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這個我們曾經耳熟能詳但又知之甚少的國度,記憶裡新聞聯播裡有一段時間，反覆播送盧旺達大屠殺的消息。除了這些舊聞，大多數中國人對盧旺達的印象也就沒什麼了。再詳細的如它具體在哪，多大面積，人口多寡，盛產啥好吃的……可能真的十個人有十個人說不出來。
但就是這樣一個小國，也是有自己的故事的。
盧旺達是位於非洲中東部赤道南側的內陸國家，面積2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200萬(2016年)，由胡圖(85%)、圖西(14%)和特瓦(1%)三個部族組成，是非洲大陸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但盧旺達自然資源匱乏，戰略地位不彰顯。
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生活在此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本來就有嫌隙，不過尚不尖銳。18世紀中期，盧旺達王國開始統治這片土地，圖西族國王征服了其他民族，後來還制定了反胡圖族的政策。
1884年，德國對東非實行殖民統治，盧旺達從此進入殖民時代。之後，盧旺達又在一戰期間成為比利時殖民地。這兩個歐洲國家都是通過盧旺達國王來統治該國，並延續其親圖西族政策，使得圖西族佔據統治地位，擁有絕大部分土地。
1933年，比利時殖民當局在盧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在每一個人的身份證上註明胡圖族、圖西族或特瓦族。統治者除了用尺量盧旺達人鼻翼的寬、長度來確定身份以外，還以擁有牛群的數量為標準，佔有十頭牛的人被劃為圖西人。
當時，圖西人主要從事畜牧業，本來就比從事農耕的胡圖族人富裕一些。結果，在比利時人的扶持下，圖西人與胡圖人在經濟、文化和社會地位等方面的距離越拉越大。這種差距對部族界定和矛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日後的大屠殺埋下了禍根。
胡圖人漸漸淪為社會底層，從中產生了一批極端分子，並於1959年發動叛亂。或許是迫於胡圖族武裝反抗的壓力，比利時後來在盧旺達獨立過程中，改站胡圖族一邊。結果就是，盧旺達獨立，胡圖族激進分子開始屠殺圖西族，而大量圖西族逃往鄰國，然後反攻國內。
1990年10月，僑居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組織“盧旺達愛國陣線”與胡圖族政府軍又爆發長達3年的內戰，雙方雖於1993年8月簽署了和平協定，終因積怨太甚而未能得到正實施。而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和布隆迪總統乘坐的飛機被擊落，成為盧旺達大屠殺的直接導火索。
事件剛一發生，胡圖族高層立即歸咎於圖西人，於7日殺死了圖西族女總理，並通過廣播等手段煽動暴力：“我們偉大的總統，被圖西族蟑螂謀殺了!算賬的時候到了，優秀的盧旺達胡圖族人，我們必須砍倒高樹!現在就砍倒高樹!”高樹就是暗指身材較高的圖西人。
其實，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區別非常模糊，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未必分的出來。在電影《盧旺達飯店》中就有這樣的情節：初來乍到的西方記者分不清胡圖族和圖西族，而胡圖族士兵也要通過身份證才能確認被調查者屬於哪一部族。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圖族極端分子大肆殘殺圖西族和胡圖族溫和派，路邊溝旁屍橫遍野，慘不忍睹。短短百日之內，近百萬無辜者被殘酷殺害，200多萬難民逃亡國外，另有200多萬人流離失所 ，直到“盧旺達愛國陣線”奪取全國政權。
西方存在
然而，在這場持續100天的屠殺中，國際社會與媒體竟然處在完全失語的狀態中。據BBC當年派駐非洲的記者凱恩回憶稱，當時，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集中在波黑、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地區的種族清洗上，發生在非洲的這場悲劇根本不是記者捕捉的重頭戲。
屠殺開始時，他並沒有在盧旺達，等他找尋一切辦法抵達盧旺達時，被眼前瘋狂的屠殺所震懾。於是他立即向BBC總部強調這場事件的嚴重性，但負責人卻猶豫了：BBC一貫堅持平衡報道，所以這有可能是一場政治鬥爭。
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新聞人，不相信在文明發展的今天，還會發生一場平民對平民單方面的屠殺。於是要求凱恩繼續調查，務必找出這場鬥爭背後圖西族政客的身影。因此耽誤了關於這場悲劇的報道。
國際社會沒能出手制止這場悲劇，背後的政治博弈發人深思。時任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司令達萊爾說，當時只需四五千名有戰鬥力的士兵，就能控制住大屠殺。但國際社會卻沒有采取有效行動制止。
