賬現在都沒收回來，人也不見了。”他說，“無所謂了。”
午飯時間，伍建林的店還是冷冷清清。
“其實我們賣得不貴。”伍建林說，“城裡的麵館，一兩面6、7塊錢，我們一大碗麵，三四兩，才6塊錢。”
即使如此，“一天也賣不了兩三斤面。”
“為啥子呢？”
“一是我們店比較偏，最主要原因，是路邊攤更便宜，一碗4塊錢。”
伍建林說，自己不敢和別人拼價格。
租房，70元/平，48平每月3400元；水5元/方；電1.5元/度；天然氣7元/公斤…
為了省住宿，伍建林把一樓隔間改成臥室，和妻子馬淑霞長住店裡。
今年，兩人沒回老家，在店裡過的年。
“一是省路費，二是走不開，怕小偷偷東西。”伍建林說，其實，也沒什麼值得偷的。
麵館一角放了架簡易梯，通往二樓。
我彎腰，扶著樓梯，戰戰巍巍爬上了二樓。
樓板不太穩當，走在上面有點打顫。
2樓隔成了兩個房間，短租給求職者。
一張床佔了大部分空間；一張椅子、一把落地扇，椅子上放著一個行囊。
這樣的單間，住一晚上十來塊錢。
“都是熟人，只有熟人找得到。”
梁明：我最近有點失眠
梁明，52歲，青白江人。
他隨第一批民工潮進城，在外打了半輩子工，
“活路長的好幾年，短的兩三個月。”他年年進城找工作，“以前最多兩三天，就找到工作了。”
這次，他來一個多星期了，還沒找到工作。他第一次感到了人之將老的緊迫。
他沒有抽天下秀，抽自己裹的葉子菸，菸頭抽到底，燙到嘴才扔掉。
梁明找伍建林借了一口鍋，熬了鍋中藥，弄得到處藥草味。
這鍋藥他煮了三次，一點點倒進自己的大杯子裡。
他說，最近有些失眠，“睡不著覺，弄了點便宜的藥，喝了安神。”
“以前你經常失眠嗎？”
他說，“不，就最近才失眠。”
走訪勞務市場這幾天，我找劉姐買了半條軟雲。
事實證明，在這裡，它是很好的社交催化劑。
一支菸，縮短了我和梁明的距離，他的話多了。
梁明每天都在勞務市場逛，“我能幹的，工資2000多的佔多數。”
“工地工資高，120一天，但人家不要我；洗碗、洗車、掃地、種花種草工資又太低，只有一千多。”
他走了一上午，談了兩家。
“第一家是工地保安，2000多，但人家只要40歲左右的。”
“還有一家招洗碗工，我一個男的，不合適，再說工資也低。
”梁明給鍋續上了水，繼續放火上煎熬。
我注意到，他的一隻鞋口脫膠了，走路間一張一合，像是有什麼意見要表達。
“外面打工沒人要，回家莊稼又做不動。”梁明說，他還想再試試。
“實在找不到，就回家吧。”
我估計，梁明的失眠，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伍建林的桌上，攤著一本租客登記表。
我隨手翻了幾頁，從身份證編號來看，60後和70後佔多數，幾乎都是來自四川各地農村。
“好多年年都來，都成熟人了。”伍建林說。
賣唱歌手：后街唯一的明星
午飯時間，我到后街走了一圈。
我離開時，伍建林的店依然沒有開張。
飯點，是后街一天中最熱鬧和放鬆的時候。
街邊冒出幾家賣面、盒飯、滷肉的小攤，佔領了路的兩邊。
路邊“服裝店
”，衣服、鞋子一律10元，我沒和攤主攀談，或許還能講價。攤主是個年輕有為的小鬍子，除了賣衣服，他還開一家分店，賣二手電源線和手機配件。
這些東西從哪裡來，我沒想去了解。
一對長相和口音完全不像苗族人的男女，披掛上陣，兜售正宗的苗族銀飾。
招牌上寫著，“不收材料費，只收20元宣傳費”。
這個攤子吸引了不少期待撿到便宜的人。
賣古玩的地攤，老闆一邊招攬生意，一邊給圍觀的人做科普。
