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导演郑琼用了六年的时间，跟拍了来自中国不同阶层，不同地区、想法迥异的三位年轻人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成长故事。一位来自甘肃会宁大山深处的女孩马百娟、一位湖北咸宁的高三复读生徐佳以及一位北京都市里的高中退学女孩袁晗寒——对于未来，三位年轻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期许。六年的时间过去后，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把这些影像呈现出来，让人们得以窥探到不同阶层的不同世象，并向世人展示了“读书”是如何影响命运的。
【2009年】
农村女孩马百娟
马百娟是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人，她所在的小学叫“野鹊沟小学”。
学校的老师是个农民，因为认得一些字便抽空来小学教书。马百娟的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所以老师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很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这是马百娟父亲的观点。他并不支持家里的女娃读书上学，所以马百娟一直在家呆到10岁都没去学校，直到校长出面去她家里游说，她的爸爸才同意她背上了书包。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什么特别，无人在意。
马百娟上课的课堂，小的只能放下一块黑板和几张桌子，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讲课，早已是司空见惯。“马百娟你来读一下。”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脸上有藏不住的笑意。
课间游戏时间，在教室外面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气球一样撞来撞去。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虽然她个头不高，力气也不大，拉驴的时候只能狠蹬地面，把身体向前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能拉动这头驴。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这一辈子只洗两次澡，因为水很珍贵。
野鹊沟的杂货铺可以买到鸡蛋、文具和牙膏。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钱币，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回去的路上，她像吃到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在家乡的土坡上，马百娟一个人笑声的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2009年】
北京少女袁晗寒
人生就是这么戏谑，山里的马百娟做梦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远在北京的17岁少女袁晗寒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袁晗寒云淡风轻的对我们说起她的故事……
全国学艺术的小孩挤破头想进的央美附中，她并不觉得珍惜，在留了一级后，成绩依旧差劲，好几门课都不及格。后来妈妈干脆给她办了休学手续。
休学之后，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剩下的时间，她就对着一幅画了一半的绘画作品，妈妈并不吵她，而是在旁看了一眼走开了，把私人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17岁辍学的袁晗寒，逻辑清晰，目标明确，她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有天她骑着自行车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她没有过多犹豫便租下了这个铺子。
我们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就当交学费了。”爱总是盲目又没有理由的。
她亲自买漆，穿着裙子刷墙，不嫌累不嫌脏。和她说起未来，她直言，并没有想过会成为哪种人。
“只要饿不死就行。”她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在她身后有一个家庭在为她兜底。
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酒吧就算是开业了。
【2009年】
小镇青年徐佳
介于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更像是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
徐佳是湖北省一个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他能做的努力只有学习。但面对497分，这个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到天旋地转，怀疑是命运的玩笑。497——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2007年，徐佳父亲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徐佳和妈妈、弟弟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十分局促。
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
清早5点，天光已亮，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
妈妈很支持徐佳读书，她认为，“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徐佳的心在恐惧和希望中摇摆，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
没有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咸宁考点，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2012年】
辍学的马百娟
刚见到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马百娟，我们简直没有认出来。
在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无忧无虑的嬉戏打闹，马百娟就站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显得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大哥打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可家里人却不让马百娟上学了。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一些零工。
她在县城的街头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务工信息。期间她看到一家酒店的招工信息，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你会吗？”
“不会……”
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找工作的下文，纪录片中没有明说。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猜到了答案。
【2012年】
留学少女袁晗寒
当年，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时间来到2012年，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这里有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讲学，和上次一样，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她在阁楼上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2012年】
待业青年徐佳
第三次高考，徐佳终于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四年，同学们并不是和预想中的大学生那样，珍惜机会，努力学习。而是上课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这样的课堂，老师讲课居然都不觉得尴尬。
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
“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怠慢，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最终在“中电技术”稳住了脚跟——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完成了母亲留在城里的心愿，他并没有感觉轻松，反而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就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2014年】
已婚少女马百娟
这一年，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
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16岁的马百娟，嫁给的，是表哥。
现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马百娟的人生似乎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她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曾经对于大学的向往，如今更像是儿时不谙世事的呓语，从来不曾真实过。
【2015年】
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从德国回来的袁晗寒，去了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哪个vpn更好用。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开公司，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试错成本是很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2018年】
新晋中产徐佳
一直到现在，徐佳都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
工作、结婚、生子，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买了房，买了车，勉强算是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确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被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对“差距”的看法，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三个中国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
希望通过这三个人的成长缩影，带给大家一些思考。世界的确是不公平的，在大家认为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就想想放弃挣扎的结果，愿每个人都能坚持本心，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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