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會一課”簡單地說，就是指定期召開支部黨員大會、支部委員會、黨小組會，按時上好黨課。作為黨內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會一課”對於加強黨的建設發揮著重要作用。
黨的二大通過的我黨第一部黨章就對黨小組、黨支部、地方全體黨員會議和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期限作出了具體規定，如，各組每星期由組長召集會議一次。此後，會議制度成為歷次黨章修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不斷髮展完善。
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要求“從黨內教育做起”，通過黨報、簡報、小組會、支部會、黨員大會、政治討論會、參加實際工作等教育方法，來解決“思想上建黨”的問題。同時特別強調，“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這是我黨黨課制度的最初文獻和最早實踐。之後，黨中央先後於1931年、1932年、1940年通過若干決議和指示，對黨內教育的意義、內容作出規定，明確“普通黨員的訓練，可以採用通行的巡迴教育與流動訓練班的方式”。
1939年，毛澤東在《發刊詞》中提出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為黨內生活制度建設開闢了一個新境界。延安整風期間，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加強組織紀律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導幹部必須參加黨組織生活。通過延安整風，全黨經受了一次嚴格的黨內生活鍛鍊，“三會一課”，制度也得以豐富和發展。黨的七大全面總結了延安整風經驗，對如何通過正常黨內民主生活、加強黨內教育，來提高黨的建設整體水平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成為我們黨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
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戰鬥堡壘，是執政黨建設面臨的一個嶄新課題。1956年，黨的八大對黨的會議制度進行了創新，實行了黨代表大會常任制，使黨內各種會議制度和黨內生活有了最高機關的權威支撐。八大通過的黨章明確指出，黨必須採取有效的辦法發揚黨內民主，鼓勵一切黨員、黨的基層組織和地方組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強上下級之間的生動活潑的聯繫。
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在反思黨內民主生活基礎上明確提出:“應該從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著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躍起來，切實改變許多基層組織長期不開小組會、不開支部大會、不上黨課、黨員不起作用等等組織渙散的現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組織生活和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1980年制定公佈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要求，各級黨委或常委應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交流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1981年8月，中組部下發《關於進一步健全縣以上領導幹部生活會的通知》，規定“縣級以上黨委常委除了必須編入一個組織參加組織生活，同時要堅持每半年開一次黨委常委(黨組)生活會，並要及時地向上級黨委或組織部門報告生活會情況，開一次報一次”。這是黨第一次以黨內文件的形式對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作出具體規定。從此，民主生活會開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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