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供应链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接受邀请来和各位做个交流。我就论坛的主题——供应链金融，谈一下它的创新发展。我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侧重于从宏观视角谈一下这个问题。我理解，供应链金融实际上联系着大量的管理问题、业务问题、法律问题、技术问题、操作问题，等等，在这些方面我的了解很不够，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但是作为一个做了几十年经济研究的研究者，我还是很愿意谈谈自己怎么理解从宏观视角看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
如果从概念上讲，供应链也是一个链，这个链它是一个环环相接的体系，这个供应链又连接着实际上大家经常讨论的价值链。在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中间，由每一个供应环节形成的这个供应链，跟我们物质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中整个的价值链，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依我的理解，供应链和价值链可以认为是供给体系的别称，我们所说的整个经济活动，就是供给对于需求的响应机制，这个供给体系实际上就是由我们现在放在宏观来看的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所组成的。中央现在战略方针上要求的，是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要得到提高，所依靠的是十九大之前表述为“战略方针”、十九大明确表述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简单地说，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需要由结构性的改革纲举目张地把它带出来，实际上就是以制度创新和有效制度供给，带出整个供给体系潜力活力的释放、生产力的解放，达到升级版的发展。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讨论供应链的金融，当然也要纳入系统工程的思维，放在供应链整个发展中间，认识金融怎么来支持它的创新发展。按这个角度，我觉得那就要特别强调金融支持供应链的发展，正面临着在升级发展方面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性问题：中国已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成了世界工厂，和这个产能相关的整个物流也是今非昔比，全部生产规模、供应链延伸出的通盘的效应，已经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本土到其他经济体，形成了一个极为巨大的系统。但是对我们总的发展水平应是什么评价呢？在全球的分工和供应链、价值链的全景图下，我们主要还是占领的所谓“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我们从最开始比较低的起点，通过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一路发展到世界工厂，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产能，还没有能够在我们本土上支持企业主体在微笑曲线的左端（就是创意和品牌成功设立）这方面，以及它的后端（产品出来以后的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一轮一轮的产品推展）这方面，占领这两个高端。我们总体来说比较明显的特征，还是确实占据了供应链在微笑曲线表达上中间的这部分加工的位置，这个加工在咱们的珠三角、长三角有非常清晰的体现。比如，全球的玩具80%以上就是世界工厂——中国提供的，而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的东莞一带，但是大家都知道的芭比娃娃，早早就创立品牌的掌握着创意成功后品牌收益的主体，是在国外，我们只是在东莞等地按照人家的设计，人家的订单，加工生产。到了市场上一轮一轮推出、几十年长盛不衰的品牌营销、市场扩展，收益很高，又是在国外主体手里。我们中间这部分，固然形成了发展过程中的就业机会、GDP、劳动者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促进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但这是比较低水平的。“中国制造”——制成品的“制”这个阶段上的特征，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发展到对接“中国创造”，还有智能的“智”即“中国智造”，这个升级发展的任务，就在我们现在所谓强起来时代，摆在面前。必须应对挑战，必须寻求冲关突破，实际上就是在实体经济层面的升级发展，要得到我们金融的支持。这些制造、加工、产出和相关的物流总体来说，都叫实体经济体系，金融被认为是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些金融产品带有虚拟产品的特征，比如股票、证券，但虚拟经济并不是贬义词，只是虚拟经济必须落在它最后作用的归宿，是支持实体经济。在中国当下，是要落实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上。否则，这个金融被邓小平所称的现代经济的核心，就变成了空心——金融它像个心血管系统，非常重要，但是它一定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供应链金融要匹配着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整个产能和物流，来实现我们如愿的升级发展，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必须得到金融的有效支持。那么从宏观来说，我想强调这么几点认识：
