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纽约时报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学生们喜欢内部解决婚姻问题。
尽管普林斯顿对于这些强强联手型的婚姻数量遮遮掩掩，但普林斯顿的导游却经常被问及学生之间的婚姻情况，有时他们会夸张地编造一些虚假数据，在他们口中，比例都会高达50%，甚至75%。
不过夸张归夸张，在很多大城市里，如果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校园社交场景、一年一度的聚会和一个校友组织网络，相信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来自普林斯顿那个特别的TA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人们考虑婚姻时并非毫无依据，专家们把背后的原因叫做“选择性择偶（assortative mating）”，即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越来越多的好工作被这些高知人群占据，教育层面上的“选择性择偶”现象越来越明显。高收入大学毕业生和低收入的高中辍学生群体内部彼此选择，这也间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
但最近一项对教育和经济变动性的分析使这个现象变得更为复杂。
结果发现，在普林斯顿大学，乃至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婚姻和经济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除了“选择性择偶”的心理动因以外，经济阶层和婚姻之间也呈现出了明显的相关关系。
这些数据来自于一个叫做“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项目，该项目跟踪调查了1980年至1991年出生的美国人在经济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每年，研究人员都会调查这些人上了哪些大学，他们的父母赚了多少钱，以及他们是否在2014年前结婚。
数据显示，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普遍结婚率低。但随着人们步入30岁，趋势出现了分歧。
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普林斯顿大学出生于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大概是2002年至2006年的毕业生）在2014年前结婚。但对于普林斯顿出生于最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收入排名最后五分之一），情况有所不同。到2014年为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结了婚。
而且，这种趋势对其他精英学院和大学也适用。从1980年到1984年这五年间出生的人，在藤校就读的高收入学生的结婚率比低收入学生高14个百分点。
普林斯顿大学2012级毕业生Alana是史坦顿岛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长大。她的母亲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父亲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她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而后一时心血来潮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当4月1日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她甚至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且，这份疑虑并没有因为她顺利进入学校就读而消失。
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交场景很多时候会围绕着“Eating clubs”进行。Eating clubs是一个把餐厅和社交场所相结合的组织，大部分普林斯顿高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就餐。学生们先申请成为会员，就像兄弟会或女生联谊会一样。
这些俱乐部大多位于校园旁边一排富丽堂皇的老宅子里，这些俱乐部都是广泛的社交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社交网络连接着贵族私立寄宿学校和拥有几代普林斯顿校友的家庭，很多高收入家庭结合的婚姻都是从Eating clubs开始的。
Alana在那里感觉非常不自在。虽然普林斯顿大学为她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但Eating clubs的食物价格还是很贵，所以她决定成为一个在Eating clubs里不吃东西的学生，虽然这样做会被其他人看成是一只孤独的“狗”（a lone dog）。
可以看到，在这些藤校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有着非常不同的体验，而且并不只有藤校有这一现象存在。
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和劳拉于200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个女生宿舍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五年后，这个宿舍中，没有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学生毕业。相比之下，所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毕业后都找到了工作。
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伊丽莎白认为，“因为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们没有贷款，他们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并且他们的家庭让他们能够与那些条件不错的男人见面交流。”在印第安纳大学，低收入和高收入学生的结婚率的差距达到两位数。
当然，阶级并不能解释一切，地理因素、学生人口统计数据和其他一些因素都影响着结婚率。杨百翰大学是全国结婚率最高的大学之一，大概因为几乎所有的本科生都是摩门教徒，他们被鼓励早婚。
在美国Top大学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普林斯顿大学2002级至2006级学生中，来自高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结婚率相差22%。在芝加哥大学，只相差2%。
Alana之前认为自己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一些实用的东西，比如工程学或医学预科。但相反，她却爱上了人文课程，并决定主修比较文学。在业余时间，她开始对以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组织感兴趣。毕业后，她在华盛顿特区短暂停留后，搬回史坦顿岛帮助飓风桑迪的救援工作。
现在，她和六个舍友一起住在布鲁克林，最近开始为一个市属机构做紧急计划和运营工作。附近还有很多其他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很多人都在华尔街上班，她过着和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
她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着复杂的感情。她说：“我不再真的属于我的家乡了，但我发现，我也不属于普林斯顿大学。我不能否认普林斯顿为我人生增添的意义，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周游了世界，虽然我在经济上并没有超越我的家庭，但我确实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生活有比结婚和赚钱更重要的东西，正如她的例子所阐明的那样。但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婚姻问题还是重要的，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已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
然而，“选择性择偶”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毕竟，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由此看来，如果那些努力考上大学的人都想要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结婚，那么整个社会情况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在现实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精英大学招收的是享受着大量社会财富资本的学生，门槛更低的那些学校招收了更多学术多样化和经济多样化的学生，但前者获得的公共资助比后者要多得多。学费上涨使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难以入学和毕业，许多人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这样不平等就变成了两代人之间的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近年来提高了其经济包容性。但从历史数据来看，每当1个来自经济水平后20%家庭的学生被录取，就有7个经济水平前1%家庭的孩子被录取，很多专家认为，现在的大学不再是一个为每个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地方，而是一种让人们差距更为悬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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