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陵
“荷葉洲”為銅陵西境的江心洲，因形似荷葉而名，後更名“和悅洲”。晚清至民國初年，“一河兩岸（荷葉洲、瀾溪街）”的大通鎮，崛起為與蚌埠、安慶、蕪湖並稱的安徽“四大商埠”，流動人口眾多，繁華程度遠超當時的銅陵縣城。《中英煙臺條約》將大通列為“寄航港”，亦見其影響甚為廣泛。
大通
大通“荷葉洲”的出水時間，有稱元代，未見出處。歷代文人著述中，有唐、宋時期“楊葉洲”的記載，但以長江流域地理歷史常識分析，“楊葉洲”是否即“荷葉洲”尚有待考證。荷葉洲出土的《福德祠碑記》，刻有“本洲” “土地福德祠之神位” “清順治捌年（1651）二月初壹”等字樣，推測荷葉洲民居的時間應為明末清初。
銅陵萬畝荷花
歷史上的銅陵大通，顯為長江沿岸重鎮，唐代置有“大通驛”，乾隆版《銅陵縣誌·古蹟》轉引明王圻撰《續文獻通考》:“唐懿宗鹹通五年（864）置鵲頭鎮，後崩於江”，鵲頭鎮距現大通鎮不遠，可視為大通古鎮的前身。宋開寶八年（975），置“大通鎮”。但直到晚清，與大通鎮一河（江）之隔的荷葉洲，都是較為荒蕪的江心洲。《莫友芝日記》載：“洲上壬戌春來時，除數官局外，瓦屋不及十家。”
荷葉洲
“洲上”，指荷葉洲；“壬戌”，即同治壬戌年（同治元年，1862）。莫友芝眼裡的荷葉洲一派荒涼，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荷葉洲遍佈蘆葦棚，聚有大量徽州難民，本地富戶極少，即所謂“瓦屋不及十家”。
災民
莫友芝是晚清著名學者，享有“西南巨儒”之譽，長期客居曾國藩幕府，曾生活在銅陵上游的安徽省城安慶。莫友芝深度介入湘軍平定太平天國戰事，亦數度親往大通鎮及荷葉洲，對荷葉洲的記述是完全可信的。
荷葉洲
同治三年（1864）10月10日，莫友芝再次來到大通，《莫友芝日記》載：自安慶“順風行百廿裡，過池州府六里，至大通司南荷葉洲泊。” 莫友芝這次的泊舟處，已不是上次的大通鎮，而是江中的荷葉洲。兩年之間，荷葉洲的景象令莫友芝大為震驚：荷葉洲幾乎一夜之間燈紅酒綠，店鋪林立，商旅躦動，洲上的瓦屋竟達“一二千家”。莫友芝分析道：“（荷葉）洲當上下水衝，宜為市集，故生聚之易如此。”由於佔有水上交通的優勢，支流鎖鑰南北流，幹流呼吸東西，荷葉洲僅用兩年的時間即迅速崛起，成為生意興隆的龐大市集。
但是，荷葉洲的區位優勢是客觀的，並且早已存在，從蕭條冷落到燈紅酒綠，荷葉洲的繁榮為什麼出現在清同治初年?
荷葉洲
荷葉洲的繁榮始於戰亂，由荒涼的江心洲發展為繁華的新市集，強大的推手與直接的動因，是曾國藩及其兩淮鹽政改革。
曾國藩主導的兩淮河鹽政改革，內容十分複雜，很難簡要而通俗地予以表述，但以“鹽政”“鹽場”“鹽區”三個概念的瞭解，可粗略管窺荷葉洲興衰之謎於一斑。
大通
鹽政的核心是“鹽鐵專賣”，亦稱“鹽鐵官營”，是官方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實行的壟斷經營，最早始於春秋齊國，其中的食鹽專賣延續至當代，是舊時代典型的國家“計劃經濟”。圍繞“專賣”“官營”，官方制定有一系列的制度、措施等，此即所謂 “鹽政”的主要內容。
清代菸民
兩淮鹽場，又稱蘇北鹽場，主要分佈在江蘇省長江以北的黃海沿岸，為我國四大鹽場之一。為確保食鹽專賣目標的實現，清代將鹽產區與鹽銷區嚴格固定，每個鹽場所產之鹽皆有固定的行鹽地區，不得越界販賣，更不得走私。兩淮鹽場的鹽區，為江南（安徽、江蘇）、江西、湖廣（湖北、湖南）和河南。
鹽場
兩淮鹽場的食鹽，由江蘇銷至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運輸主渠道即長江航運。利益所在與鹽政之需，長江沿線釐卡眾多。《清史稿·食貨·鹽法》載：“淮鹽出江，自儀徵（今江蘇儀徵）以達楚西，並於大盛關、大通、安慶等處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即提鹽充公。”
今安徽境內，實設有金柱關（今蕪湖市）、荻港（今蕪湖市）、大通（今銅陵市）、安慶、華陽鎮（今安慶市）等五處釐卡，最終淮鹽運抵湖北、江西口岸。釐卡的主要職能是稽查、徵稅，大通釐卡的職能也是如此，故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影響不大。
荷葉洲