秦朝的銅像，清朝的銀元，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
但老闆急著回家，就當做好事，統統便宜甩了。
圍觀者手上拿著一串銅錢，依依不捨地把玩，一夜暴富的偉大夢想，正在心裡發芽。
一家路邊藥店，擺放著一些開封的藥盒、藥瓶，大概是散賣。
治療跌打扭傷的膏藥、感冒沖劑、包治百病的板藍根。
店主是一個文靜靦腆的小姑娘，始終面對牆壁。
我打了個招呼，她沒有回頭。我問了一下藥價，她沒有回答。
我摸出包裡的軟雲，準備給她發一支，想想還是算了。
一家不知是否還在營業的露天桌球館。
只有一張桌子，這是后街唯一的娛樂設施。
代寫招聘、求職廣告的路邊攤。
大概因為生意不好，老闆正趴在攤子後面睡覺。
“住宿住宿，單間20、25，有電視有Wifi，包接送包接送！”
當鋪門口，紅底白字“住宿”廣告牌後，一支喇叭循環播著這句話。
兩個年輕人在廣告牌後玩手機，似乎在等待旅客上門。
重複重複再重複的廣告，讓后街的這個午後愈發的枯燥。
有人告訴我，在這裡，開旅館是最賺錢的，“一年二十萬不成問題。”
街對面，一位賣唱歌手在此駐唱。
他的人設，是一名來自山區的老表，58歲，成都打工多年，街頭賣唱，只為給年邁母親治病。
我原本以為，在這個地方賣藝，不是一件能掙錢的事。
但讓我意外的是，箱子裡已鋪起了厚厚一層小鈔。
抽4塊5天下秀，衣衫襤褸的老表們，接二連三往裡扔錢，有人甚至在歌聲中溼了眼眶。
也許是這個無法考證真假的故事，觸動了同病相憐的神經；
也許是30年前的老情歌，讓他們憶起了背井離鄉的青春；
連獨臂的劉姐，都從街對面，急匆匆跑過來，放下一瓶飲料，又急匆匆跑回去。
如果后街有明星的話，他可能是唯一一個。
蔣騁明：就算這也是創業吧
一面鏡子、一張椅子、兩壺開水，一個面盆，一條肥皂，簡陋得像理髮師蔣騁明的人生。
蔣騁明，重慶大足人，64歲，后街理髮攤攤主。
“你開理髮店多少年了？”我問。把它稱為“店”，純粹出於客套。
“我幹理髮有三四十年了。”蔣騁明沒有回頭，對顧客說：
“莫亂動嘛，我這個工作是冒險作業，刀子隨時在腦殼上咣，算是技術工種。”
“喊你莫動嘛，你看，破口了嘛！”
在蔣騁明的權威面前，被割出血的顧客，選擇了保持沉默。
抽了我幾支煙，趁著沒客人，蔣騁明說了真話。
“其實，我在這理髮就幾個月。以前在武陽大道那段，守廁所的。
”
“老家啊？老家早沒人了，我爸媽62年就去世了。”
“本來還有兩個哥哥，前些年也都死了。”
早在第一波民工潮進城前，10多歲的蔣騁明就出門討生活了。
老婆因病去世時，蔣騁明36歲，在雅安煤礦挖煤。
帶著10歲的兒子，3歲的女兒，蔣騁明沒有再娶，在礦上又生活了十多年。
“上班下井挖礦，下班帶娃洗衣做飯。”蔣騁明說，現在想起來，還是很辛苦。
“我一個人把娃拖大，沒餓著他們，沒冷到他們，沒讓他們貸賬（欠債），為人父母，我只有這樣的能力。”
蔣騁明說，“我盡力了。”
可惜的是，兩個兒女書都讀得不多，兒子小學畢業，女兒高一輟學。
“還是跟我一樣，下苦力才有飯吃。”
50歲時，蔣騁明失業了，“年紀大了，在煤礦幹不動了。”
離開工作了20多年的煤礦，他來到成都找工作。
“我在龍泉驛修過師範大學，在工地打過雜，哪兒都去過。”工作短的幾個月，長的兩三年。
蔣騁明發現，年齡越大，他的工作週期越來越短，工資也越來越少。
“工地不要我了，又幫人掃了半年路。”
