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少农商银行开始“爆雷”：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末，河南修武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20.74%，拨备覆盖率仅43.44%，资本充足率跌到了-0.75%，均不符合当前监管要求。与此同时，该行多位企业法人股东被列为失信企业。
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年末的4.13%飙升至2017年年末的19.54%；与此相应的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161.25%下降至34.15%；资本充足率则由11.77%下降为0.91%。据此，中诚信国际将贵阳农商行主体评级由AA-下调为A+，债项评级从A+下调为A。
7月10日，评级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对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邹平农商行”）的评级报告揭开了邹平农商行资产质量问题。该行2017年的不良率由2.43%飙升至9.28%，资产质量问题也牵连到净利润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指标，2017年末该行净利润仅10万元，总资产收益率为0.001%，净资产收益率0.01%；较大的贷款损失准备缺口，导致资本被大幅扣减，资本充足率由11.73下滑至7.12%，已低于监管要求；拨备覆盖率由上年的215.30%下滑至59.28%。
同样是这个7月，山东寿光农商行发布了2017年年报。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在其年报中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机构认为，寿光农商行若按照会计政策计提相关减值准备，2017年度净利润将减少7.53亿元。而该行2017年净利润仅为6569.98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进一步发现，寿光农商行资产质量2015年开始大幅下行，不良贷款率明显攀升，2017年不良贷款率高达4.22%，同时拨备覆盖率已经降至100.84%。更为糟糕的是，寿光农商行关注类贷款比例竟然高达26.53%，资产质量仍存在下行压力。
“ 整个体系的问题一定会出在最薄弱的一环”。同样一个7月，从河南到贵阳到山东，农商行的频繁“爆雷”在这个夏天特别多。
农商行，为何是这个特有的群体频繁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如河南修武农商行这样的资本充足率已经为负的，实质性已经破产的情况出现呢？
这和农商行的特有地域属性有关系，很多农商行的前身都是信用社，在过去相当长的年份里，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方的信用社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支农资金，要贷款，地方县乡镇财政紧张，要贷款。很多农商行的历史包袱其实都很重。
而最近几年，随着存贷款利率的逐步市场化放开，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的普及，以及农业银行网点的下沉，让诸多的农商行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大量8090后的年轻人进了城市，他们的习惯了支付宝和大银行的服务，即便是节假日偶尔返乡，也很难有这样的需求去成为农商行的客户。作者也曾经在西部某省见过某信用社的刷墙广告“在外打拼赚了钱，返乡钱存信用社，比基准利率上浮40%”。
移动支付的普及，让农商行丧失了最庞大的8090后群体
而随着农行的网点下沉，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越来越便利，农商行处于整个银行体系的末端地位的处境将越来越艰难：一方面，获得存款资金的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贷款的投放，区域内好的项目越来越少，收益越来越不稳定，风险越来越大。
而且，农商行的地区属性，让农商行受到地方政府邀约 完成的很多政策性支持比如“三农贷款”，比如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等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的项目非常的多，有些也类似政策性的扶持三农投资的项目，这些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的项目也让农商行的资产状况出现非常大的隐忧。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皱平农商行“年利润10万”这样尴尬的报表出现了，而地方农商行一旦发生问题，将导致农村的不稳定（很多农商行的储户是风险承受力非常低的农户和农村的老人）。而且，上文中的河南修武，贵阳，和山东寿光这三地的农商行可能仅仅只是全国农商行体系问题的冰山一角，背后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农商行，目前只爆出了冰山一角
似乎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各地本来就脆弱的县地方财政投入似乎是不可能，那么靠资本市场IPO来融资？在2018年雷声隆隆之际要多高的融资成本？
冰山总要浮出水面，农商行这个金融体系最脆弱的一环，2018年会全面爆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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