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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說結論，明朝的內閣，從性質上講，它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從權力上講，其權力是皇權的一部分，並且隨著皇帝對權力控制的程度而消長。
首先說第一點，內閣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內閣，是在朱元璋廢除宰相後的一項制度設計。由於朱元璋廢除工作量太大，所以召集了一批文官，幫助自己處理政務，這些人只需要提出自己的建議，如果朱元璋同意，那麼就批覆同意，並且照辦；如果不同意，那麼就重新再提。
到明成祖繼位之後，內閣正式成為了一個機構。但此時，內閣 大臣本身的品級並不高，且沒有明確的官屬，《明史》記載如下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這個時候，內閣並沒有太大權力，而且在朝中的地位並不高，再加上內閣大臣的品級太低，所以內閣的話語權很小。直到明宣宗時期，三楊內閣的出現，改變了這個局面。“三楊”在入閣的同時，身兼尚書的職位，如此一來，朝臣因為其尚書的職位，就不得不尊重其意見。
仁宗以楊士奇、楊榮東宮舊臣，升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榮為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謹身殿大學士，仁宗始置，閣職漸崇。其後士奇、榮等皆遷尚書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
所以，可以看到，內閣本身就沒什麼權力，內閣之所以在後期能夠在明朝的朝廷中擁有很大的話語權，不外乎兩個原因：
其一，皇帝對於政務並不感興趣，且皇帝很信任內閣大臣，於是乎內閣就利用皇帝的名義處理政務。典型的例子就是高拱，由於明穆宗本身對朝政不感興趣，而高拱又是明穆宗的老師，所以高拱在此期間，可以利用皇帝的名義去推行自己的新政
其二，內閣大臣本身具有其他的頭銜，當然 ，前提是皇帝得非常信任此人。典型的例子就是張居正。張居正是萬曆皇帝的老師，同時他本人深的李太后的信任，所以，他本人能夠權傾朝野，不是因為他內閣首輔的身份，而是吏部尚書+兩個一品的名譽官職+李太后的百分之百信任。
至於某些書中出現的封駁權，那是六科給事中的權力，這個權力在宋朝就已經出現，且在宋朝達到頂峰。而明朝而言，這個制度並沒有出現過太多次。
內閣提到最多的，無非是票擬權，這個票擬權就是給奏章提出建議，而最終決定權在於批紅，即同意票擬的權力，這個權力理應掌握在皇帝手中，但由於明朝皇帝大多無心政治，所以久而久之就落在了司禮監手中，準確地講，是司禮監掌印太監手中。張居正之所以能叱吒朝廷，有一部分原因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是他的盟友。
綜上，內閣本身只不過是遊離於正常朝廷體系之外的一個秘書機構而已，它與任何朝廷機構沒有相互的關係，它只對皇帝負責。
再說第二點，內閣的權力本質上不過是皇權的從屬罷了，用一個詞語描述，那就是狐假虎威。之前的宰相制度，宰相的權力是制度賦予的，也就是說，宰相職責範圍之內的事情，皇帝也無從干涉，如果想幹涉，那麼只有一個辦法，換一個軟弱的宰相，讓他按照皇帝的意思辦事，但即使如此，最後這件事情名義上還是宰相處理的，與皇帝無關。
但內閣制度而言，其本身並沒有明確的權限範圍，一切都看皇帝。遇到不愛理政的皇帝，如隆慶，那麼內閣的權力自然就大；遇到對權力抓得緊的皇帝，那麼其權力就小，如崇禎皇帝，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內閣首輔換了十九個，基本上內閣就是一個擺設。
所以，這種極其不穩定的權力，使得內閣只能是一個“非法的”顧問機構。清承明制，清朝時期對內閣有了一定的改變，比如直接提升閣臣的品級，清朝的內閣大臣這個職位，本身就是二品官。
最後解釋一下幾個誤區：萬曆立太子這件事，萬曆皇帝本身就不佔理，按照立嫡，立長，立賢，立愛的原則，萬曆沒有嫡長子，只能立朱常洛，立朱常洵的話遵循立愛原則，顯然這個原則的優先級是最差的，用這個來說明所謂的內閣權力，是及其不恰當的。真正的制約皇權，是英國內閣頒佈的《王位繼承法》，繼承人完全由議會決定，相應地，如果想要說明明朝對皇權的制約，那麼必須是：群臣決定立朱常洛，萬曆無權干涉；但事實是群臣與萬曆堅持對抗幾十年，最終還得萬曆本人拿主意，這就充分證明了所謂的“制約皇權”是站不住腳的。
綜上
庭州行者
在明朝紫禁城裡面辦公的就兩個機構，內閣，和六科廊。
朱元璋，是苦出身，又是馬上得的天下，精力充沛至極，
朱棣，也是能征善戰，精力充沛之輩。
所以，他們覺得，不需要宰相幫他們出主意想辦法，自己乾綱獨斷，那多來勁啊。
他們的後輩子孫，可就不行了。
大多長於深宮，是標準的宅男。
自世宗嘉靖道君皇帝朱厚熜開始，夏言，嚴嵩等奸臣開路。
內閣首輔，也就真正成了實際上的宰相，
作為文臣的首領，在明朝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產物。
明朝的皇帝們，為了保證朱姓一家獨大。
從科舉制度的設置上，
是想既能廣泛的吸收人才，又制止新的門閥世家的產生。
但是，能不事生產，一心只讀聖賢書，
那是需要條件滴。
從粉嫩嫩的蒙童，順利的話，考出能做官的進士，
平均需要三十年，都變成了油膩中年男。
誰不感激家庭對自己的付出？
再加上，座師（點中進士的主考官），同年，同鄉，同學。
等等這些複雜的關係。
等他們一路過關斬將，倖存於待罪的官場，
當上內閣學士，甚至是首輔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自稱“老夫”的年紀了。
身後，是一堆的數也數不清的利益關係。
皇帝們心裡，門兒清。