“再後來就掃廁所去了，兩個廁所，一個600，一個月掙1200元。”
蔣騁明說，他來這裡，原本也是找工作，“當時還沒想開理髮店。”
“轉了一圈才發現，我這個年齡，根本沒人要了。”
去年伏天，有人給他介紹工作，“說是不限年齡。”
他頂著大太陽，跑到天府立交附近面試。
“人家先看我臉，又要看我身份證，看了就說不要了。”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有餐廳老闆請我殺牛蛙，工資都談好了，2400元一個月。
”他收起行李，跟著老闆，從勞務市場走到三環路邊，老闆問，你今年多少歲了。
“我說，我63歲了。他直接就喊我回去了。”
“我年輕時當過兵。
”蔣騁明說，理髮的手藝，是他在部隊學的。找工作的心死了，乾脆自己當老闆，“也算創業嘛。”
“去年8月，我去荷花池買了套工具，又買了輛三輪車，開了這家店。”
每天早上，他從十陵立交出發，馱著理髮的行頭，騎半小時來擺攤，“一天理十來個頭，下午再騎回去。”
蔣騁明在十陵租農民房住，每月兩百多元房租。
“估計也快拆遷了。”這讓蔣騁明憂心忡忡，“房子也租不起了。”
“老房子拆得差不多了，新房子又太貴。”
蔣騁明不識字。他請人把價目表寫紙上，自己再用圓珠筆，一筆一筆描在泡沫板。
“你準備幹到什麼時候退休？”
“我們這樣的人，怕是一輩子都退不了休。”
他嘆了口氣，說，“這個活路，只要不得病，就要一直幹下去。”
他說，兒子上班的公司垮了，現在也在打工。
“我不求掙多少錢，只求不給娃娃增加負擔。”
顧客李習品，對蔣騁明這句話表示了贊同。
李習品，宜賓人，60歲。
他最近剛到成都，第一次來這裡找工作。
陪他一起來的，是他的女婿小羅，一個30多歲的小夥子。
“老家房子塌了，我也種不動糧食了，以後跟他們一起生活。”
李習品對工資要求不高，“做得動，夠自己用，不給娃娃們添負擔。”
李習品理完髮，女婿又加了3塊錢，給他修了面。
“感覺一下年輕了好多。”李習品在鏡子前，看著自己的光頭，有點盲目自信。
他抑制不住笑出來，“收拾得撐抖點，給老闆留個好印象噻。”
我沒有提起這兩天的見聞，免得過早摧毀了他的樂觀。
張生富：只要不生病，啥子都好說
“活好乾，錢不好拿。”
顧客張生富張開被肥皂泡塗滿的嘴，幽幽地說。
張生富，遂寧人，64歲，附近工地的一名挖土工人。
張生富的老婆鄧誠碧，今年也61歲了，和張生富一起挖泥巴。
“我們一起在外面打工20多年了，哪裡有活路就在那裡。”
張生富兩口子在犀浦和人合租，兩人住一個單間，一個月租金300多元。
“幹我們這行的，每個月只發500塊生活費，到了年底才結賬。”
張生富說，扣了房租和生活費，日子還是比較拮据。
夫妻兩人天不亮起床，趕第一班137路公交，繞大半個三環，8點前到達工地。
“基本開支：早上吃3元，午飯吃10元，兩天一包煙。”
趁著中午休息，張生富來修個面。
張生富最操心的，是兒子婚事，“心焦，28歲了，沒錢結婚。”
兒子在雲南打工，美團送餐員。
春節兒子沒有回來，“他說春節送餐生意好，想多掙點錢。”
張生富夫妻也沒回老家，“父母都不在了，家裡房子早淋塌了，地都荒了。”
張生富說，“住處都沒了，回去幹啥呢？”
去年臘月二十九，張生富夫妻結了工資，一共3萬塊錢。
“辛苦一年，當不了成都兩平米。”
春節兩口子哪兒都沒去，在犀浦出租房裡看電視，“晚上去逛一下不要錢的公園，就當過節。”
“最怕生病。”張生富說，去年鄧誠碧生病，花了6千多塊。