第一，要坚决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以来“三大攻坚战”的中央指导精神，纠正金融脱实向虚的偏向，在防控风险的过程中使金融能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供应链金融面对的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一些制约问题，是我们必须在目标导向之后跟着问题导向来努力加以解决的。
问题导向之下就得说到第二点，显然，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有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和进步，但仍然还存在着金融体系多样化不足这个问题。我愿意用这样一个表述，实际上这个意思——多样化不足，就是如果按照市场的原理来说，其中要素流动的制度供给不足，它不能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使这个多样化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带有批评之意，就是我们金融系统还存在着过度的垄断。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在实体经济生活中不可能是完全竞争，而没有任何垄断，竞争中必然出现垄断，比如“电商”，已经是寡头垄断的局面，金融也必然有垄断因素，金融的主体即金融机构要拿牌照的，牌照什么意思？就带有特许权和垄断因素的意味，不是能够完完全全放开充分竞争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金融体系竞争不足，有过度的垄断。所以，带来的是多样化不足，多样化不足使金融的供给，面对整个供应链的多样化的需求，不能有效达到全覆盖，不能无缝连接地覆盖。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指标来做个反证：在几年前讨论的时候，我接触到的央行领导，一些大的金融机构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说那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一千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现在这个数量要更多了），天天在竞争，怎么还说我们垄断？但如果从一些具体案例来说，我们财科院旁边几十米的那个大楼的一层，是北京银行营业厅，面积不小，但是进去以后办理一般老百姓要在窗口上接受的金融服务，你碰到的就是要排三十几个号，排长队。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始终要排长队？供给始终短缺？是金融服务的供给跟不上社会需要，为什么跟不上社会需要？如果有这种卖方市场存在，要素又能够比较充分地流动，不至于有过度垄断因素的话，应该能有新的供给来填补短缺，改变这样的一个不平衡，那就可以使排队现象不是长期延续下去了。从这一个具体案例上，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即使在经济繁荣的中心区，老百姓的金融服务也还一直感觉着面对短缺经济，它后面一定是有问题的，我把这个归结到过度垄断问题上。所以，它会引发金融服务的多样化不足，这种不足包括着机构多样化的不足和产品多样化的不足。从统计报表上，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对比：上市公司前10名排列起来，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最高的前十名全是银行，美国方面第一名不是银行，而是微软，是高新科技企业，然后跟着的有银行，前十名里银行占了两三家而已，中国不一样，清一色的全是银行。再看行业利润水平的分布，美国那个分布排成一个系列，利润最高的这个水平是比较平滑地过渡到后面比较低的水平上的。中国可不行，把不同的行业放在一起，银行业一枝独秀，有很高的利润水平，然后第二位一下缩下来，跟着都是很薄的利润。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还是回到我们的判断：可以反推中国的金融领域里银行业过度垄断因素造成了它的利润水平畸高，直观地看，就是多少年来所说的高准入壁垒和存贷利差使银行挣钱太容易了。这个话曾经由银行系统的洪琦先生说出来，很有影响，是说银行自己挣钱挣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对比的是实体经济那边艰苦奋斗，很薄的利润。当然后来银行业人士自己也说，碰到了挑战和困难，但实际上利润还是比较丰厚的。这样一种要素流动的不足，势必是需要调整改变的。所以，我愿强调金融体系从机构到产品必须在改革中多样化，无缝对接的金融体系在金融这边体现出来，才能对应到我们的供应链上，使满足实体经济升级换代需要的那些多样化需求，尽可能更好地得到满足。
