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為本人在7月17日“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第13期的演講記錄稿。
近期市場關注美國對中國增加關稅帶來的貿易摩擦，甚至有擔心“貿易戰”的可能性。我們回頭想一想的話，“全球化”包含兩個重要的方面，即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觸發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已經有所回調，全球範圍內都在加強金融監管，尤其是巴塞爾協議三的出臺，中國從去年開始也在加強金融監管，可見金融自由化往後回撤的現象已經發生了。而貿易自由化似乎是從今年開始有所退步，集中體現在美國特朗普總統不僅對中國，也在對其他的貿易伙伴增加進口關稅。
我們要從大的趨勢來理解全球化這兩個載體——金融和貿易正在發生的變化，那麼應該怎樣理解，以及對我們的影響會怎麼樣呢？最近很多人擔心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經濟的衝擊，甚至有人拿現在和1930年代比較。1930年代的貿易戰，國家之間相互報復互加關稅，被認為是導致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以後經濟長時間陷入蕭條的重要原因。所以現在全球會不會面臨這樣一個風險？我的觀點是，摩擦難以避免，但蕭條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對經濟的看法不要因為貿易摩擦而變得太悲觀，現在和1930年代存在重要差別。
美國保護主義抬頭
首先，我想大致回顧一下貿易全球化的歷史。美國有著貿易保護的傳統，歷史上美國幾任總統尤其是共和黨，主張實行貿易保護。早期美國和歐洲，尤其和英國競爭的時候，美國為了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實施貿易保護主義。
從歷史上看，1860年英國和法國簽訂貿易協定開啟雙邊自由貿易，這個協定就是降低關稅，同時引進“最惠國”的概念，並自此開啟了從1860-1910年的全球自由貿易時代。尤其是在1860-1880年，當時英國在全球經濟中最富競爭力，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但到1880年以後，隨著英國經濟優勢的降低，貿易保護的勢頭慢慢地就起來了。尤其一戰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1920年代美國和歐洲國家開始增加貿易關稅。當時的背景和現在有點類似，1920年代美國貧富差距非常大，和現在金融自由化、貧富差距、資產泡沫的情況類似，當時有些人把社會分化問題怪罪於國際貿易的競爭。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對經濟衝擊很大，1930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Smoot-Howley Tariff Act，該法案就是對美國幾百種進口商品大幅增加關稅，當時美國的關稅政策主要是國會來決定的，法案通過以後，有幾年時間國際貿易大幅萎縮，對經濟的衝擊很大。所以1934年美國國會通過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把關稅決策權授予總統，開啟美國戰後推動自由貿易的大時代。
二戰後自由貿易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成立的關貿總協定（WTO前身），它最重要的特徵是多邊機制，通過多邊相互制約、相互降低關稅，降低非關稅貿易壁壘，進而推動貿易自由化。而1995年WTO的成立，可以說是貿易自由化達到了一個頂峰。貿易自由化尤其是多邊機制對全球經濟在戰後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貿易自由化也帶來一些問題，對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受益多一些，有的人受益少一些，有的人甚至是受損，所以帶來一些爭議。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中美貿易摩擦成為一個問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變成很大的爭議點？這背後當然有政治、國際環境變化的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反映了中美經濟相對的變化，尤其是美國國內不同社會階層的分化。這裡有一個統計分析，2000-2014年間美國229個都市區有203個的中產階級數量萎縮。如果以實際收入來衡量的話美國不同階層的中位數收入是下降的（見圖1），而平均數可能上升，這背後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加大，這是美國國內的背景。特朗普的支持者多為是白人中產階級，他們在過去二三十年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可能感覺受損最大，當然這不僅是國際貿易的問題，技術進步、金融自由化等因素都有影響。但一般來講，把這個責任推給外國人更為容易。
