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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31日，张朝阳出生于西安市东郊一家兵工厂的附属医院，父母都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他对自己小时候的性格评价是“比较异想天开，思维不大受束缚”，最爱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类展现自我情结的书，甚至像小说主人公一样形成敏感、自省的性格，充满英雄主义情结，并坚信自己的人生将与众不同。
1981年，张朝阳考入清华大学，从此开始别样的人生。张朝阳回忆说：“当时挺土的，穿衣服特别单一。看到当年留下的照片，特土气，一副书呆子的样子。念书念得很苦，每天一大早跑步，早早到教室占座位，而且是坐前排；中午午休之后又上课，晚上自修室里坐满了人。清华学堂也就是最早的留美预校，都是绘图桌子，特别大，灯光也特别亮，最难占座。”
张朝阳很少看电影、电视，他认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行为。他说：“食堂有菜吃，但是我的时间观念太强了，不会在那里花很多时间，拿个馒头就去自习，特别疯狂，就是苦行僧。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而我在同学里面又是更加拼命的。”清华的学生念书非常疯狂，一心只想攀登科学高峰，对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在张朝阳看来，“你成为科学家才有资格研究自然界，而这个事当时看起来是你的全部”。
清华园里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尖子生，学习竞争残酷激烈，“枯燥的生活，精神上的苦闷，内心的奋争之后，导致了一种自我怀疑”。张朝阳说这是许多学生当时的状态，他自己也难以超脱。面对激烈竞争带来的心理折磨，张朝阳开始冬泳，他说：“当时自认为是锻炼身体，现在仔细想想那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自我虐待，是想通过一种非常艰苦的过程来向自己证明自身的坚强。”
1984年是张朝阳在枯燥、苦闷中熬得最苦的一年，也是最后一年，他即将告别“苦行僧”的日子。1985年，张朝阳获得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发起的留美奖学金项目，每年从全国筛选700名学生参加考试，只招收成绩最优秀的前100名。
这一年，清华送出由25人组成的代表队，最终8人被录取，张朝阳是幸运儿之一。这次考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每次回想都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创业后别人问及：“在面对风险投资时心理压力能不能承受？”他轻松坦然回答：“这些压力比起我在清华参加考试的时候的压力要小得多。”
直到此时，张朝阳仍然与所有拼命考到美国的竞争者一样，一心想当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他从小到大的理想。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期，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故事一时间风靡全国，尊重知识分子的呼声逐渐升温，张朝阳暗树远志：“要好好念书，将来能够像陈景润一样出人头地。”在此后将近20年间，张朝阳内心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的理想从未改变，这是他考入清华、远赴美国的动力，也是后来投身互联网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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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张朝阳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自从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呼吸大洋彼岸的空气，张朝阳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开始由怀疑、破碎到重塑，连理想都彻底改变，张朝阳说：“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只需要很小的一部分人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去探究自然的奥秘。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学一项技能获取生活资料。”
他发现很多人毕业后跑到华尔街设计模型或者做分析师，并不是留在实验室搞科研。生活中，他浑身散发着充满物质主义的酷劲儿，开敞篷车喜欢玩急停调头，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把头发梳成马尾辫，戴一副墨镜，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从理想回归现实，张朝阳与出国前判若两人，中国从此可能少了一位科学家，却多了一位企业家。
正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张朝阳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他深刻感受到这就是未来的方向，他坚信世界的传奇将由另外一批人以一种新的形式书写。后来他做“中国在线”商业计划书时，封面上就有两句话：“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是张朝阳对互联网的最初认知，作为英雄主义者，他总喜欢将个人理想与时代、国家等宏大词汇关联起来。