所以，明朝的皇帝們，整出了錦衣衛，整出了東廠，整出了西廠，整出了內廠，
還整出了，司禮監。
這就是皇帝心知肚明，文臣不可靠，那就用自己的家奴，來和內閣抗衡，制衡。
這是宅男皇帝們的必然選擇，是君權的延伸。
那為什麼不用六科廊的科道言官呢？
因為，言官們自打內閣強勢之後，
就已經淪為文臣“黨爭”的工具鳥。
三言兩語，好玩有用，關注不迷路，點贊再走唄！
好玩有用的歷史
明朝內閣制度最初的雛形是沿襲前朝元朝的制度，中央設立中書省，設左右丞相。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大明王朝出了建國以來最大的“胡惟庸”案，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自此結束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宰相制度，將中書省的權力分歸六部。
內閣成於建文帝廢於崇禎朝，是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的產物。
內閣實質上是皇帝的諮政機構，經過發展內閣的權力逐漸增大，後來形成明朝的行政中樞。起初，內閣成員也就是內閣大學士具有顧問身份，最終決策權還是在皇帝的手中，內閣成員只是徒有一個大學士的虛名而已，而且大學士也很少有參與決策的機會。
內閣制度在成立之初就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
積極影響：
1、內閣制度加強了統治者的統治，維護了統治階級的利益。
2、一方面強化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對君權的制約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另一方面形成了宦官專權，朋黨結綱；
3、內閣制度高效的工作效率，使得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得以以一種較為安定的模式運行下去；
4、由於明朝內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權，使得決策制定在某些方面具有了部分民主科學性；
5、同時內閣制度的設立，與西方君主立憲政體具有一定的差距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方的政治體制，對西方的的政治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鑑作用。
消極影響：
1、內閣內部的控制權的爭奪，以致黨派相爭，矛盾層出不窮，政治昏暗；加劇了社會危機，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2、宦官專權、內閣內部出現像嚴嵩這樣的禍國殃民的大學士、日益嚴重的黨羽相爭，最終將大明王朝帶入了死亡的深淵；
3、內閣制度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4、政治上由於制度的漏洞，致使被掌權者們玩弄、把持，很難平等與民主。
南柯多萌
關於如何看待“明代內閣”這個問題 其實 嚴謹的討論上不應該站在今日的角度去指指點點 應當遵循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 其制度的實行 自然有其歷史的發展演變 所以不妨從這裡開始剖析明代內閣為何會形成的原因
高廟十三年 帝廢丞相 下六部總政 然於諸司章奏多心餘力絀而獨木難支 遂於十三年九月設四輔官以為秘書諮政 事見《大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三十三》後又於十四年三月 九月以安然等充任 其職掌在《大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三十五》大抵略雲“四輔官封駁” 幾類宰相 故張江陵謂其“雖無相名，實有相道。”（《張太嶽文集·卷十八·雜著》 沈秀水亦大抵如此 曰：“置四輔官，軼從一品，以代丞相。”（《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二·內閣·閣臣事寄》）然不年餘 旋廢 杜佑 趙民望 吳源輩 王本等坐罪黜 而於十五年十一月設殿閣大學士 事見《大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五十》 此即明代內閣之發端與由來 蓋起自高廟以為顧問也 而但為顧問 權在翰林 春坊 此高廟深防復相之意也 故以顧問 平章分離 比十八年 朱善去位 殿閣大學士遂為虛設 終高廟一朝 內閣輔政之事寢矣
比惠帝即位乃突破之 方孝孺 黃子澄 齊泰故事可知矣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九·齊泰傳》曰：“及即位，命與黃子澄同參國政。”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九·黃子澄傳》曰：“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九·方孝孺傳》曰：“及惠帝即位，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輒諮之，...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儒就扆前批答。” 此批答章奏 參與廷議 奉旨擬詔 政事諮詢無不及 而文廟後來繼承而發展之 今人多知明代內閣乃成祖時設 而鮮知其由來 故成祖之設內閣 與明相始終 而不贅言
大抵明代內閣並不入明代官制 其閣臣無屬僚可知 但為諮政機構 其依附於皇帝 一旦皇帝腐敗 或皇帝不用內閣 則內閣太息焉 若憲孝二帝 皆不重內閣 故閣臣與天子懸隔
茲考《謇齋瑣綴錄·卷二》若下：