“吐血，去醫院做了一整套檢查，也沒查出是什麼病。”
張生富挺心痛，一半是為老婆，一半是為錢。
“後來醫生說，這是勞累病，少累一點就好了。
”“我也想她少累一點，問題是再過兩年，怕是我們想累，都沒人要了。”
張生富理了理衣服，把安全帽夾在腋下，離開了。
蔣騁明的理髮攤又恢復了冷清，我們接著聊天。
蔣騁明說，一天掙五六十元，錢少了點，但至少有活幹。
“只要有錢掙，就算不上辛苦。”
“我孫子滿20了，外孫女也快長大了。”
蔣騁明說，下一代比上一代過得好，哪怕只是好一點點，生活就有希望。
鄭一鬆：存夠一萬塊錢就不幹了
回到勞務市場，又到了散場的時候。
大廳只剩下幾個人，葉永和鄭一鬆正在閒聊。
葉永，遂寧大英人，63歲。從大年初六到成都，一共找過兩份工作。
第一次在新都做搬卸，說好工資一個月2000塊，只做了半天。
“別人一次搬5箱，我只能搬3箱。”他說，其實也不重，“最重的箱子也就30斤一個。”
“換我年輕時，輕輕鬆鬆的。”
第二份工作是在仁壽幫人打理果園，也是做半天就被退回來了。
“沒的技術，做不下來。”
“想過回家，但回去也沒事做。”他喝了口水，老家拆遷了，土地開發成旅遊區了。
鄭一鬆，仁壽人，65歲，前一天才到成都。
年輕時在當地紙廠上班，幹到40歲紙廠倒閉，鄭一鬆在外面打了二十多年工。
“我半年在外打工，半年在家裡種莊稼。”
“把女兒也供出來了，結婚生娃了。”
鄭一鬆說，算起來家裡負擔不重，女兒女婿給他錢，“我不要。”
“這輩子沒給子女創造好的生活。”老了，“也不能給子女增加負擔。”
“年輕時什麼活都幹，建築、栽花、搬磚、拖水泥。”
“現在不行了，拖不動了。”
在這裡坐了一天，沒人招工的理過他。
“我主動問了三四個人，都說我年齡大了。”
“我說我還能幹，他們笑笑就走了。”
問起工資，鄭一鬆說，“夠一家開支，過得起走，不找子女要錢就行。”
“當然，最好能存得起點錢。”
“你覺得存多少錢才算夠呢？”我問。
“我想存夠一萬塊錢，不行的話，幾千塊也可以。”他說，“家裡遇到急事，才有錢拿得出來。”
“ 幹到幹不動了，就回家。”他說。
離開勞務市場，我到附近走了一圈。
峨眉山人老謝曾告訴我，“住不起十元店的，晚上在周圍路邊、草地、橋下過夜。”
三環路外的草地上，我見到幾位席地而坐的老表。
見我拿著相機，草地上一位中年男子，提著被褥匆匆離開了。
秦飛遠：老表的暮年
琉璃立交正在打圍施工，我走了很遠，找到一個沒有圍上的缺口。
四個人在缺口裡，圍著一張破桌吃飯喝酒。周圍、頭頂車來車往，也沒有打攪他們的興致。
我考慮了一會兒，穿過馬路，走了過去。
照例，先挨著發了一圈煙。
秦飛遠，中江縣人，53歲。四個人裡，他年齡最大。
“我14歲開始就在外面跑了。”他拄著棍，走路有些趔趄。
“家，早就沒了，我們一家四口，爸媽、姐姐，都死了。”
他說，他的年齡算不上孤老，只能算是個“孤人”。
秦飛遠和理髮師蔣騁明，有一段相似的經歷，上世紀80年代，他也是一名煤礦工人。
離開煤礦後，他到了成都，“在工地幹活，鋪電纜。”
5、6年前，因為一場工傷，秦飛遠的腰被打殘了。
在醫院裡住了70天，人沒死，但以後都幹不動活了。
幾年後，他用光了工傷賠償，到處流浪，越過越落魄。
一起吃飯的老劉告訴我，這筆賠償金，是被人騙掉了，但箇中詳細，他不願多講。
兩張床、一口灶、幾個水桶，一隻狗，秦飛遠全部的家當。
在這個八面來風的地方，“家徒四壁”也是一種奢侈的嚮往。
