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2018年6月在北京舉辦的“供應鏈發展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夠接受邀請來和各位做個交流。我就論壇的主題——供應鏈金融，談一下它的創新發展。我按照自己的知識結構，側重於從宏觀視角談一下這個問題。我理解，供應鏈金融實際上聯繫著大量的管理問題、業務問題、法律問題、技術問題、操作問題，等等，在這些方面我的瞭解很不夠，是沒有多少發言權的，但是作為一個做了幾十年經濟研究的研究者，我還是很願意談談自己怎麼理解從宏觀視角看供應鏈金融的創新發展。
如果從概念上講，供應鏈也是一個鏈，這個鏈它是一個環環相接的體系，這個供應鏈又連接著實際上大家經常討論的價值鏈。在整個社會化大生產的分工中間，由每一個供應環節形成的這個供應鏈，跟我們物質利益驅動的經濟活動中整個的價值鏈，又是結合在一起的。依我的理解，供應鏈和價值鏈可以認為是供給體系的別稱，我們所說的整個經濟活動，就是供給對於需求的響應機制，這個供給體系實際上就是由我們現在放在宏觀來看的整個供應鏈和價值鏈所組成的。中央現在戰略方針上要求的，是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要得到提高，所依靠的是十九大之前表述為“戰略方針”、十九大明確表述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簡單地說，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高，需要由結構性的改革綱舉目張地把它帶出來，實際上就是以制度創新和有效制度供給，帶出整個供給體系潛力活力的釋放、生產力的解放，達到升級版的發展。
在這方面如果我們討論供應鏈的金融，當然也要納入系統工程的思維，放在供應鏈整個發展中間，認識金融怎麼來支持它的創新發展。按這個角度，我覺得那就要特別強調金融支持供應鏈的發展，正面臨著在升級發展方面一個非常明顯的挑戰性問題：中國已經過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成了世界工廠，和這個產能相關的整個物流也是今非昔比，全部生產規模、供應鏈延伸出的通盤的效應，已經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從本土到其他經濟體，形成了一個極為巨大的系統。但是對我們總的發展水平應是什麼評價呢？在全球的分工和供應鏈、價值鏈的全景圖下，我們主要還是佔領的所謂“微笑曲線”的中間部分。我們從最開始比較低的起點，通過來料加工，三來一補，一路發展到世界工廠，但是現在最主要的產能，還沒有能夠在我們本土上支持企業主體在微笑曲線的左端（就是創意和品牌成功設立）這方面，以及它的後端（產品出來以後的市場營銷、售後服務，一輪一輪的產品推展）這方面，佔領這兩個高端。我們總體來說比較明顯的特徵，還是確實佔據了供應鏈在微笑曲線表達上中間的這部分加工的位置，這個加工在咱們的珠三角、長三角有非常清晰的體現。比如，全球的玩具80%以上就是世界工廠——中國提供的，而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的東莞一帶，但是大家都知道的芭比娃娃，早早就創立品牌的掌握著創意成功後品牌收益的主體，是在國外，我們只是在東莞等地按照人家的設計，人家的訂單，加工生產。到了市場上一輪一輪推出、幾十年長盛不衰的品牌營銷、市場擴展，收益很高，又是在國外主體手裡。我們中間這部分，固然形成了發展過程中的就業機會、GDP、勞動者的工資、政府的稅收，促進了我們的經濟繁榮，但這是比較低水平的。“中國製造”——製成品的“制”這個階段上的特徵，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發展到對接“中國創造”，還有智能的“智”即“中國智造”，這個升級發展的任務，就在我們現在所謂強起來時代，擺在面前。必須應對挑戰，必須尋求衝關突破，實際上就是在實體經濟層面的升級發展，要得到我們金融的支持。這些製造、加工、產出和相關的物流總體來說，都叫實體經濟體系，金融被認為是應該服務於實體經濟的。一些金融產品帶有虛擬產品的特徵，比如股票、證券，但虛擬經濟並不是貶義詞，只是虛擬經濟必須落在它最後作用的歸宿，是支持實體經濟。在中國當下，是要落實在支持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上。否則，這個金融被鄧小平所稱的現代經濟的核心，就變成了空心——金融它像個心血管系統，非常重要，但是它一定要服務於整個生命機體的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供應鏈金融要匹配著我們現在已經形成的整個產能和物流，來實現我們如願的升級發展，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必須得到金融的有效支持。那麼從宏觀來說，我想強調這麼幾點認識：