謂：“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彗見。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務。...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齋（引者按：彭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可齋又言：'昨準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 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先生遂呼'萬歲'，三人皆同聲，叩頭，遂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雖賢明若孝廟者 予國是但委任馬文升 劉大夏 戴珊等
又神廟之世 神宗怠惰 章奏多留中不決 閣臣又何處票擬 此內閣失職乎 皇帝失職乎 閣臣於此不能補救 所建言多不聽 遂掛冠而去 或杜門不出 以至於內閣空無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皇權之腐敗 則內閣亦見敗馳也 此為國家中樞之缺陷原形畢露 不能承擔國是決策及執行之職能 此明代政治之敗壞若此 故黃宗羲謂：“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明夷待訪錄·置相》）
故將廢丞相與設內閣串聯而言 似乎內閣在此上處於一種缺陷 然而歷史發展是：內閣作為廢除丞相以後所替補之機構 雖此一機構並未入明代官制之正規化系統 故可自此一方面而言 其具有一種補救功能 而值得肯定與讚許
內閣存在於明代三百年曆史中 就其整體而言 其制度內在之本質仍以服務於皇帝決策之議政 不能單以世宗與神宗初歷史而言 而其時故事皆在特定之歷史所造就 亦是當時國家所需要之情況下所產生內閣權重 其內閣之所以如此 與其所處之特殊位置有一定關係 在國家中樞機構不設之情況下 其作為皇帝輔政 諮政機構 又根據君主專制制度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可作為中樞機構來領導諸司衙門 以而維持國家行政體制之運行
綜上所述 以期共鳴焉
張洵美
明朝的內閣制是由朱棣所創，是在朱元璋的殿閣大學士和朱允炆時期齊泰、黃子澄事實上的宰相制基礎上設立的。可以說內閣制在我國的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早朱棣是為了鞏固自己的集權，破格提拔了一批忠於自己的年輕人充任翰林，把其中較優秀的七人安排在了文淵閣辦公，由於文淵閣屬於皇宮裡內務府管轄的地盤，所以被稱為內閣，而那七個翰林自然就成了內閣大學士。此後，這一開創性的制度影響了明清兩代，成為朝廷中最重要的中樞機關。
最初的內閣確實幫助朱棣加強了獨裁專制，但在內閣失去了朱元璋、朱棣這種雄主的駕馭之後，繼任的皇帝卻根本無法妥善的掌控內閣，大都是空有獨裁的願望，但缺乏獨裁的能力。因此在內閣制下，其制度逐漸演變成一套穩定的慣例，內閣成員不再是皇帝進行直接任命，而是通過推選，如不是推選，則不具備合法性。
另外，內閣的逐漸成熟使其更具有獨立性，擁有封駁權，只要內閣認為不合理，就可以駁回皇帝的旨意，讓皇帝重新“考慮”。比如景泰時，皇帝想重新立太子都先需要內閣同意，以致皇帝不得不賄賂各位閣臣，溫功義《明代的宦臣和宮廷》中就記載了具體細節。
最後，明朝內閣更多的時候是在對文官集團負責而非皇帝，因為內閣成員在客觀上更是士大夫階層的代表，假如為了迎合皇帝而違背文官集團的意志或者說大部分文官的意志，那麼就必須成受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不僅是輿論，還有由風氣所帶來的精神壓力，稍有閃失，就會被推到風口浪尖，被百官彈劾從而黯然退場。
吃飯不刷碗1
內閣制度，明清一脈相承，都是皇權強化的產物。明清內閣，其本質上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而已，並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權力。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之後，雖說加強了皇權，可是繁重的國事又讓他厭倦，所以搞出了一個內閣想要偷懶。而後世的明朝皇帝，既不願意相信大臣、又要把持國政、又想偷懶或者是發展個人業務愛好，雖然賦予了內閣更多的權力，但是也屬於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操作而已，否則也不會用太監來牽制文官系統。
明清的內閣同西方君主立憲國家責任內閣差別相當大，西方責任內閣由議會、選民選出，向議會負責而不是向君主負責。同時，責任內閣真正行使國家行政權力，而不是由君主來負責行政事務。同時，責任內閣的行政權，還有議會的立法權、最高法院的司法權相互牽制、各自獨立。這很好的防止了一家獨大，把國家的興衰寄託於一個人或者少數人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明清的內閣，本身就不具有什麼進步意義，而是高度君主集權的惡果。
北洋海軍陸戰隊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希望大權獨攬。而皇帝不是專業治國能手。很多問題皇帝都不懂，只能組建內閣。事實上內閣首輔，執行了丞相的任務。本來想大權獨攬，後來反而事與願違。導致東林黨禍亂朝政。這種道理其實很簡單。皇帝和大臣是站在對立面上的。皇帝決定的大臣的升遷和生死。大臣很容易聯合起來抵制皇帝。但丞相就不同。丞相是由百官中選出來的。他既顧全大臣的利益也幫助皇帝治國。能更好的解決和大臣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