接下来第三层，要说金融体系多样化，实际上要扩展到把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放在一个战略层面考虑它们的呼应，考虑它们的协调发展。其实中国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80年代中后期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上面是人民银行已经有了定位为央行来调控下面商业银行体系这样一个基本构架，那时候的工农中建称为专业银行，他们的业务里不可避免地要有政策性金融业务，从“安定团结贷款”到后面政策色彩很重的种种业务，怎么才能让它们能可持续健康地发展呢？那时就提出一个基本认识，必须使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分开，分道扬镳之后，才能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而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企业才能办成真正的企业。政策性金融当然也要跟市场对接，但是它有另外的一套特点和必须区别于商业银行的一些机制上的设计。这个认识早就有了，但这条路走得磕磕绊绊，在十八大之前，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甚至对咱们政策性银行的旗舰——国开行要求它市场化转制，根本就不提政策性金融了，但十八大之后我们注意到，从总书记开始说，国开行市场化转制存疑。一号领导说存疑，实际上就否定了原来的思路，到后来中央文件正式重提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到现在还有大家都认可必须发展的绿色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这里面很多的具体业务都有政策色彩，而且往往政策色彩非常浓厚，供应链上的很多事情涉及小微、三农、绿色发展，我认为也是不可回避地要涉及政策性融资这个机制打造问题的。所以，这又是一个把前面说的无缝对接扩展到政策性领域的更开阔的视野。这个政策性金融体系如何处理得好，是有挑战性，但是有国际经验，也有我们的初步经验，必须掌握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双轨运行的时候，怎么有效防止设租寻租——处理得好这就是“守正出奇”，处理不好便会乌烟瘴气，各种拉关系、处关系将让这个系统弄得不可持续。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处理起来更难，可能各位也心知肚明，中国社会是一个拉关系处关系的社会，于是前些年我们努力发展的一些地方的政策性融资，碰到的就是不可持续问题。至于解决之道，原理上可说比较清楚：政策性融资的发展要坚持几个原则，第一必须是风险共担，而不能说有了财政后盾（政策支持在公共资源动用方面，一定是配上财政后盾）那么以后所有的风险由财政来担，财政成了一个无底洞，其他的主体——企业、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商业性银行，各种中介机构，必然跟着就发生道德风险，无所顾忌，那这个系统一定会败坏。另外第二，支持谁，不支持谁？小微、三农、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的主体，他们有特殊的困难，需要雪中送炭，而不是简单的锦上添花，但雪中送炭的时候，相关要求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满足，必须挑选我首先支持谁。为什么支持张三不支持李四？支持了张三以后他一定就能成功吗？所有这些问题要让它可持续，一定是要有一个规范的阳光化的遴选机制，这个遴选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设租寻租和不正之风与腐败，同时它如果加上专业化的力量，可以减少失误，即使出现少数的失败案例，仍可以对公众交代使这个过程能够持续，而不是出了问题就马上停下来没有可持续性。这些事情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我认为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如果我们把它延伸到整个草根层面，从三农到小微企业到成气候的一些大中型企业，整个形成的供应体系里，须特别注意以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来创新发展去对接商业性金融，才能够有效地解决那些政策色彩相当浓厚的供应链金融里的具体问题。
还有第四点，我们显然还必须在供应链金融这个创新发展中应对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这里面有些事儿也走得磕磕碰碰，也必然有风险，但是大势所趋，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些很成功的东西。比如微信，还有支付宝，现在都可以手机扫码就解决电子货币支付问题，这是外国人都没有想到的，中国靠这样在国外拿来原生技术用了以后，加上中国特色里的一些匹配，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使中国社会的低层、草根层面，很便捷地得到了金融服务，这个金融支持当然就可以渗透到物流、供应链之中，使经济的繁荣程度得到提高，老百姓都受益。街头巷尾老百姓买煎饼果子一扫码都能解决这个交易问题，促进了我们的经济景气提高，融合于我们超常规发展中的产业基础方面得到金融潜移默化的支持，形成中国后发优势的体现。
