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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结论，明朝的内阁，从性质上讲，它是皇帝的秘书机构；从权力上讲，其权力是皇权的一部分，并且随着皇帝对权力控制的程度而消长。
首先说第一点，内阁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内阁，是在朱元璋废除宰相后的一项制度设计。由于朱元璋废除工作量太大，所以召集了一批文官，帮助自己处理政务，这些人只需要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朱元璋同意，那么就批复同意，并且照办；如果不同意，那么就重新再提。
到明成祖继位之后，内阁正式成为了一个机构。但此时，内阁 大臣本身的品级并不高，且没有明确的官属，《明史》记载如下
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这个时候，内阁并没有太大权力，而且在朝中的地位并不高，再加上内阁大臣的品级太低，所以内阁的话语权很小。直到明宣宗时期，三杨内阁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局面。“三杨”在入阁的同时，身兼尚书的职位，如此一来，朝臣因为其尚书的职位，就不得不尊重其意见。
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仁宗始置，阁职渐崇。其后士奇、荣等皆迁尚书职，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
所以，可以看到，内阁本身就没什么权力，内阁之所以在后期能够在明朝的朝廷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皇帝对于政务并不感兴趣，且皇帝很信任内阁大臣，于是乎内阁就利用皇帝的名义处理政务。典型的例子就是高拱，由于明穆宗本身对朝政不感兴趣，而高拱又是明穆宗的老师，所以高拱在此期间，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去推行自己的新政
其二，内阁大臣本身具有其他的头衔，当然 ，前提是皇帝得非常信任此人。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同时他本人深的李太后的信任，所以，他本人能够权倾朝野，不是因为他内阁首辅的身份，而是吏部尚书+两个一品的名誉官职+李太后的百分之百信任。
至于某些书中出现的封驳权，那是六科给事中的权力，这个权力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且在宋朝达到顶峰。而明朝而言，这个制度并没有出现过太多次。
内阁提到最多的，无非是票拟权，这个票拟权就是给奏章提出建议，而最终决定权在于批红，即同意票拟的权力，这个权力理应掌握在皇帝手中，但由于明朝皇帝大多无心政治，所以久而久之就落在了司礼监手中，准确地讲，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手中。张居正之所以能叱咤朝廷，有一部分原因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是他的盟友。
综上，内阁本身只不过是游离于正常朝廷体系之外的一个秘书机构而已，它与任何朝廷机构没有相互的关系，它只对皇帝负责。
再说第二点，内阁的权力本质上不过是皇权的从属罢了，用一个词语描述，那就是狐假虎威。之前的宰相制度，宰相的权力是制度赋予的，也就是说，宰相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皇帝也无从干涉，如果想干涉，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换一个软弱的宰相，让他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但即使如此，最后这件事情名义上还是宰相处理的，与皇帝无关。
但内阁制度而言，其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权限范围，一切都看皇帝。遇到不爱理政的皇帝，如隆庆，那么内阁的权力自然就大；遇到对权力抓得紧的皇帝，那么其权力就小，如崇祯皇帝，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内阁首辅换了十九个，基本上内阁就是一个摆设。
所以，这种极其不稳定的权力，使得内阁只能是一个“非法的”顾问机构。清承明制，清朝时期对内阁有了一定的改变，比如直接提升阁臣的品级，清朝的内阁大臣这个职位，本身就是二品官。
最后解释一下几个误区：万历立太子这件事，万历皇帝本身就不占理，按照立嫡，立长，立贤，立爱的原则，万历没有嫡长子，只能立朱常洛，立朱常洵的话遵循立爱原则，显然这个原则的优先级是最差的，用这个来说明所谓的内阁权力，是及其不恰当的。真正的制约皇权，是英国内阁颁布的《王位继承法》，继承人完全由议会决定，相应地，如果想要说明明朝对皇权的制约，那么必须是：群臣决定立朱常洛，万历无权干涉；但事实是群臣与万历坚持对抗几十年，最终还得万历本人拿主意，这就充分证明了所谓的“制约皇权”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
庭州行者
在明朝紫禁城里面办公的就两个机构，内阁，和六科廊。
朱元璋，是苦出身，又是马上得的天下，精力充沛至极，
朱棣，也是能征善战，精力充沛之辈。
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宰相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自己乾纲独断，那多来劲啊。
他们的后辈子孙，可就不行了。
大多长于深宫，是标准的宅男。
自世宗嘉靖道君皇帝朱厚熜开始，夏言，严嵩等奸臣开路。
内阁首辅，也就真正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作为文臣的首领，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产物。
明朝的皇帝们，为了保证朱姓一家独大。
从科举制度的设置上，
是想既能广泛的吸收人才，又制止新的门阀世家的产生。
但是，能不事生产，一心只读圣贤书，
那是需要条件滴。
从粉嫩嫩的蒙童，顺利的话，考出能做官的进士，
平均需要三十年，都变成了油腻中年男。
谁不感激家庭对自己的付出？
再加上，座师（点中进士的主考官），同年，同乡，同学。