第一，要堅決貫徹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十九大以來“三大攻堅戰”的中央指導精神，糾正金融脫實向虛的偏向，在防控風險的過程中使金融能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供應鏈金融面對的支持實體經濟方面存在的一些制約問題，是我們必須在目標導向之後跟著問題導向來努力加以解決的。
問題導向之下就得說到第二點，顯然，整個中國金融體系有了這麼多年的發展和進步，但仍然還存在著金融體系多樣化不足這個問題。我願意用這樣一個表述，實際上這個意思——多樣化不足，就是如果按照市場的原理來說，其中要素流動的制度供給不足，它不能在要素流動的過程中使這個多樣化表現出來。換句話說，帶有批評之意，就是我們金融系統還存在著過度的壟斷。我個人是這麼看的：在實體經濟生活中不可能是完全競爭，而沒有任何壟斷，競爭中必然出現壟斷，比如“電商”，已經是寡頭壟斷的局面，金融也必然有壟斷因素，金融的主體即金融機構要拿牌照的，牌照什麼意思？就帶有特許權和壟斷因素的意味，不是能夠完完全全放開充分競爭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金融體系競爭不足，有過度的壟斷。所以，帶來的是多樣化不足，多樣化不足使金融的供給，面對整個供應鏈的多樣化的需求，不能有效達到全覆蓋，不能無縫連接地覆蓋。這個方面，我們也可以用一些指標來做個反證：在幾年前討論的時候，我接觸到的央行領導，一些大的金融機構的領導，是不服氣的，說那時候中國就已經有一千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現在這個數量要更多了），天天在競爭，怎麼還說我們壟斷？但如果從一些具體案例來說，我們財科院旁邊幾十米的那個大樓的一層，是北京銀行營業廳，面積不小，但是進去以後辦理一般老百姓要在窗口上接受的金融服務，你碰到的就是要排三十幾個號，排長隊。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年始終要排長隊？供給始終短缺？是金融服務的供給跟不上社會需要，為什麼跟不上社會需要？如果有這種賣方市場存在，要素又能夠比較充分地流動，不至於有過度壟斷因素的話，應該能有新的供給來填補短缺，改變這樣的一個不平衡，那就可以使排隊現象不是長期延續下去了。從這一個具體案例上，我們可以反過來推，即使在經濟繁榮的中心區，老百姓的金融服務也還一直感覺著面對短缺經濟，它後面一定是有問題的，我把這個歸結到過度壟斷問題上。所以，它會引發金融服務的多樣化不足，這種不足包括著機構多樣化的不足和產品多樣化的不足。從統計報表上，我們看到中美之間的對比：上市公司前10名排列起來，中國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最高的前十名全是銀行，美國方面第一名不是銀行，而是微軟，是高新科技企業，然後跟著的有銀行，前十名裡銀行佔了兩三家而已，中國不一樣，清一色的全是銀行。再看行業利潤水平的分佈，美國那個分佈排成一個系列，利潤最高的這個水平是比較平滑地過渡到後面比較低的水平上的。中國可不行，把不同的行業放在一起，銀行業一枝獨秀，有很高的利潤水平，然後第二位一下縮下來，跟著都是很薄的利潤。怎麼解釋這個現象？還是回到我們的判斷：可以反推中國的金融領域裡銀行業過度壟斷因素造成了它的利潤水平畸高，直觀地看，就是多少年來所說的高准入壁壘和存貸利差使銀行掙錢太容易了。這個話曾經由銀行系統的洪琦先生說出來，很有影響，是說銀行自己掙錢掙的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對比的是實體經濟那邊艱苦奮鬥，很薄的利潤。當然後來銀行業人士自己也說，碰到了挑戰和困難，但實際上利潤還是比較豐厚的。這樣一種要素流動的不足，勢必是需要調整改變的。所以，我願強調金融體系從機構到產品必須在改革中多樣化，無縫對接的金融體系在金融這邊體現出來，才能對應到我們的供應鏈上，使滿足實體經濟升級換代需要的那些多樣化需求，儘可能更好地得到滿足。
接下來第三層，要說金融體系多樣化，實際上要擴展到把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放在一個戰略層面考慮它們的呼應，考慮它們的協調發展。其實中國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後，80年代中後期就在討論這個問題，上面是人民銀行已經有了定位為央行來調控下面商業銀行體系這樣一個基本構架，那時候的工農中建稱為專業銀行，他們的業務裡不可避免地要有政策性金融業務，從“安定團結貸款”到後面政策色彩很重的種種業務，怎麼才能讓它們能可持續健康地發展呢？那時就提出一個基本認識，必須使政策性金融業務和商業性金融業務分開，分道揚鑣之後，才能把商業銀行辦成真正的企業，而銀行辦成真正的企業，企業才能辦成真正的企業。