1993年底，张朝阳拿到博士学位，却开始干起与物理毫无关联的工作。回望在美国的7年时光，张朝阳发现最能发挥特长的就是做跟中国有点关系的事，否则与美国学生相比一无是处。当时他的导师被提拔为副校长，校方把张朝阳安排在企业关系部负责联络中国事务，并专门为他创造出一个职位，日常工作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吃饭，这种表面风光的工作其实很难受到重视，与他所渴望的出人头地相去甚远，张朝阳陷入迷惘：“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艰难，自己为什么生活得这么痛苦。”
后来他找到痛苦和困惑的根源——文化差异，他说：“任何离开从小长大的环境到另外一个文化圈子里面去的人，都不太可能在新文化圈子里融入主流文化，哪怕这个人外语讲得再好。”
美国文化使张朝阳的英雄主义、物质主义不断膨胀，却也让这个生性清高孤傲的中国青年变得敏感脆弱。1994年、1995年两年间，张朝阳经常在中美两地奔波，他深切认识到只有回国才能做出更大的事情，尤其是1995年7月陪同校长访问中国受到朱镕基副总理接见之后，他迫切希望结束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回归主流，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够在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中间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个月后，张朝阳踏上归程。张朝阳是个仪式感很强的人，他把回国日期定在10月31日——31岁生日那天，当天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聚会为他送行，好友熊晓鸽（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深情满怀地高歌一曲《送战友》。第二天，张朝阳拎着两个手提箱走下飞机，踌躇满志地踏上熟悉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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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当时的身份是美国ISI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每月工资1000美元，主要业务是将中国的商务信息收集整理到一个服务器上，为国外使用者提供服务。为了节省费用，张朝阳将办公室选在北京北郊的万泉庄园，工作、吃住都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窗外的锅炉总是半夜3点开始烧水，吵得他无法入睡。
8个月后，张朝阳终于建成ISI所需的数据库，手下招聘的员工也不断增加。这段替别人打工的生涯更像是自主创业，老板在国外当“甩手掌柜”，研发、招聘、运营等管理事务全部由张朝阳负责，尽管辛苦劳累，却也受益匪浅。
1996年5月，张朝阳在公司的布拉格会议上向老板辞职，入职前他曾明确提出不久后可能会独自创业，还被允许用工作中30%的时间研究自己的事情。7月，张朝阳前往美国融资，他成功说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风险投资家爱德华•罗伯特和学生布兰特•宾德尔投入种子基金，后来他又获得导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青睐。
尼葛洛庞帝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负责人，也是硅谷有名的风险投资家，他写作的《数字化生存》当时正风靡全球。10月，张朝阳从美国拿回22.5万美元投资（实际只有17万美元），在北京成立爱特信公司，两年后更名为“搜狐”。
作为“数字化大师”尼葛洛庞帝的门生与被投资者，张朝阳刚出道就备受关注，海归、风投、互联网等代表未来趋势的新名词集于其身，他被媒体和公众当做开放自由、个性解放的互联网精神的代表人物而广受追捧，尤其是他放荡不羁的气质更符合时尚品位。他曾赤裸上身出现在时尚杂志封面，在天安门前玩滑板的酷照被《南方周末》刊载于显眼位置，关于他的封面报道和作家安顿的《绝对隐私》放在一起出售。他是媒体的宠儿。
万人敬仰只是成功的错觉。尽管网景、雅虎、美国在线等互联网公司已成为美国的商界榜样，但中国互联网还处在“雷声大雨点小”的干涸世界，除了成为娱乐和新闻话题，公众并不关心爱特信是什么，能干什么。然而，张朝阳仍然沉浸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将以“中国互联网教父”的身份，主宰未来。
张朝阳每天像个摇滚歌星一样四处宣讲。他到美国硅谷找人回国做互联网，有次被一个名叫李彦宏的留学生婉言谢绝，而1999年百度横空出世。他到深圳给700人演讲，台下有个青年听完热血沸腾，回去埋头开发QICQ，这个人名叫马化腾。
当这两个人登上商业舞台，一如张朝阳当初被聚焦拥戴的景象，媒体上的报道文章连篇累牍，生动传神地描绘互联网英雄的传奇人生和远大前程。偶像被批量制造，互联网浪潮席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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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题图 © Hack Cap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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