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先後有30多個兒童失蹤，而恰好此時，法國設在天津的育嬰堂的後院，有修女不斷掩埋小孩的屍體。人們自然聯想到是不是教堂把這些孩子得器官摘取賣錢了？
正在疑惑期間，民團抓住了一名販賣兒童的嫌疑人武蘭珍，他供認迷藥是從教堂雜役王三給的，人們把他扭送到了衙門。於是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蓆棚柵欄。案件一時陷入僵局，此時法國駐天津大使豐大業聞訊趕來，此人平時為人驕橫無理，一言不合他就拔槍向知縣劉傑射去，子彈貼著劉傑的頭皮而過，打死了他身後的隨從。
此舉激怒了百姓，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殃及池魚焚燬了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6月24日，法國首先向清政府提出嚴懲肇事者，處死清朝官員為大使陪葬，賠償損失。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戰端一觸即發。
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佈《諭天津市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寧古塔，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天津口岸大臣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民怨沸騰，全國紛紛聲援天津人民，各地也出現了焚燒教堂的行動，彼此呼應，大有燎原之勢。朝廷不得不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再次交涉，務必平息民憤。
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果然是個滑頭，最後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不變。
曾國藩被痛罵，“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即憂鬱去世。天津教案就此落幕。
其實造成這些的都是清政府和洋人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造成的，條約規定洋人有法外權，可以在中國強行佔地建教堂，洋人還對百姓的信仰橫加干涉，他們不允許百姓信神祭祀天地，中西文化的差異造成了許多誤會，加上百姓對朝廷的公信度下降，對清政府腐敗無能早已恨之入骨，加上少數人謠言和蠱惑，所有這些造成了天津教案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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