中國和美國佔全球GDP的比重此消彼漲，就中國經濟的定位來講是種非常特殊的情形。從人均GDP來講，中國只有美國10%多一點，我們還是典型的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但同時我們又是第二大經濟體，經濟規模大（見圖2），導致我們的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之間的反差。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徵。第一個特徵就是從多邊回到雙邊，比如說要求和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甚至威脅WTO必須改革，否則就要退出，而且他等不及改，現在直接就雙邊採取措施。為什麼要回到雙邊呢？因為回到雙邊，對美國有利。貿易問題如果多邊談，他的影響力就小了，雙邊談判的話美國是超級大國，可以逐個擊破，這是美國特朗普的一個策略。
第二個特徵就是“美國優先”，利用其超級大國的經濟優勢，採取強硬甚至威脅的手段。歷史上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多數是共和黨推動的，這次也一樣。共和黨在2016年大選之前就提出一個建議叫“邊境調節稅”，簡單來講，要對稅制進行改革，對進口徵收關稅、對出口提供補貼。也就是說與特朗普向貿易伙伴徵收進口關稅的做法相比，共和黨的邊境調節稅往前更走了一步。總體來看共和黨的訴求就是要保護國內的產業。
我們看到美國今年以來的一些措施，比如說1月份對太陽能組件、洗衣機徵稅，3月份對鋼鐵、鋁製品徵稅，這些並不僅僅針對中國。再有4月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商品徵稅（其中340億已經落實），6月份針對歐盟汽車進口徵稅，而特朗普下一步的威脅就是針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關稅。
美國從多邊回到雙邊，對解決它認為的核心問題更有優勢，另外其實也不僅是針對中國。大家說戰略競爭、體制競爭，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給美國很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因素是有，但不完全，根本上還是反映了共和黨或者特朗普從自由貿易主義往後退，回到過去貿易保護主義的狀態。
具體到中國，特朗普對中國的抱怨似乎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規模特別大。也有不少人講，其實問題不在於這，而是中國的競爭減少了美國的就業機會，比如抱怨我們的鋼鐵產能過剩對其鋼鐵行業的負面影響。
第二是貿易條件不利於美國，因為美國現在製造業的優勢降低了，他更有優勢的產業是高科技，甚至是一些無形的資本，而不是有形的資本。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對知識產權的付費沒有得到保障，以及被強迫通過技術來換取中國市場。一般意義上國際貿易理論講的貿易條件是指一個國家出口價格對進口價格的比例，比例上升就代表貿易條件就改善，因為可以用更少的出口來換取同樣的進口量，這是傳統意義上的貿易條件。那麼現代的國際貿易，涉及到服務業，涉及到一些無形的東西，涉及到知識產權，它也有一個貿易條件，出口價格和進口價格。美國認為在這些方面吃虧了，貿易條件對自己不利。
第三就是國家安全問題，中國在目前在製造業的全球產業鏈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國很多生活、生產的環節都對中國的產業鏈有依賴，所以一旦有什麼衝突，會對國家安全有影響。比如中國的糧食一定要靠自己，土地18億畝紅線不能突破，理論上講國際分工可以減少國內糧食種植，但這會帶來國家安全問題。美國現在也有這個擔心，在產業鏈上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多，怕情況有變，而最近中興事件也值得我們反思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對國家安全的擔心，可能帶來對全球產業鏈、國際貿易等問題的重新思考。
以上這幾個擔心，比如減少就業機會、貿易條件不利於美國和國家安全問題，最終還是體現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很大。貿易爭端不僅僅是貿易逆差、順差的問題，但最終載體還是體現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
所以我們分析中美貿易摩擦，還是要看它的載體，即貿易差額的來源是什麼。經濟學有三個不同的視角，這些視角其實都對，但強調的側重點不一樣。第一個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傳統微觀的視角，即貿易差額就等於出口減進口。通常我們把進出口和關稅、貿易壁壘、貿易條件、匯率這些問題聯繫在一起，所以大家很容易想到特朗普看貿易差額這個視角，他從關稅入手，從貿易保護壁壘入手，這是一個比較微觀的分析框架。
在過去四十年全球自由化強調市場的環境下，做經濟分析的通常會從宏觀的視角來看，即貿易差額等於儲蓄減國內投資。一個國家每年生產多少東西，其中消費了多少，剩下的就是儲蓄，儲蓄就要用來投資，如果國內的投資需求不強，就要把這些儲蓄出口到國外來消化這些儲蓄，也就是說必須要有一個順差。從這個視角來看，貿易差額是一個宏觀經濟平衡的問題。美國有貿易逆差，不能簡單地說他的出口沒有競爭力，是美國整個國家的消費、儲蓄、投資不平衡所帶來的結果，這應該說是過去幾十年主流的觀點。現在市場上也有一些分析，有人講看關稅沒用，而是美國的消費和投資行為決定的，這話對不對？這話對，但也不對，因為這兩者實際上是不同的側面，這兩者最後可能都有影響。