不願正面出鏡的紅衣男子就是老劉，秦飛遠曾經的工友。
“我和他工地上打工認識的，算起來快20年了。”老劉說，“我把他叫哥。”
老劉，50歲，木工，在琉璃三街租房。
“喊他跟我一起住，他要面子，不去。”老劉說，“於是我們上下班時，就來看看他。”
“他叫姚承軍，宜賓屏山的，86年，年齡最小。”
他從左到右，依次給我介紹：
“ 楊愛國，廣安的；汪全有，簡陽的。”老劉說，“都是我們一起打工的兄弟。”
老劉說 ，秦飛遠腰不好，加上風溼腿嚴重，做不了活路。
去年6月，他幫秦飛遠把家搬到這裡，在橋下給他搭了床。
“找不到工作，又沒錢的，好多都在這附近睡。”老劉說，熱天還好，通風，冬天有點冷。
“我這個哥可憐，哪兒都去不了，一個人還是有些寂寞。”
老劉說，“下班了，我們炒幾個菜，在這兒陪他喝幾杯酒，吹會兒牛。”
秦飛遠床邊放了三個桶，幾個塑料瓶。
“我們每天把三個桶，幾個瓶子給他打滿，夠他燒水、洗衣服用。”
這裡距勞務市場大約一里路，“市場的廁所裡可以接水，免費。”
有時運氣好，澆水車路過，也會給秦飛遠放兩桶水。
“開車的是老秦的中江老鄉。”老劉說，老鄉落難了，總不能不幫。
老劉他們砌了個磚爐，供秦飛遠燒水做飯，又搭了個木架，方便他晾衣服。
“老秦是我們的哥，他有事，我們肯定要管他。”
老劉說，我們都是出門在外討生活的人，做最累的活路，幹最髒的事。
“別個瞧不起我們，我們自己要瞧得起自己。”
“假如是我癱了，我相信老秦也不會丟下我。”
說話間，天色暗了。
酒喝得差不多，姚承軍說，他要給秦飛遠做按摩。
“他風溼重，疼得走不動路，你看嘛，腳杆都沒肉了。”
他把秦飛遠的褲腳撩起來，說，你可以拍照，幫他呼籲一下嘛。
“我學的這套按摩，治風溼管用得很。”
他在盆裡倒了半碗酒，燃一截報紙，扔了進去，盆裡騰起了火焰。
他用手在盆裡蘸一下，兩手冒起了藍幽幽的火苗。
姚承軍順著秦飛遠小腿、大腿一陣摩擦，火苗四濺。
按完腿杆再捏腳心，秦飛遠半躺在老劉懷裡，痛得哭爹喊娘。
他的叫聲，被周圍的車聲淹沒了。
姚承軍喝多了，情緒有些激動。他拉住我，說有些話想要給我說。
“我當時真是餓得遭不住，我餓了三天，餓得遭不住了。”
他帶著哭腔說，去年冬天，他就是揹著這個編織袋，來成都找工作。
“錢用完了，10塊錢的旅館也住不起了，連被子都被老闆丟了。”
“當時我袋子裡就只剩下半包葉子菸。”
“我真的餓得遭不住了。”這句話又重複了幾次。
他的聲音拉高了一個調，從小聲哽咽，變成了嚎啕大哭，路燈照進橋洞，淚水在光裡若隱若現。
山窮水盡時，他路過這裡，遇見了秦飛遠。
“是我乾爹收留了我，給了我一張床睡，給我飯吃。”
姚承軍說，他沒什麼親人，就認秦飛遠當了乾爹。
最近，姚承軍找了工作，工資不高，但夠他和秦飛遠的開銷。
他說，他要把乾爹供著。
“有我一口飯，就有我乾爹一口。”
至於以後去哪裡，他也沒有多的想法。
天更晚了，路上的車少了，酒局還沒有散。
路燈透過路邊的樹，在橋下留下縱橫交錯的影子。
我想起老謝提醒過我，這一帶晚上治安不是很好，我散盡身上最後一支菸，起身和他們告辭。
離開時，我看到橋底另一邊的草地上，有人翻了個身，又睡下了。
我給秦飛遠說，下次再來的時，給他帶幾件衣服。
不過，什麼時候再來，我還沒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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