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圆桌”专栏
专栏主持：沈嘉柯（著名作家）
特约专家：朱文波 （著名心理专家）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中国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与雅安人民永远站在一起。这一次社会对灾后的处理，比汶川地震时的心理援助，有很大进步，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够专业的做法。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帮助受灾同胞？】
沈嘉柯：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事过几年，我忽然看见一条新闻，一位写恐怖小说的作家李西闽自杀，还好他得救了。他就是亲身经历汶川地震被埋的人。还有一位叫冯翔的地方宣传官员，失去亲人自己还得投身救灾，但他后来自杀了。让人惋惜又震惊。你如何看？
朱文波：我们平时讨论死亡，和灾难现场亲历死亡威胁那种真切震撼的恐惧感，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所谓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就是超出个体感知的心理崩溃。受困于这个心理创伤，常见的有各种危险行为、自伤自杀行为、重度抑郁症。
我们以这两位人士为例，都是长久暴露于无情的死亡环境中，在事后，随时随地会有闯入性的回忆，生活里的任何线索，都可能触及极端痛苦可怕的情景回放。
为防止痛苦重现，自我保护策略会导致心理退化，和过去有联系的线索不能触碰，还会彻底推翻过去的所有经验。因为曾经的经历告诉他，无法对死亡威胁改变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变成彻底的沮丧虚无者。
假如事件中涉及到人际关系的，比如这位失去儿子的地方官员，更有无能为力的自责和愤怒，“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
他会沉迷于“如果当时怎样，那么现在怎样”的痛苦循环中。在中国尤其是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从生物角度说，唯一的基因载体发生意外，对失独的父母而言，未来的绝望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沈嘉柯：我忍不住想，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有效的心理援助？比如冯翔本身就是直接受害者，儿子遇难，却还要去帮助别人，然后他自身被痛苦压倒了。
朱文波：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经历512大地震，我们国家在认知层面上意识到心理援助的重要，但不得不看到心理工作者队伍专业知识和技能远不能真正应对。
5年过去了，经历雅安大地震时，我们依然看到有心理学教授声称大爱的情怀比什么都重要。这等煽情和没有专业精神的表达，最多不过是人道主义的创可贴，场面热闹但效果不佳。
心理救援是高度专业的临床操作过程，对于不同人群创伤类型，需要有准确的评估，和有效干预的技术。
空泛的爱或主观的情感输出，对于当事人来说且不论二次伤害的隐患，无效干预还将给当事人带来错误判断，专业人员都束手无策，自己的糟糕再无希望。
沈嘉柯：还有就是，我观察到，有很多人看着同胞受难，没法作出更多援手的“旁观者”，觉得无法多多分担那种不幸，内心也会焦虑自责和不安。这种“间接创伤”如何应对？
朱文波：人是有利他的本能的，一个2岁大的孩子，在看到身边的人遇到麻烦，就开始了援手行为。只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有更复杂的判断和理解。
你所说的“旁观者”焦虑不安要分多种情景。对于突然来临的灾难，纯良天然的同情，被隐含的道德标准绑架时，这是灾难。
比如我们对募捐善款的多少指指点点，以他人的道德标杆来衡量所谓善意的多寡，所有人或企业都无奈和无所适从。
比如我们对亲临灾区的行为做英雄主义的渲染，对普通人所做的点滴善举，是否给予同等的关注和感谢？所谓“旁观者”也许在比较中，有了被道德绑架的情境压力。
本质上，过度的责任感反而影响同情与救助。我想“旁观者”善意受创，大抵是太缺乏自我肯定，太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助人能增加自我价值感，同时，善意不论多寡，同等珍贵。
很多人愿意去分担，但无法确定可以分担什么，这里涉及“功能性救助”原理，搞清楚自己有什么专业优势就好了。
每个人都有能力和现实的局限，也有短期与长效的思考，有轻重缓急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差异化才是最自然和贴切的现实，有那份担当的勇气就弥足珍贵。
沈嘉柯：汶川地震后，孩子们被迫接受采访，一再上电视挖掘痛苦，煽情催泪二度三度伤害，这是何等不专业和狂躁。还有些家庭基于善意同情，志愿收养地震灾难导致的孤儿，但他们不了解应对相处知识，反而双方都陷入痛苦难堪。所以，我尤其想请你说一说，在帮助孩子们的过程，要注意避免哪些不专业的做法。
朱文波：当宣传把大脑格式化后，这个后果很可怕。最常见的词汇就是“坚强”、“勇敢”，这对孩子来说，属于超过他们能力的社会期望。
大人们在对他们提出这种冰冷苛刻的要求时，无异在说，你的软弱会令人失望，所有的惶恐害怕是一种耻辱。那么他们将如何表达自己？
我们心理救援人员用这种事不关己的“鼓励”语言，以为可以帮助孩子心理强大起来，实在是异想天开的一厢情愿。
不专业的做法还有，罔顾真相与现实，盲目苍白的鼓励和安慰“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不让孩子理解危险，有哪些有用的预测和防范措施，你说会好起来，结果余震不断，孩子只会更加失望不安。
没有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评估分析，所有的干预，都是浮皮潦草的表面功夫。
沈嘉柯：主要有哪些影响因素？
朱文波：比如财产损失、环境破坏、亲友安危或失散等人际关系的改变，自身和他人情绪的变化，对未来重建的考虑等等。
这些都需要严谨的专业训练，绝非光有助人热情就得以完成。否则你怎么分辨个体压力因素？安全感需要有哪些？短期功能性失调，还是未来创伤性障碍？哪些需要儿童和青少年分组，哪些需要男性女性分组?
我在微博上发过一个处理悲伤的帖子，就是因为看见曾经的一篇报道,灾后复课的第一堂课就是全班同学集体释放悲伤。这显然是专业知识不足导致的错误行为。
“情绪释放就好”是一个大的原则，与具体实现的步骤之间有巨大的操作空间，这种大而笼统的干预，一定是破坏性的后果。
悲伤是一种破坏性关系的变化，比如亲人死亡、流离失所，不可能通过宣泄就能平复。要抚平悲伤，首先要取得信任，个体才可能思考你对新关系的建议。
沈嘉柯：那么，对儿童心理干预需要注意哪些？有没有好的典型例子，可供大家参考学习？
朱文波：在512期间，俄罗斯的心理救援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轻的心理老师在帐篷里堆放了一堆的玩具。坦白说这就是专业的表达，很遗憾，仅此一家。关注儿童心理是不能强行侵入的，更多在与孩子陪伴和玩耍中，通过观察来给予有效干预。
孩子在玩耍中会提出困惑的情感问题，会通过玩具来重构他们所经历的恐惧场景。他们对于哀悼可能会拒绝合作，同时却在观察你在打电话发短信的表情。
所以不断给予安全的保证，让他们确信可以得到良好照顾；你主动分享感受，让他们学习和模仿；尽力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不一定周全，但要真实，给予可以理解的那部分。注意孩子情绪的退步和睡眠的质量；不可让孩子无选择观看灾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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