政策性金融當然也要跟市場對接，但是它有另外的一套特點和必須區別於商業銀行的一些機制上的設計。這個認識早就有了，但這條路走得磕磕絆絆，在十八大之前，兩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甚至對咱們政策性銀行的旗艦——國開行要求它市場化轉制，根本就不提政策性金融了，但十八大之後我們注意到，從總書記開始說，國開行市場化轉制存疑。一號領導說存疑，實際上就否定了原來的思路，到後來中央文件正式重提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到現在還有大家都認可必須發展的綠色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這裡面很多的具體業務都有政策色彩，而且往往政策色彩非常濃厚，供應鏈上的很多事情涉及小微、三農、綠色發展，我認為也是不可迴避地要涉及政策性融資這個機制打造問題的。所以，這又是一個把前面說的無縫對接擴展到政策性領域的更開闊的視野。這個政策性金融體系如何處理得好，是有挑戰性，但是有國際經驗，也有我們的初步經驗，必須掌握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雙軌運行的時候，怎麼有效防止設租尋租——處理得好這就是“守正出奇”，處理不好便會烏煙瘴氣，各種拉關係、處關係將讓這個系統弄得不可持續。對於中國來說，這可能處理起來更難，可能各位也心知肚明，中國社會是一個拉關係處關係的社會，於是前些年我們努力發展的一些地方的政策性融資，碰到的就是不可持續問題。至於解決之道，原理上可說比較清楚：政策性融資的發展要堅持幾個原則，第一必須是風險共擔，而不能說有了財政後盾（政策支持在公共資源動用方面，一定是配上財政後盾）那麼以後所有的風險由財政來擔，財政成了一個無底洞，其他的主體——企業、政策性銀行和金融機構、商業性銀行，各種中介機構，必然跟著就發生道德風險，無所顧忌，那這個系統一定會敗壞。另外第二，支持誰，不支持誰？小微、三農、科技創新、綠色低碳發展的主體，他們有特殊的困難，需要雪中送炭，而不是簡單的錦上添花，但雪中送炭的時候，相關要求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滿足，必須挑選我首先支持誰。為什麼支持張三不支持李四？支持了張三以後他一定就能成功嗎？所有這些問題要讓它可持續，一定是要有一個規範的陽光化的遴選機制，這個遴選機制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設租尋租和不正之風與腐敗，同時它如果加上專業化的力量，可以減少失誤，即使出現少數的失敗案例，仍可以對公眾交代使這個過程能夠持續，而不是出了問題就馬上停下來沒有可持續性。這些事情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我認為在供應鏈金融方面如果我們把它延伸到整個草根層面，從三農到小微企業到成氣候的一些大中型企業，整個形成的供應體系裡，須特別注意以可持續的政策性金融來創新發展去對接商業性金融，才能夠有效地解決那些政策色彩相當濃厚的供應鏈金融裡的具體問題。
還有第四點，我們顯然還必須在供應鏈金融這個創新發展中應對互聯網+的挑戰。互聯網+這是一個必然趨勢，雖然這裡面有些事兒也走得磕磕碰碰，也必然有風險，但是大勢所趨，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有些很成功的東西。比如微信，還有支付寶，現在都可以手機掃碼就解決電子貨幣支付問題，這是外國人都沒有想到的，中國靠這樣在國外拿來原生技術用了以後，加上中國特色裡的一些匹配，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階段，使中國社會的低層、草根層面，很便捷地得到了金融服務，這個金融支持當然就可以滲透到物流、供應鏈之中，使經濟的繁榮程度得到提高，老百姓都受益。街頭巷尾老百姓買煎餅果子一掃碼都能解決這個交易問題，促進了我們的經濟景氣提高，融合於我們超常規發展中的產業基礎方面得到金融潛移默化的支持，形成中國後發優勢的體現。
這裡面當然也有新的問題，在一段時間裡看著很熱鬧的一些東西，後來發現出了一些風險，像易租寶等等這些東西，網上眾籌，說坑蒙拐騙不少，還有現在看不準的這個區塊鏈，到底怎麼樣發展，眾說紛紜。技術上我努力想理解，知道區塊鏈的特點叫點對點，有人說叫去中心化，實際上點對點後面跟著的關鍵，是點對點以後它可以靠技術鎖定信任，有了信任就好辦了，信任後面跟著的就是信用，就是金融。供應鏈金融如果按照區塊鏈發展起來，那麼它的一片天地打開以後，那一定是新境界。但是這還得觀察。所以，這裡面的創新還有很多不確定性。風險到底何在，現在並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但至少值得肯定的，是我覺得有些東西看得八九不離十了，比如靠大數據、雲計算，阿里公司可以在網上接受申請發放小貸，早就在做這個事情了。