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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31日，張朝陽出生於西安市東郊一家兵工廠的附屬醫院，父母都是這家醫院的醫生。他對自己小時候的性格評價是“比較異想天開，思維不大受束縛”，最愛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類展現自我情結的書，甚至像小說主人公一樣形成敏感、自省的性格，充滿英雄主義情結，並堅信自己的人生將與眾不同。
1981年，張朝陽考入清華大學，從此開始別樣的人生。張朝陽回憶說：“當時挺土的，穿衣服特別單一。看到當年留下的照片，特土氣，一副書呆子的樣子。唸書念得很苦，每天一大早跑步，早早到教室佔座位，而且是坐前排；中午午休之後又上課，晚上自修室裡坐滿了人。清華學堂也就是最早的留美預校，都是繪圖桌子，特別大，燈光也特別亮，最難佔座。”
張朝陽很少看電影、電視，他認為這些都是浪費時間的行為。他說：“食堂有菜吃，但是我的時間觀念太強了，不會在那裡花很多時間，拿個饅頭就去自習，特別瘋狂，就是苦行僧。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的，而我在同學裡面又是更加拼命的。”清華的學生唸書非常瘋狂，一心只想攀登科學高峰，對科學有一種宗教式的狂熱。在張朝陽看來，“你成為科學家才有資格研究自然界，而這個事當時看起來是你的全部”。
清華園裡都是來自各省市的尖子生，學習競爭殘酷激烈，“枯燥的生活，精神上的苦悶，內心的奮爭之後，導致了一種自我懷疑”。張朝陽說這是許多學生當時的狀態，他自己也難以超脫。面對激烈競爭帶來的心理折磨，張朝陽開始冬泳，他說：“當時自認為是鍛鍊身體，現在仔細想想那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自我虐待，是想通過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來向自己證明自身的堅強。”
1984年是張朝陽在枯燥、苦悶中熬得最苦的一年，也是最後一年，他即將告別“苦行僧”的日子。1985年，張朝陽獲得由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發起的留美獎學金項目，每年從全國篩選700名學生參加考試，只招收成績最優秀的前100名。
這一年，清華送出由25人組成的代表隊，最終8人被錄取，張朝陽是幸運兒之一。這次考試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每次回想都有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創業後別人問及：“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輕鬆坦然回答：“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直到此時，張朝陽仍然與所有拼命考到美國的競爭者一樣，一心想當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這是他從小到大的理想。1978年1月，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發表於《人民文學》第1期，數學家陳景潤的傳奇故事一時間風靡全國，尊重知識分子的呼聲逐漸升溫，張朝陽暗樹遠志：“要好好唸書，將來能夠像陳景潤一樣出人頭地。”在此後將近20年間，張朝陽內心物理學家和諾貝爾獎的理想從未改變，這是他考入清華、遠赴美國的動力，也是後來投身互聯網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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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張朝陽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求學，自從踏上美利堅的土地，呼吸大洋彼岸的空氣，張朝陽的價值觀和自我認知開始由懷疑、破碎到重塑，連理想都徹底改變，張朝陽說：“到了美國之後，才發現這個世界只需要很小的一部分人做自然科學的研究，去探究自然的奧秘。因為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要學一項技能獲取生活資料。”
他發現很多人畢業後跑到華爾街設計模型或者做分析師，並不是留在實驗室搞科研。生活中，他渾身散發著充滿物質主義的酷勁兒，開敞篷車喜歡玩急停調頭，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把頭髮梳成馬尾辮，戴一副墨鏡，銀行裡從沒有存款，一副花花公子的派頭。從理想回歸現實，張朝陽與出國前判若兩人，中國從此可能少了一位科學家，卻多了一位企業家。
正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裡，張朝陽第一次接觸互聯網，他深刻感受到這就是未來的方向，他堅信世界的傳奇將由另外一批人以一種新的形式書寫。後來他做“中國在線”商業計劃書時，封面上就有兩句話：“順應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兩個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時代的到來，另一個是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崛起。”這是張朝陽對互聯網的最初認知，作為英雄主義者，他總喜歡將個人理想與時代、國家等宏大詞彙關聯起來。