還有第三個視角，就是儲蓄和投資視角延伸一點，認為貿易差額是對外淨資產的變動，美國貿易逆差意味著美國對外負債越來越多，中國貿易順差意味著中國對外的淨資產越來越多。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的對外負債和對外資產呢？有很多因素，比如說發展階段不一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階段資本回報率可能比較高，可能願意借一些外債，而到了發達階段，收入高了且國內投資機會少了，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投資回報率更高一點，就願意持有更多的海外資產。那如何來獲得海外資產呢？一個國家要獲得更多的海外資產，只有用商品、用順差來換取海外資產。那麼美國本身的特殊情況，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大家都要美元，都要用商品換，所以美國有逆差。其實不僅僅是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狹義的概念，它反映了美國的資產回報率總體來講比較高，所以全世界的人不僅願意買美元資產作為流動性資產，比如買美國國債，也願意買美國的風險資產追求高回報。所以其他國家對美國資產的需求不僅是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還因為美國的資本市場提供了有深度、有廣度、回報率相對比較高的資產。大家都去買美國的資產，你就要用商品去換，所以美國必然是逆差，這裡面和其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有關係。
所以這三個視角都是恆等式，但是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第一個是微觀的，第二個是宏觀的，第三個是金融的概念。這三個視角告訴我們，從不同的側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的貿易摩擦、貿易衝突問題。
微觀與實體視角：關注貿易條件
我們首先從微觀和貿易的視角，就是貿易差額等於出口減進口的視角來看。我們講為什麼要有貿易保護主義？基本上有兩個大的邏輯，一個就是保護幼稚產業，比如我們中國汽車行業剛開始發展的時候關稅比較高。這一理論是美國早期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邏輯，但現在不成立了。歷史上還有個理論叫最優關稅論，即關稅有時候是合理、有利的，看起來似乎和自由貿易理論有點違背。
那麼最優關稅理論是怎麼來的？我們可以看一下圖3，橫軸是進口的量，縱軸是進口的價格，向下傾斜的曲線是進口需求，比如美國國內對進口的需求，進口供給比如說中國提供給美國的進口，這條曲線是往上傾斜的，這兩條曲線的交叉點就是自由貿易平衡點。所謂的最優關稅理論，在這個自由貿易點的上下徵收一個關稅，徵收關稅的結果使得進口的需求價格和進口的供給價格不一樣了，變成一個是a，一個是b，a和b的差距價格就變成關稅交給美國政府了。這個關稅是不是合理的呢？按照最優關稅論的分析，我標①的部分就是美國國內消費者給美國政府交的稅，②的部分是他國的生產商交給美國政府的稅，體現為生產商供貨價格下降了。起初均衡的價格是自由貿易的價格，但加關稅以後為了維持對美國一定的出口，中國的生產商可能把供貨價格降下來，降到低於自由貿易點的位置。
①是美國老百姓交給美國政府的部分，美國政府可以通過減稅或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的方式還給老百姓。②是中國生產商交給美國政府的部分，這就是美國淨得的。但美國也要付出代價即③，叫做無謂的損失，失去了國際自由貿易帶來的一部分消費者剩餘，中國本來可以提供進口給美國老百姓更多的選擇，但現在這個選擇少了，國際競爭小了，也帶來效率的降低。按照最優關稅論，如果②比③大，對美國來講是有利的。
那麼②和③哪個大取決於什麼呢？應該是取決於這兩條曲線的斜率，即商品需求和供給的價格彈性怎麼樣。假設美國加徵關稅，商品價格提高，如果美國的需求不變，中國的生產商就不需要降低價格，所有的成本都是美國消費者承擔，美國消費者給美國政府交稅，這個交稅實際上內部是相互抵消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供給彈性很大，即美國加徵關稅中國並不降低商品價格而是轉售其他國家，這種情況下美國也不能獲利。對誰有利取決於進口和出口的彈性。
關稅是不是有利於徵稅國？需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才可以。比如說美國，第一是關稅必須在溫和水平，如果關稅太高—a和b非常高的話，③的面積就越來越大，國際貿易量的萎縮帶來的“無謂損失”就越大，對美國就不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貿易戰兩敗俱傷呢，因為雙方報復性加關稅，超過了合理的水平，對美國也不利。這也是為什麼國際貿易摩擦往往都有報復，因為報復使得對方難以獲利。回到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國有這麼大的貿易順差，而且中國的產品比美國的替代性高，真正打貿易戰對我們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不跟對方打，不報復對方，就很難止戰，因為對方會覺得有所獲利。所以這就是貿易衝突的複雜性。