我到北京的阿里公司（在望京那邊），它的大樓裡一塊大顯示屏上，不斷滾動地表示在網上接受小貸申請得到批准的情況，我看了一分多鐘，不斷播出的小貸，有3筆達到20萬元的規模，最小的一筆只有三千塊錢。據他們介紹，網上接受申請以後，軟件設計好了（叫“零人工干預”）可按照申請人的信息在信息庫裡迅速地做出一個判斷——靠譜不靠譜，風控過得去過不去，依據申請人相關的所有電子痕跡，有一套技術上的風控處理，他們認為是有把握的，因為這個人的電子痕跡也跟他周邊的朋友圈，跟他的家庭成員，跟他過去可查到的所有交易活動連在一起，在軟件系統裡處理得是非常快的。所以，不斷滾動播出的這些小貸的發放，利率可以只比一般貸款利率略高一點兒。。我的理解，這是把商業性金融的邊界擴展了，過去我們的金融機構不可能以這種方式掌握好合格的風控來提供小貸，但是靠互聯網+，並不加入政策支持因素，它就把這個邊界擴展到可以做這種特定的對於草根層面創業創新的支持了，這又是跟供應鏈金融融為一體的。
但是這裡面也還有它的侷限性，就是在它的雲裡，在信息庫裡，一定要能找到這個人過去的電子痕跡，如果設想是在一個窮鄉僻壤現在剛開始創業創新的農戶，他過去連借記卡都沒用過，沒有什麼電子痕跡，那麼對不起，網上一定不會給這個人批出小貸來。那就得另外從前面我們所說的政策性融資體系裡，特別解決現在這個創新中間仍然不能覆蓋的問題，仍然需要有政策融資體系才能解決那些具體問題。
接下來還有一條，就是在一些創新過程中，供應鏈金融實際上也會延伸到一些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園區建設運營，乃至產業新城整個的打造這方面的PPP概念。這個創新在中國我認為值得高度重視。雖然從最近一段的風聲來看，是要穩一穩，要防範風險，但絕對不是像有的地方同志所體會的那樣要對PPP叫停。以政府社會資本合作來創新的機制，絕對不可能叫停，中國的超常規發展一定要得到這種創新機制的支持，它是應該在事物波浪式發展中合乎規律地在有了大發展的勢頭之後，現在又通過“穩一穩”，來提高它的規範性，來保持它的可持續性。所謂規範性，無非就是法治化、陽光化、專業化，這些要領掌握好了以後，應該繼續在這個方向上鼓勵創新，探索創新。
最後一點，如果做一個從宏觀視角上哲理方面的總結，我覺得供應鏈金融和整個金融創新總是離不開一個怎麼正確處理創新中間面對的挑戰性問題，來把握好“發展中規範”還是“規範中發展”的權衡關係問題。在沒有看清楚風險點又必須鼓勵和容忍創新的時候，首先得承認，應該是允許試——鄧小平說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個“闖”字現在一般人根本就不敢提。但大膽地試，顯然是必要的，這是先擺出“發展中規範”這樣一個創新階段上我們應該把握的要領。發展中間，如果逐漸看清楚了風險，看得八九不離十，則要趕快跟上，強調“規範中發展”。這兩個表述都是有特定的必要性的，但是整個的順序，我認為要放反了的話，是不對的，很多的創新領域裡，你還根本不知道這個風險到底怎麼形成，應形成什麼樣的風控規則，這時如果講我要強調法治化，你拿白紙黑字的法律讓我看，沒有這個法律你就不能動，那麼一切創新無從談起。所有的創新都是要突破原來的條條框框，突破原來的法規，這個事情怎麼掌握好，說起來可以說一大番議論，在實際生活中確實是比較棘手的。現在大家也不避諱：實際工作部門，特別是官場，大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官不為”怎麼來的呢？就是創新的方面，我一定會有把柄被人抓住，抓住我可能吃不了兜著走，那我何必冒這個風險，我可以振振有辭地講防範風險，貫徹中央精神，一切都不用動，這是最安全的，但這不是一個我們真正能夠打造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應有哲理。所以，我個人還是反覆強調中央所說的是防範系統性風險，這種系統性風險當然跟一些風險點有關係，但是你不能看到一個風險點，上來就把它死死按住，一切都不能動，以為你這就貫徹了中央精神，不對，系統性風險跟這些風險點的關係，你還要進一步瞭解：有融資，有創新活動，就一定有風險，你看到一點風險跡象，就把它死死按住，那就扼殺了創新，扼殺了發展。這個哲理要掌握好也是不容易的。我覺得還要有一個我們上上下下進一步凝聚共識的過程，怎麼樣真正掌握中央的精神實質。這個防範風險的攻堅戰，要真正掌握好，一定要正確處理發展中規範和規範中發展這個權衡關係。供應鏈上，在具體的一系列法律問題、技術問題、專業問題、管理問題等等這方面，應該把這種著力作的權衡落到可操作。已經有的法律一定要遵守，否則就沒有秩序，但是法律也應該得到動態優化和豐富。怎麼樣推進這個動態優化過程，又必須上下互動，有一個我們必須掌握好的創新中的漸進。
這些看法還很粗糙，借這個機會做個彙報，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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