1993年底，張朝陽拿到博士學位，卻開始幹起與物理毫無關聯的工作。回望在美國的7年時光，張朝陽發現最能發揮特長的就是做跟中國有點關係的事，否則與美國學生相比一無是處。當時他的導師被提拔為副校長，校方把張朝陽安排在企業關係部負責聯絡中國事務，並專門為他創造出一個職位，日常工作就是迎來送往，喝酒吃飯，這種表面風光的工作其實很難受到重視，與他所渴望的出人頭地相去甚遠，張朝陽陷入迷惘：“不明白自己的人生為什麼這麼艱難，自己為什麼生活得這麼痛苦。”
後來他找到痛苦和困惑的根源——文化差異，他說：“任何離開從小長大的環境到另外一個文化圈子裡面去的人，都不太可能在新文化圈子裡融入主流文化，哪怕這個人外語講得再好。”
美國文化使張朝陽的英雄主義、物質主義不斷膨脹，卻也讓這個生性清高孤傲的中國青年變得敏感脆弱。1994年、1995年兩年間，張朝陽經常在中美兩地奔波，他深切認識到只有回國才能做出更大的事情，尤其是1995年7月陪同校長訪問中國受到朱鎔基副總理接見之後，他迫切希望結束邊緣化的生存狀態，迴歸主流，創辦一家互聯網公司，“能夠在一群黑頭髮、黃皮膚的人中間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個月後，張朝陽踏上歸程。張朝陽是個儀式感很強的人，他把回國日期定在10月31日——31歲生日那天，當天晚上麻省理工學院的朋友聚會為他送行，好友熊曉鴿（IDG全球常務副總裁兼亞洲區總裁）深情滿懷地高歌一曲《送戰友》。第二天，張朝陽拎著兩個手提箱走下飛機，躊躇滿志地踏上熟悉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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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朝陽當時的身份是美國ISI公司在中國的首席代表，每月工資1000美元，主要業務是將中國的商務信息收集整理到一個服務器上，為國外使用者提供服務。為了節省費用，張朝陽將辦公室選在北京北郊的萬泉莊園，工作、吃住都在這間24平方米的小房子裡，窗外的鍋爐總是半夜3點開始燒水，吵得他無法入睡。
8個月後，張朝陽終於建成ISI所需的數據庫，手下招聘的員工也不斷增加。這段替別人打工的生涯更像是自主創業，老闆在國外當“甩手掌櫃”，研發、招聘、運營等管理事務全部由張朝陽負責，儘管辛苦勞累，卻也受益匪淺。
1996年5月，張朝陽在公司的布拉格會議上向老闆辭職，入職前他曾明確提出不久後可能會獨自創業，還被允許用工作中30%的時間研究自己的事情。7月，張朝陽前往美國融資，他成功說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風險投資家愛德華•羅伯特和學生布蘭特•賓德爾投入種子基金，後來他又獲得導師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的青睞。
尼葛洛龐帝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也是硅谷有名的風險投資家，他寫作的《數字化生存》當時正風靡全球。10月，張朝陽從美國拿回22.5萬美元投資（實際只有17萬美元），在北京成立愛特信公司，兩年後更名為“搜狐”。
作為“數字化大師”尼葛洛龐帝的門生與被投資者，張朝陽剛出道就備受關注，海歸、風投、互聯網等代表未來趨勢的新名詞集於其身，他被媒體和公眾當做開放自由、個性解放的互聯網精神的代表人物而廣受追捧，尤其是他放蕩不羈的氣質更符合時尚品位。他曾赤裸上身出現在時尚雜誌封面，在天安門前玩滑板的酷照被《南方週末》刊載於顯眼位置，關於他的封面報道和作家安頓的《絕對隱私》放在一起出售。他是媒體的寵兒。
萬人敬仰只是成功的錯覺。儘管網景、雅虎、美國在線等互聯網公司已成為美國的商界榜樣，但中國互聯網還處在“雷聲大雨點小”的乾涸世界，除了成為娛樂和新聞話題，公眾並不關心愛特信是什麼，能幹什麼。然而，張朝陽仍然沉浸在喜悅和興奮之中，他將以“中國互聯網教父”的身份，主宰未來。
張朝陽每天像個搖滾歌星一樣四處宣講。他到美國硅谷找人回國做互聯網，有次被一個名叫李彥宏的留學生婉言謝絕，而1999年百度橫空出世。他到深圳給700人演講，臺下有個青年聽完熱血沸騰，回去埋頭開發QICQ，這個人名叫馬化騰。
當這兩個人登上商業舞臺，一如張朝陽當初被聚焦擁戴的景象，媒體上的報道文章連篇累牘，生動傳神地描繪互聯網英雄的傳奇人生和遠大前程。偶像被批量製造，互聯網浪潮席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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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題圖 © Hack Cap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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