等等这些复杂的关系。
等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幸存于待罪的官场，
当上内阁学士，甚至是首辅的时候，
已经是可以自称“老夫”的年纪了。
身后，是一堆的数也数不清的利益关系。
皇帝们心里，门儿清。
所以，明朝的皇帝们，整出了锦衣卫，整出了东厂，整出了西厂，整出了内厂，
还整出了，司礼监。
这就是皇帝心知肚明，文臣不可靠，那就用自己的家奴，来和内阁抗衡，制衡。
这是宅男皇帝们的必然选择，是君权的延伸。
那为什么不用六科廊的科道言官呢？
因为，言官们自打内阁强势之后，
就已经沦为文臣“党争”的工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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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有用的历史
明朝内阁制度最初的雏形是沿袭前朝元朝的制度，中央设立中书省，设左右丞相。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大明王朝出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胡惟庸”案，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自此结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宰相制度，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六部。
内阁成于建文帝废于崇祯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
内阁实质上是皇帝的咨政机构，经过发展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后来形成明朝的行政中枢。起初，内阁成员也就是内阁大学士具有顾问身份，最终决策权还是在皇帝的手中，内阁成员只是徒有一个大学士的虚名而已，而且大学士也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内阁制度在成立之初就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积极影响：
1、内阁制度加强了统治者的统治，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2、一方面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君权的制约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形成了宦官专权，朋党结纲；
3、内阁制度高效的工作效率，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
4、由于明朝内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使得决策制定在某些方面具有了部分民主科学性；
5、同时内阁制度的设立，与西方君主立宪政体具有一定的差距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对西方的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作用。
消极影响：
1、内阁内部的控制权的争夺，以致党派相争，矛盾层出不穷，政治昏暗；加剧了社会危机，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2、宦官专权、内阁内部出现像严嵩这样的祸国殃民的大学士、日益严重的党羽相争，最终将大明王朝带入了死亡的深渊；
3、内阁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4、政治上由于制度的漏洞，致使被掌权者们玩弄、把持，很难平等与民主。
南柯多萌
关于如何看待“明代内阁”这个问题 其实 严谨的讨论上不应该站在今日的角度去指指点点 应当遵循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其制度的实行 自然有其历史的发展演变 所以不妨从这里开始剖析明代内阁为何会形成的原因
高庙十三年 帝废丞相 下六部总政 然于诸司章奏多心余力绌而独木难支 遂于十三年九月设四辅官以为秘书咨政 事见《大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三》后又于十四年三月 九月以安然等充任 其职掌在《大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五》大抵略云“四辅官封驳” 几类宰相 故张江陵谓其“虽无相名，实有相道。”（《张太岳文集·卷十八·杂著》 沈秀水亦大抵如此 曰：“置四辅官，轶从一品，以代丞相。”（《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内阁·阁臣事寄》）然不年余 旋废 杜佑 赵民望 吴源辈 王本等坐罪黜 而于十五年十一月设殿阁大学士 事见《大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五十》 此即明代内阁之发端与由来 盖起自高庙以为顾问也 而但为顾问 权在翰林 春坊 此高庙深防复相之意也 故以顾问 平章分离 比十八年 朱善去位 殿阁大学士遂为虚设 终高庙一朝 内阁辅政之事寝矣
比惠帝即位乃突破之 方孝孺 黄子澄 齐泰故事可知矣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齐泰传》曰：“及即位，命与黄子澄同参国政。”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黄子澄传》曰：“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方孝孺传》曰：“及惠帝即位，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辄咨之，...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儒就扆前批答。” 此批答章奏 参与廷议 奉旨拟诏 政事咨询无不及 而文庙后来继承而发展之 今人多知明代内阁乃成祖时设 而鲜知其由来 故成祖之设内阁 与明相始终 而不赘言