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廷於大通設立“楚西掣驗局”。掣驗，即抽查核驗。《六部成語註解·戶部》：“因恐鹽商暗中多取過於額數，故特設關卡、委員，隨時於鹽商所販者，從中隨手掣出，過秤以查驗之。” 大通楚西掣驗局，負責過往大通鹽船的稽查與徵稅，對大通地方經濟的發展，仍無實質性的帶動。
娛樂場所
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後，實施兩淮河鹽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糾正“川鹽濟楚”的事實，避免自身的財力損失。太平天國事起，1853年1月至1853年3月，太平軍陸續攻克武昌至江寧（今南京）等沿江地區，兩淮鹽區鹽業生產與銷售陷入癱瘓。戰事的權宜之計，官方只得允許四川鹽場食鹽銷往兩廣地區，即“川鹽濟楚”。
大清煙館
戰亂基本平息後，既成事實依舊存在，兩淮鹽政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兩廣地區沿襲四川產鹽區的市場侵奪，二是原兩淮鹽商經戰爭摧殘實力不濟，以及廢除“餉鹽”避免鹽政運銷受軍方干預等難題。曾國藩鹽政改革的一個重要著力點，是加大招商力度，促進資本進入鹽運，這也是同治初年大通鹽務招商局出現的背景。
煮鹽
大通鹽務招商局對地方經濟的帶動，其實仍然有限，而口岸的調整則影響非凡。《清史稿·食貨·鹽法》載：“國藩鑑於搶售之弊而主整輪，爰有總棧督銷之設，一以保場價，一以保岸價。總棧初以儀徵未易修復，設於瓜洲，後岸為水齧而圮，復移儀徵。督銷局鄂岸於漢口，湘岸於長沙，西岸於南昌，皖岸於大通。”
娛樂場所
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兩淮河鹽政改革的諸措施中，對大通經濟發展影響甚巨的，是變大通釐卡為大通口岸。“皖岸於大通”，即是將大通作為整個皖省的鹽業經銷中心（後於蕪湖增設皖岸督銷分局），大通也因之由銅陵縣一鎮，躍升為與湖北漢口、湖南長沙、江西南昌等省會城市性質等同的皖省重鎮。單就鹽業經銷而言，大通鎮的地位也超出了當時的安徽省城安慶。
莫友芝《跋王居士磚塔銘》
皖省大通口岸的選址，即荷葉洲。晚清航運船隻普遍較小，荷葉洲具有天然良港的性質，相對獨立的江心洲也便於管理，這是曾國藩選中荷葉洲開辦鹽務的主要原因。鹽業經銷中心的建設，直接帶動了倉儲、運輸及相關服務業，荷葉洲的官方機構也由此激增。莫友芝同治三年（1864）在荷葉洲看到的巨大變化，根本原因即在這裡。
銅陵
荷葉洲的衰敗止於戰亂，直接原因是抗戰暴發與日軍入侵。日軍侵佔前，中國軍方已有“焦土政策”實施，荷葉洲幾乎在一夜之間由燈紅酒綠變為斷壁殘垣，即便尚存也多人去樓空，繁華景象煙消雲散。但就荷葉洲的衰落而不復振興而言，這些都具有一定的表象性。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荷葉洲經濟繁榮的性質，以及地域優勢的時代特徵。
日軍佔領銅陵
在荷葉洲最為繁華的時期，“一河兩岸”的大通並沒有形成新的地方支柱產業，擁有的客棧、餐館、戲院、澡堂、賭場、煙館、妓院，乃至銀樓、倉儲、運輸、電廠、板廠等，完全基於官方鹽政。鹽業專賣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隨著時代的進步，淘汰也是大勢所趨，僅僅是個時間表的問題。對荷葉洲而言，更為致命的現代運輸方式的興起，航運黃金時代行將終結。在社會的近現代進程中，荷葉洲喪失了交通、區位優勢。甚至，作為地方通往九華、黃山地區交通要道的地位，也不復存在。雙重不利因素的疊加，荷葉洲的衰落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始於戰亂止於戰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荷葉洲興衰之謎，本身沒有太大的價值。“不謀萬世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不足謀一域”，著眼世界以時代潮流為引領，地方發展的殷鑑似乎顯得有些永恆……
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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