这里面当然也有新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看着很热闹的一些东西，后来发现出了一些风险，像易租宝等等这些东西，网上众筹，说坑蒙拐骗不少，还有现在看不准的这个区块链，到底怎么样发展，众说纷纭。技术上我努力想理解，知道区块链的特点叫点对点，有人说叫去中心化，实际上点对点后面跟着的关键，是点对点以后它可以靠技术锁定信任，有了信任就好办了，信任后面跟着的就是信用，就是金融。供应链金融如果按照区块链发展起来，那么它的一片天地打开以后，那一定是新境界。但是这还得观察。所以，这里面的创新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风险到底何在，现在并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但至少值得肯定的，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看得八九不离十了，比如靠大数据、云计算，阿里公司可以在网上接受申请发放小贷，早就在做这个事情了。我到北京的阿里公司（在望京那边），它的大楼里一块大显示屏上，不断滚动地表示在网上接受小贷申请得到批准的情况，我看了一分多钟，不断播出的小贷，有3笔达到20万元的规模，最小的一笔只有三千块钱。据他们介绍，网上接受申请以后，软件设计好了（叫“零人工干预”）可按照申请人的信息在信息库里迅速地做出一个判断——靠谱不靠谱，风控过得去过不去，依据申请人相关的所有电子痕迹，有一套技术上的风控处理，他们认为是有把握的，因为这个人的电子痕迹也跟他周边的朋友圈，跟他的家庭成员，跟他过去可查到的所有交易活动连在一起，在软件系统里处理得是非常快的。所以，不断滚动播出的这些小贷的发放，利率可以只比一般贷款利率略高一点儿。。我的理解，这是把商业性金融的边界扩展了，过去我们的金融机构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掌握好合格的风控来提供小贷，但是靠互联网+，并不加入政策支持因素，它就把这个边界扩展到可以做这种特定的对于草根层面创业创新的支持了，这又是跟供应链金融融为一体的。
但是这里面也还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在它的云里，在信息库里，一定要能找到这个人过去的电子痕迹，如果设想是在一个穷乡僻壤现在刚开始创业创新的农户，他过去连借记卡都没用过，没有什么电子痕迹，那么对不起，网上一定不会给这个人批出小贷来。那就得另外从前面我们所说的政策性融资体系里，特别解决现在这个创新中间仍然不能覆盖的问题，仍然需要有政策融资体系才能解决那些具体问题。
接下来还有一条，就是在一些创新过程中，供应链金融实际上也会延伸到一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运营，乃至产业新城整个的打造这方面的PPP概念。这个创新在中国我认为值得高度重视。虽然从最近一段的风声来看，是要稳一稳，要防范风险，但绝对不是像有的地方同志所体会的那样要对PPP叫停。以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来创新的机制，绝对不可能叫停，中国的超常规发展一定要得到这种创新机制的支持，它是应该在事物波浪式发展中合乎规律地在有了大发展的势头之后，现在又通过“稳一稳”，来提高它的规范性，来保持它的可持续性。所谓规范性，无非就是法治化、阳光化、专业化，这些要领掌握好了以后，应该继续在这个方向上鼓励创新，探索创新。
最后一点，如果做一个从宏观视角上哲理方面的总结，我觉得供应链金融和整个金融创新总是离不开一个怎么正确处理创新中间面对的挑战性问题，来把握好“发展中规范”还是“规范中发展”的权衡关系问题。在没有看清楚风险点又必须鼓励和容忍创新的时候，首先得承认，应该是允许试——邓小平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个“闯”字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敢提。但大胆地试，显然是必要的，这是先摆出“发展中规范”这样一个创新阶段上我们应该把握的要领。发展中间，如果逐渐看清楚了风险，看得八九不离十，则要赶快跟上，强调“规范中发展”。这两个表述都是有特定的必要性的，但是整个的顺序，我认为要放反了的话，是不对的，很多的创新领域里，你还根本不知道这个风险到底怎么形成，应形成什么样的风控规则，这时如果讲我要强调法治化，你拿白纸黑字的法律让我看，没有这个法律你就不能动，那么一切创新无从谈起。所有的创新都是要突破原来的条条框框，突破原来的法规，这个事情怎么掌握好，说起来可以说一大番议论，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是比较棘手的。现在大家也不避讳：实际工作部门，特别是官场，大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官不为”怎么来的呢？就是创新的方面，我一定会有把柄被人抓住，抓住我可能吃不了兜着走，那我何必冒这个风险，我可以振振有辞地讲防范风险，贯彻中央精神，一切都不用动，这是最安全的，但这不是一个我们真正能够打造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应有哲理。所以，我个人还是反复强调中央所说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这种系统性风险当然跟一些风险点有关系，但是你不能看到一个风险点，上来就把它死死按住，一切都不能动，以为你这就贯彻了中央精神，不对，系统性风险跟这些风险点的关系，你还要进一步了解：有融资，有创新活动，就一定有风险，你看到一点风险迹象，就把它死死按住，那就扼杀了创新，扼杀了发展。这个哲理要掌握好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还要有一个我们上上下下进一步凝聚共识的过程，怎么样真正掌握中央的精神实质。这个防范风险的攻坚战，要真正掌握好，一定要正确处理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这个权衡关系。供应链上，在具体的一系列法律问题、技术问题、专业问题、管理问题等等这方面，应该把这种着力作的权衡落到可操作。已经有的法律一定要遵守，否则就没有秩序，但是法律也应该得到动态优化和丰富。怎么样推进这个动态优化过程，又必须上下互动，有一个我们必须掌握好的创新中的渐进。
这些看法还很粗糙，借这个机会做个汇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閱讀更多 賈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