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安丘市曹家峪村近日舉行的道路清障聽證會。
郚,古邑名,故城在今山東省安丘市西南。春秋時屬紀國,後歸齊國。
穿越2000多年的歲月長河。2012年,為化解一起村民上訪案件,時任安丘市郚山鎮紀委書記的趙桂臻與鎮司法所所長張千利,汲取“背對背”處理的深刻教訓,創新實施聽證法。通過公開聽證成功化解這起信訪案,村民息訴罷訪。
到底誰佔理,公開擺一擺。自此,聽證法從郚山起航,推廣到安丘以及濰坊。
“這幾年看下來,濰坊的聽證法與‘楓橋經驗’一脈相承。它緊緊扣住時代脈搏,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不斷規範完善,特別是與人民調解有機結合後,釋放出更大活力,不僅成為化解疑難矛盾糾紛的有力武器,而且在重大事項決策、依法拆遷等方面被廣泛應用,從源頭上預防了矛盾發生。”山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林峰海說,目前,運用聽證法化解疑難矛盾糾紛已成全省的普遍做法。
處理信訪案件的深刻教訓
由於工作突出,如今趙桂臻已是安丘市委群工辦主任,而張千利也調到安丘市興安街道擔任司法所長。初見趙桂臻,是在安丘市綜治中心,與記者相對而坐的她,齊耳短髮,質樸秀麗,戴著一副眼鏡,一開口便是濃濃方言味。
“聽證法源於化解一起信訪案件的深刻教訓。”趙桂臻的思緒回到了6年前,那時她任郚山鎮紀委書記,“有個村的老百姓,因為懷疑村支部書記貪汙腐敗便集體上訪,要求對村支書先撤職再查辦。”
事情重大,趙桂臻與張千利馬上介入,第一時間弄清了事情原委。原來,這個村支部書記並沒有貪汙腐敗,只不過工作強勢、行為粗暴,引起村民不滿。
滿以為真相大白便可平息事件,但現實證明這種想法太天真。“當我們把調查結果反饋給老百姓時,他們並不認可,並且繼續上訪,甚至懷疑我們徇私包庇。”趙桂臻說,儘管有一肚子委屈,但她沒有放棄,終於明白了“背對背”處理的弊端。
山重水複之際,聽證法帶來柳暗花明。
那時,行政、司法聽證方興未艾,效果不錯,何不借鑑運用?“於是,我們召開聽證會,把群眾、村支書、鎮上相關部門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組織到一起,‘面對面’擺查問題、舉證質證。”趙桂臻回憶說,當時她是聽證會主持人,在調查中,她主動邀請村民代表參與整個過程,進一步增加公開力度。
聽證會上,村民的質疑、村書記的答覆、相關部門的政策依據和文件材料都一一展現,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最後作了點評。就這樣,村民心中的疙瘩逐漸解開,對調查結果心服口服,不再上訪。
從背對背到面對面,聽證法在當時矛盾糾紛較多的郚山鎮逐步推開,後來推廣到安丘,2014年在濰坊全面推開。如今,縣、鎮街、社區、村四級分別設立聽證工作平臺,分級負責,分層分類聽證。
“所有矛盾糾紛可都適用公開聽證,特別是疑難複雜、久拖不決的信訪案件,一律予以公開聽證。”作為濰坊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綜治辦主任,秦震見證了聽證法的起源、發展和完善,“除此之外,在重大民間糾紛、重大事項決策上,聽證法也被廣泛運用。”
化解矛盾糾紛的成功實踐
在安丘市興安街道司法所,記者見到了張千利。
他領著記者來到聽證室,牆上“公開公平公正、合法合情合理”12個藍底黃字分外醒目。出於本職工作,張千利將聽證法與人民調解有機結合,探索出“聽證+人民調解+司法確認”的民間糾紛化解新路徑。
聽證法緣何具有生命力?
“在聽證會上,誰有理誰無理,擺到面上公開說一說,錄像設備開著,律師和群眾代表作點評。”張千利認為,基層社會是熟人社會,如果不講理會臉面無光,讓鄰里鄉親瞧不起。
“無論是信訪案件還是民間糾紛,究竟哪方佔理,公開擺一擺,主持人中立調處,群眾客觀評論,有理無理一下子就清楚了。”安丘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子慶也給出自己的思考。
如今,聽證法已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設計。在聽證人員上,設立聽證主持人、當事人(代理人)、調解員、調查人、書記員,並邀請與當事人無利害關係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黨員、群眾代表旁聽；在聽證程序上,聽證會召開前,聽證主持人通過多種方式,深入調查找準矛盾根源,確定聽證方案,聽證會則分陳述、舉證、質證、辯論、調解、製作調解協議書或下達處理決定六個步驟。
“聽證有點像開庭,不同的是,主持人要在前期深入調查,協調相關部門提供相應證據,並且掌握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這對領導幹部而言是個考驗。聽證時,要能綜合運用法、理、情化解矛盾糾紛。”趙桂臻坦言。
關於幾個細節,趙桂臻認為非常重要。比如,以前當事人坐在一起聽證,情緒一激動容易打起來,現在全都佈置圓桌相對而坐,拉開空間距離。再如,聽證結束後,要跟上落實,決不能“打白條”。
基層社會治理的生動探索
聽聞記者採訪,興安街道居民張壽祥說啥也要趕過來,當面講講聽證法和張千利的好。
原來,張壽祥岳母曾與人發生口角,雙方大打出手,他岳母傷得更重。由於證據不足,公安機關移送案卷被檢察機關退回補充偵查。眼看事情久拖不決,張壽祥岳母便讓他不斷上訪,討個說法。
“當初鐵了心不調解,張主任一遍遍做工作,我最終接受了聽證。”張壽祥說,“公安局為啥不處理、對方怎麼說、法律怎麼規定?聽證會上說得很明白,張主任還著重講‘不能這一代結仇,影響下輩人交往’,讓我很感動,最終跟對方調解和好。”
6年下來,秦震感慨頗多,他說,從事後化解到事前、事中預防,昨天誕生的聽證法,在今天衍生出更加動人的故事。
昌邑市都昌街道棚戶區改造工作涉及8個村2500多戶,利益紛爭大,矛盾隱患多,在評估數量、價值認定、兌換比例、事終結算四個階段分別進行聽證公示,徵遷土地20多萬平方米,沒有發生一起信訪問題。
“如今‘聽證+’模式已應用到社會治理各領域,在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方面作用越來越大,上述案例便是‘聽證+依法徵遷’的體現。”秦震介紹說,事前聽證公開徵求意見、制定徵遷補償方案,事中聽證公開答覆質疑、消除群眾疑慮,事後聽證公開化解矛盾糾紛,贏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保證了徵遷工作的順利推進。
此外,“聽證+重大事項決策”從源頭上防範化解了矛盾糾紛的發生。去年以來就進行重大決策風險評估58次,“這倒逼著基層幹部主動學習政策法規,提升基層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秦震說。
採訪中,趙桂臻特意談了這麼多年的體會:“我認為聽證法能與法治、德治、自治很好地融合,現在開聽證會時,我會講傳統文化、孝德思想,讓大家換位思考。在依法依規辦案的同時,讓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參與其中、以案釋法。引入王陽明心學‘致良知’,讓聽證各方參與人講良心、講道理。”
“很多制度創新往往曇花一現,但是聽證法能生根發芽、茁壯生長,愈來愈煥發生機和活力,尋根問底,是因為其適應了基層實際,符合社會治理體制要求,維護了廣大群眾的切實利益,這正是‘楓橋經驗’的生動體現。”濰坊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濱海區黨工委書記孫起生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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