所以對徵稅國來講，第一個條件就是關稅的水平最終不能太高，要在溫和的水平。第二個條件是本國對進口需求的彈性大於零。也就是關稅帶來的消費者價格上升會導致進口的需求下降，進而迫使中國的生產商降低價格。或者說價格高了以後，美國的消費者必須降低需求，給中國的生產企業帶來壓力。第三個條件是進口供給的彈性不是無窮大。中國的生產企業被迫降低價格以後，價格對出口量的影響不是很大，如果中國企業可以在其他地方把產品賣掉，對我們也就沒有影響了。
把後兩者加起來，意味著關稅對美國有利的一個必然體現是，就是美國貿易條件改善，進口商品的價格相對於出口價格下降。所以我們需要仔細想想美國加關稅的邏輯是什麼，美國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通過市場換技術等問題，不利於其貿易條件，怎麼辦呢？就通過加關稅降低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進而改善自身的貿易條件。等於說，按照美方的邏輯，美國在高技術環節貿易條件受到的損失，要通過製造業或者一般商品的關稅把它補回來，這是從微觀的貿易角度來理解它的邏輯。
那麼貿易條件的改善，進口需求和供給的彈性，最終取決於什麼呢？其實還是取決於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如果很容易找到替代品的話，我們的生產企業就沒有議價的能力。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但並不是同等的不利，誰的商品可替代性大些誰就處在不利位置。所以貿易戰雖然兩敗俱傷，但真要打起來，我們中國受損更大，因為美國出口給我們的東西是難以替代的，包括大豆都是難以替代的，不要小瞧農業，土地的供應是有限的，更不要說美國的高科技。總體來講，我們提供給美國的商品可替代性比較大，貿易摩擦、關稅的相互報復對我們更為不利。
談到中美貿易的時候，美國對華的一些具體商品貿易逆差很大，比如電腦、電子產品、電器設備等等這些跟科技有關係的商品（見圖4和圖5）。美國對我們的依賴很大，似乎像單邊貿易，但背後其實是跟全球產業鏈有關係的。在中國組裝的蘋果手機出口到美國，背後這些組件則是來自於其他國家甚至美國自身。這又帶來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沒有那麼多，中美貿易摩擦實際上是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東亞的貿易伙伴之間的矛盾，只不過最終商品出口到美國是以中國出口的形式來體現的，這是一個全球產業鏈專業分工的結果。
現在全球分工越來越細化，好處是提高了效率，但在有些人看來不好的地方就是相互之間依存度越來越高了。這也是本次貿易摩擦對全球經濟衝擊的一個重要方面。過去傳統的理解，中國和美國打貿易戰，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少可能其他國家受益，但現在來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本來就包含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裡面。這次中美貿易摩擦是帶有全球性的，尤其是中國產業鏈鏈條上的國家是會受損的，這並不是兩個國家本身的問題。193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加稅，是針對歐洲很多國家加稅的，類似全面的貿易戰，假設美國以後就限制在和中國的貿易摩擦裡，是不是和三十年代相比影響範圍就小了？其實不一定，因為全球產業鏈帶來的相互依存影響，使得貿易衝突如果惡化，對全球應該都不是好事情。
下圖我們對美國徵稅對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直接影響的估算（見圖6和圖7），如果不考慮第二輪貿易報復僅考慮對500億、2000億美元商品的徵稅，總體影響還是比較溫和的。當然很多人講了關鍵還要看間接的影響，比如雙方若互相報復、互相加碼，可能帶來未來營商環境巨大的不確定性，進而對企業的投資行為和未來的發展規劃產生很大的負面衝擊。這個衝擊可能比直接的比如說美國給中國加10%關稅影響要大。10%的關稅肯定有影響，但我們的經濟裡面自身就有扭曲的因素，並不會因為加了10%的關稅就垮下來，關鍵是不能互相加碼。
剛才講了溫和的關稅對徵稅國是有利的，尤其是徵稅國的產品有優勢、可替代性低的情形。但為什麼今天中美貿易摩擦，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反對呢？我剛才講的最優關稅論是理論上的概念，實際上很難做到。為什麼呢？第一個原因，貿易伙伴報復是兩敗俱傷，而且報復導致的關稅水平上升後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第二個原因，理論上講溫和水平的關稅是有利的，即使對方不報復，是不是就意味著徵關稅是好的呢？也不是，因為關稅這個東西涉及到經濟結構，涉及到不同行業的利益，很多時候不是一個經濟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問題，是一個利益集團的博弈，所以往往就會導致利益集團的遊說，就使得關稅水平超過了最優的溫和水平。這可能對單個企業或行業有利，對整個經濟是不利的。第三個，關稅具有很明顯的以鄰為壑特徵，我剛才講的②大於③，②是其他國家的生產企業給徵稅國交的稅，這個不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所以主流經濟學都是反對關稅，主張自由貿易的。這是從微觀的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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