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崔永元手撕范冰冰”持續霸屏朋友圈。無論是沸沸揚揚的個人恩怨、令人咂舌的天價片酬，還是所謂的“陰陽合同”，都成為了引爆輿論的焦點。
且不說真相幾何，此事件中到底是哪些影視明星在偷逃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在這裡，筆者想重點分析一下影視明星偷逃稅的動機、手段以及危害。
偷逃稅為何屢禁不止？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在信息不對稱的社會中，偷逃稅行為是一種難以杜絕的道德風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那麼，納稅人偷逃稅的動因是什麼呢？
從主觀層面來看，所有人天生都是利己的，在經濟活動中，人們總是專注於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了社會和道德因素。對於納稅人來說，稅收作為一種成本，其減少便意味著個人利益的增加。因此，人們在做決策之前，會對納稅或偷逃稅的收益和成本進行心理預期，當偷逃稅的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成本時，很多人自然會選擇偷逃稅。
從客觀層面來看，一來，當嚴格的稅收監管環境與懲罰措施尚未形成時，一些意識較差的納稅人會認為偷逃稅行為的機會成本較低，由此容易產生不良動機，並造成不主動做出申報、通過種種途徑偷逃稅以增加自身收益等現象頻發；二來，近些年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多種多樣的新業態與新交易方式，而這些新生事物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現行的稅基，而稅務部門信息化建設速度相對滯後，會導致徵稅盲區的出現，無形中也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影視明星偷逃稅的招術
收入不高的普羅大眾都有偷逃稅動機，收入不菲的影視明星自然更不例外。事實上，明星偷逃稅早已不是秘密，每每有新聞曝出，必上網絡頭條，賺足了吃瓜群眾的眼球。
目前來看，影視明星偷逃稅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和主辦單位簽訂“陰陽合同”或者“大小合同”來逃稅。具體來說，一份金額較小的“陽合同”用於向主管機關備案登記納稅，而另一份金額較高的“陰合同”實際約定雙方交易價格，彼此對其秘而不宣，目的就是逃避納稅這一法定義務。此次被崔永元曝光的就是這招。
第二，明星以個人工作室名義採取不列或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虛假申報等手段偷逃稅款。1996年的北京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偷逃稅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第三，通過移民或移居國外來逃避稅收。比如1998年，遠嫁瑞典的韋唯因沒有向瑞典稅務機關繳納個人所得稅而身陷逃稅風波。
第四，通過接商演、出席活動來隱瞞自己的收入。比如曾經名噪一時的毛阿敏案件。
第五，成為舉辦單位或成為中介機構的員工。這些單位每月為他們造工資表，將他們應得的勞務費平均攤入工資表中，這樣就少繳稅或不繳稅，以達到偷稅的目的。
高收入群體偷逃稅的危害
從經濟學角度看，以影視明星為代表的高收入群體偷逃稅的危害，絕不僅僅是減少國家財政收入那麼簡單。
首先，不利於資源有效配置。
稅務機關為了減少偷逃稅現象，需要額外投入各種軟硬件設施，增加稅務徵管與稽查人員，進而增加稅收徵管成本。如此一來，在全社會範圍內，因偷逃稅和反偷逃稅而使用的資源增加，間接使得本應獲得更多資源支持的教育、醫療、衛生、公共交通等領域的資源減少，整個社會的福利因此受損。
其次，會破壞全社會範圍內的稅收公平。
數據顯示，我國目前20%的高收入群體只負擔約10%的個人所得稅，而美國則是5%的高收入群體繳納了近50%的聯邦所得稅。原因在於，我國當前對工薪階層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代扣代繳制度，而對高收入群體則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徵管機制。此時，個別高收入明星主觀上仍明知故犯，偷逃稅現象越演越烈，這對於較低收入的工薪群體是一種巨大的不公平。
最後，讓統計信息失真。
影視明星等高收入群體為了偷逃稅款，往往向稅務部門和其他管理部門提供虛假的信息數據，這使得各經濟部門統計的信息數據失真，無法全面客觀地反映出經濟運行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給宏觀調控帶來負面影響。
依法納稅，從我做起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但也不是鼓勵大家交稅越多越好，我們國家是允許公民進行合理避稅的——即在不違背國家稅法等法律的基礎上，合理運用稅收優惠政策來減少稅款的繳納。
但此次引起輿論風波的影視明星鉅額偷逃稅現象，顯然不在合理避稅範疇。吃瓜群眾在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同時，也深深感受到了：強化執法力度，加大稅法宣傳，提高公民依法納稅意識，形成良好的稅收法制環境是如此的必要與迫切。
不過，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營造依法納稅的稅收法制環境是一項繁重而又持久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有關部門嚴格依法治稅作保證，更需要以廣大納稅居民積極配合、自覺遵守國家稅法作為前提。
要知道，每個公民都是依法納稅稅收環境的義務締造者，對於各種偷逃稅行為，我們必須予以強烈譴責，形成“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但絕不能把這些現象當作自己做出與稅法相悖的事情並開脫責任的理由。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自覺履行應盡的納稅義務，就會形成依法納稅的小環境，而無數個小環境的疊加，自然會造就全社會範圍內的依法納稅大環境。
依法納稅，從我做起。願我們每個人都言行一致，自覺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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