其實，大屠殺在發生前已顯露跡象。1994年1月11日，達萊爾對可能發生的人間慘劇有了預感，曾向聯合國維和行動部發出電報，報告盧旺達胡圖族武裝正在囤積武器，準備對圖西族大開殺戒。然而，聯合國維和行動部以“超越權限”為由，拒絕了達萊爾的請求。
聯合國沒能發揮應有之作用，其實跟自身侷限性有關。比如《聯合國憲章》規定，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項。這使得聯合國在其成員國發生民族衝突時實施干預行動受到嚴格限制。
而且聯合國維和部隊不能首先開槍，只能自衛。因為他們面對的很多是手持兇器的平民，若要阻止暴行就會造成“平民”傷亡，這樣的傷亡將遭到世界輿論的譴責。
大屠殺發生時，比利時本來是駐盧維和部隊中裝備最好的，但因為10名本國維和軍人被打死，於是撤走了所有維和部隊。美國則因為前一年軍事幹預索馬里行動失敗，導致介入非洲事務的雄心隨“黑鷹”一起墜落。它不但關閉了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的領事館，並且拒絕了聯合國增派維和部隊的請求。
達萊爾將軍認為，在局勢迅速惡化的情況下，許多圖西族人沒有選擇逃離而留了下來，正是出於他們對維和部隊和大國的信任，但沒想到慘遭背棄。
電影《盧旺達飯店》有一幕場景：西方組織力量將困在飯店內的本國公民接走，而留下了盧旺達人。西方記者出於內心愧疚，不忍讓酒店的工作人員幫他們打傘。或許正是這種愧疚感，成了幾年後西方在前南斯拉夫甩開聯合國行動的心理根源，也讓“人權大於主權”的理念開始大行其道。
說到底，盧旺達發生慘劇時西方坐視不管，與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密切相關。美國政府高官曾表示：“我們並不在乎盧旺達或布隆迪發生了什麼，美國的利益不在那裡，不能把這些無聊的人道主義問題和諸如中東、北朝鮮等重要問題混為一談。 ”
達萊爾將軍強調，西方國家對大屠殺負有責任，他批評美國等西方國家“只關心對自己有價值的國家”。但小國盧旺達無論是在資源上，還是在戰略地位上，都不足以令西方國家耗費人力物力去搭救。
中國角色
彼時之中國，在阻止盧旺達大屠殺事件上，並沒能起到太大的作用。畢竟，那是在1994年，雖然貴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中國1990年才開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1992年才派出建制部隊。所以，當時基本是以投票表達自己的態度。
不過，雖然“武”的不行，但我們可以來“文”的。經濟繁榮、人民安居、社會祥和，這些都可以成為支撐一個國家走出傷痛、邁步前行的基石。這也是我國自建國以來總結的多條發展經驗之一。
好消息是，盧旺達政府也是這麼想的。大屠殺之後，盧旺達修改憲法，反對部族主義、分裂主義，身份證登記中取消“部族”一項，從此身份認同不再有“胡圖”“圖西”之分，只有“盧旺達人”。
此外，盧旺達政府把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列為核心工作，制定了2020年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2020願景”發展規劃，實現經濟較快增長。2002-2012年，盧旺達經濟年均增長超過8%。 2018年一季度盧旺達GDP達86億美元，增長5.1%。
根據有關機構排名，盧旺達營商環境在非洲排名第二，治安環境全非第一，首都基加利被認為是非洲最安全的首都之一，並在2008年成為非洲首個獲得“聯合國人居獎”的城市。國際輿論把盧旺達發展成就譽為非洲“經濟奇蹟”。
關於中國在這一“奇蹟”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從盧旺達的城市發展可見一斑：1971年建交以來，中國在盧旺達援建了國家和平體育場、外交部辦公樓、醫院、稻米加工廠、農業技術示範中心、水泥廠、公路和小學等……
據統計，僅中國路橋在過去40年間就承建了26個項目，累計修建公路1200多公里，佔盧旺達現有公路近70%。進入盧旺達修建的第一條道路全長160公里，至今路況良好，保持著“非洲樣板路”的美名。
“這是一段與殖民歷史無關的敘事，中國在非洲的行動不斷強調著這一點。”中國問題專家、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分析師蒂埃裡⋅佩羅說。
此外，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影響力擴大，需要承擔的國際安全責任相應提高，我們扮“武生”也越來越不含糊了。
截至2017年，中國已累計派出維和軍事人員3.5萬餘人次，其中女性維和人員近千人次，先後參加了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國際社會讚譽中國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要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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