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紐約時報
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似乎學生們喜歡內部解決婚姻問題。
儘管普林斯頓對於這些強強聯手型的婚姻數量遮遮掩掩，但普林斯頓的導遊卻經常被問及學生之間的婚姻情況，有時他們會誇張地編造一些虛假數據，在他們口中，比例都會高達50%，甚至75%。
不過誇張歸誇張，在很多大城市裡，如果有一個與世隔絕的校園社交場景、一年一度的聚會和一個校友組織網絡，相信找到一個和自己一樣，來自普林斯頓那個特別的TA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人們考慮婚姻時並非毫無依據，專家們把背後的原因叫做“選擇性擇偶（assortative mating）”，即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與自己相似的人結婚。
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大學，越來越多的好工作被這些高知人群佔據，教育層面上的“選擇性擇偶”現象越來越明顯。高收入大學畢業生和低收入的高中輟學生群體內部彼此選擇，這也間接擴大了收入不平等現象。
但最近一項對教育和經濟變動性的分析使這個現象變得更為複雜。
結果發現，在普林斯頓大學，乃至整個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婚姻和經濟階層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也就是說，除了“選擇性擇偶”的心理動因以外，經濟階層和婚姻之間也呈現出了明顯的相關關係。
這些數據來自於一個叫做“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項目，該項目跟蹤調查了1980年至1991年出生的美國人在經濟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每年，研究人員都會調查這些人上了哪些大學，他們的父母賺了多少錢，以及他們是否在2014年前結婚。
數據顯示，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普遍結婚率低。但隨著人們步入30歲，趨勢出現了分歧。
例如，上世紀80年代初，普林斯頓大學出生於高收入家庭的學生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大概是2002年至2006年的畢業生）在2014年前結婚。但對於普林斯頓出生於最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來說（收入排名最後五分之一），情況有所不同。到2014年為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結了婚。
而且，這種趨勢對其他精英學院和大學也適用。從1980年到1984年這五年間出生的人，在藤校就讀的高收入學生的結婚率比低收入學生高14個百分點。
普林斯頓大學2012級畢業生Alana是史坦頓島的一個工人階級社區長大。她的母親經營著一家小發廊，父親是一名社會工作者。她考上了一所專科學校，而後一時心血來潮申請了普林斯頓大學，當4月1日收到錄取通知書時，她甚至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而且，這份疑慮並沒有因為她順利進入學校就讀而消失。
普林斯頓大學的社交場景很多時候會圍繞著“Eating clubs”進行。Eating clubs是一個把餐廳和社交場所相結合的組織，大部分普林斯頓高年級的學生都在這裡就餐。學生們先申請成為會員，就像兄弟會或女生聯誼會一樣。
這些俱樂部大多位於校園旁邊一排富麗堂皇的老宅子裡，這些俱樂部都是廣泛的社交網絡的一部分，這些社交網絡連接著貴族私立寄宿學校和擁有幾代普林斯頓校友的家庭，很多高收入家庭結合的婚姻都是從Eating clubs開始的。
Alana在那裡感覺非常不自在。雖然普林斯頓大學為她提供了豐厚的獎學金，但Eating clubs的食物價格還是很貴，所以她決定成為一個在Eating clubs裡不吃東西的學生，雖然這樣做會被其他人看成是一隻孤獨的“狗”（a lone dog）。
可以看到，在這些藤校裡，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學生有著非常不同的體驗，而且並不只有藤校有這一現象存在。
社會學家伊麗莎白和勞拉於2004年在印第安納大學的一個女生宿舍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五年後，這個宿舍中，沒有一個來自工人階級的學生畢業。相比之下，所有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畢業後都找到了工作。
對於這一現象的原因，伊麗莎白認為，“因為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們沒有貸款，他們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並且他們的家庭讓他們能夠與那些條件不錯的男人見面交流。”在印第安納大學，低收入和高收入學生的結婚率的差距達到兩位數。
當然，階級並不能解釋一切，地理因素、學生人口統計數據和其他一些因素都影響著結婚率。楊百翰大學是全國結婚率最高的大學之一，大概因為幾乎所有的本科生都是摩門教徒，他們被鼓勵早婚。
在美國Top大學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普林斯頓大學2002級至2006級學生中，來自高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結婚率相差22%。在芝加哥大學，只相差2%。
Alana之前認為自己會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一些實用的東西，比如工程學或醫學預科。但相反，她卻愛上了人文課程，並決定主修比較文學。在業餘時間，她開始對以信仰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組織感興趣。畢業後，她在華盛頓特區短暫停留後，搬回史坦頓島幫助颶風桑迪的救援工作。
現在，她和六個舍友一起住在布魯克林，最近開始為一個市屬機構做緊急計劃和運營工作。附近還有很多其他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很多人都在華爾街上班，她過著和他們截然不同的生活。
她對自己選擇的道路有著複雜的感情。她說：“我不再真的屬於我的家鄉了，但我發現，我也不屬於普林斯頓大學。我不能否認普林斯頓為我人生增添的意義，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周遊了世界，雖然我在經濟上並沒有超越我的家庭，但我確實有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生活有比結婚和賺錢更重要的東西，正如她的例子所闡明的那樣。但從廣泛的社會和經濟角度來看，婚姻問題還是重要的，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已然是美國社會的一個核心問題。
然而，“選擇性擇偶”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畢竟，從理論上講，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大學。由此看來，如果那些努力考上大學的人都想要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結婚，那麼整個社會情況就不會有什麼改變了。
在現實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精英大學招收的是享受著大量社會財富資本的學生，門檻更低的那些學校招收了更多學術多樣化和經濟多樣化的學生，但前者獲得的公共資助比後者要多得多。學費上漲使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難以入學和畢業，許多人揹負著沉重的債務，這樣不平等就變成了兩代人之間的問題。
普林斯頓大學近年來提高了其經濟包容性。但從歷史數據來看，每當1個來自經濟水平後20%家庭的學生被錄取，就有7個經濟水平前1%家庭的孩子被錄取，很多專家認為，現在的大學不再是一個為每個人提供平等機會的地方，而是一種讓人們差距更為懸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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