大抵明代内阁并不入明代官制 其阁臣无属僚可知 但为咨政机构 其依附于皇帝 一旦皇帝腐败 或皇帝不用内阁 则内阁太息焉 若宪孝二帝 皆不重内阁 故阁臣与天子悬隔
兹考《謇斋琐缀录·卷二》若下：
谓：“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彗见。廷臣建言皆谓君臣悬隔，情意不通，请时召内阁大臣面议政务。...上御文华殿召见众先生，但初见时，情未浃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见可说，先生诺之。至期将入，复约如初。既见，可斋（引者按：彭时）言：'天变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尽心办事。'可斋又言：'昨准御史建言，减京官皂隶与俸， 文职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须传旨仍旧，以慰安之。'上曰：'卿即传旨与该部。'万先生遂呼'万岁'，三人皆同声，叩头，遂命光禄赐酒饭而退，自后再不召见。”虽贤明若孝庙者 予国是但委任马文升 刘大夏 戴珊等
又神庙之世 神宗怠惰 章奏多留中不决 阁臣又何处票拟 此内阁失职乎 皇帝失职乎 阁臣于此不能补救 所建言多不听 遂挂冠而去 或杜门不出 以至于内阁空无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皇权之腐败 则内阁亦见败驰也 此为国家中枢之缺陷原形毕露 不能承担国是决策及执行之职能 此明代政治之败坏若此 故黄宗羲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夷待访录·置相》）
故将废丞相与设内阁串联而言 似乎内阁在此上处于一种缺陷 然而历史发展是：内阁作为废除丞相以后所替补之机构 虽此一机构并未入明代官制之正规化系统 故可自此一方面而言 其具有一种补救功能 而值得肯定与赞许
内阁存在于明代三百年历史中 就其整体而言 其制度内在之本质仍以服务于皇帝决策之议政 不能单以世宗与神宗初历史而言 而其时故事皆在特定之历史所造就 亦是当时国家所需要之情况下所产生内阁权重 其内阁之所以如此 与其所处之特殊位置有一定关系 在国家中枢机构不设之情况下 其作为皇帝辅政 咨政机构 又根据君主专制制度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中枢机构来领导诸司衙门 以而维持国家行政体制之运行
综上所述 以期共鸣焉
张洵美
明朝的内阁制是由朱棣所创，是在朱元璋的殿阁大学士和朱允炆时期齐泰、黄子澄事实上的宰相制基础上设立的。可以说内阁制在我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早朱棣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集权，破格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年轻人充任翰林，把其中较优秀的七人安排在了文渊阁办公，由于文渊阁属于皇宫里内务府管辖的地盘，所以被称为内阁，而那七个翰林自然就成了内阁大学士。此后，这一开创性的制度影响了明清两代，成为朝廷中最重要的中枢机关。
最初的内阁确实帮助朱棣加强了独裁专制，但在内阁失去了朱元璋、朱棣这种雄主的驾驭之后，继任的皇帝却根本无法妥善的掌控内阁，大都是空有独裁的愿望，但缺乏独裁的能力。因此在内阁制下，其制度逐渐演变成一套稳定的惯例，内阁成员不再是皇帝进行直接任命，而是通过推选，如不是推选，则不具备合法性。
另外，内阁的逐渐成熟使其更具有独立性，拥有封驳权，只要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让皇帝重新“考虑”。比如景泰时，皇帝想重新立太子都先需要内阁同意，以致皇帝不得不贿赂各位阁臣，温功义《明代的宦臣和宫廷》中就记载了具体细节。
最后，明朝内阁更多的时候是在对文官集团负责而非皇帝，因为内阁成员在客观上更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假如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文官集团的意志或者说大部分文官的意志，那么就必须成受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是舆论，还有由风气所带来的精神压力，稍有闪失，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被百官弹劾从而黯然退场。
吃饭不刷碗1
内阁制度，明清一脉相承，都是皇权强化的产物。明清内阁，其本质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权力。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之后，虽说加强了皇权，可是繁重的国事又让他厌倦，所以搞出了一个内阁想要偷懒。而后世的明朝皇帝，既不愿意相信大臣、又要把持国政、又想偷懒或者是发展个人业务爱好，虽然赋予了内阁更多的权力，但是也属于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操作而已，否则也不会用太监来牵制文官系统。
明清的内阁同西方君主立宪国家责任内阁差别相当大，西方责任内阁由议会、选民选出，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君主负责。同时，责任内阁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而不是由君主来负责行政事务。同时，责任内阁的行政权，还有议会的立法权、最高法院的司法权相互牵制、各自独立。这很好的防止了一家独大，把国家的兴衰寄托于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明清的内阁，本身就不具有什么进步意义，而是高度君主集权的恶果。
北洋海军陆战队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希望大权独揽。而皇帝不是专业治国能手。很多问题皇帝都不懂，只能组建内阁。事实上内阁首辅，执行了丞相的任务。本来想大权独揽，后来反而事与愿违。导致东林党祸乱朝政。这种道理其实很简单。皇帝和大臣是站在对立面上的。皇帝决定的大臣的升迁和生死。大臣很容易联合起来抵制皇帝。但丞相就不同。丞相是由百官中选出来的。他既顾全大臣的利益也帮助皇帝治国。能更好的解决和大臣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