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人類都依賴彼此記憶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現在，我們依賴的是“雲”，它正在改變我們感知和記憶周圍世界的方式。
一對夫妻接到了一封生日宴會的邀請函。根據以往的經驗，兩人憑直覺就知道隨後該做什麼。他們一人負責考慮當天應該穿得正式還是隨意，而另一個負責記住宴會的時間和地點。
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將大腦的工作分攤給他人。每當面對新的信息，我們只會記住其中的某些東西，而自動將記憶其他事實與概念的任務，分攤給群體的其他成員。當我們記不起某人的名字，或者不知該如何修理一臺壞掉的機器時，只要向負責記憶這些信息的人求助就好。如果你的車開始咣噹亂響，你會給“好機友”雷伊（Ray）打電話。記不得《卡薩布蘭卡》的主演是誰？問問電影控瑪西 （Marcie）就行。任何社會單位——不論一對夫婦，還是一個跨國公司的會計部門，都會將記憶人、事、物的瑣細任務分派到不同成員的頭上。在上述幾個事例裡，我們不僅知道自己腦海中儲存的信息，也“知道”其他同伴負責記憶的信息。
這種分配模式避免了毫無意義的重複勞動，還能擴大一個群體的記憶總容量。當我們將記憶某類信息的任務託付於他人，自己原本負責這部分記憶的認知資源就得到了解放。作為交換，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資源，加深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比起各自為戰，群體成員對信息負荷的相互分擔，使得每一個個體都能獲得更廣泛、更深入的知識。記憶的分配將一個群體維繫在一起，如果我們不能從整個群體的“知識庫”中提取信息，那麼任何一個個體都不算完整。一旦相互分開，那對奔赴生日宴會的夫婦肯定會傻眼，一個人可能不得不穿著燕尾服在街頭遊蕩，另一人雖然可能準時到達宴會，身上卻套著運動衫。
有賴於所謂的“交互記憶系統”，這種分擔信息的趨勢，在一個“面對面互動”的世界裡發展起來。在這樣一個世界裡，人類大腦代表了信息儲存能力的巔峰。然而，這個世界已經不復存在。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曾經“火力全開”的人類大腦已在競爭中落敗。
iPhone的Siri進入社交群體後，一切發生了改變。當今世界，幾乎所有信息都能通過互聯網搜索得到。我們的研究認為，人類已差不多將互聯網，當作了交互記憶系統中的人類夥伴。我們像拜託家人、朋友、愛人時一樣，將記憶交給了“雲”。然而，互聯網卻不同於人類交互記憶系統中的拍檔——它知道得更多，製造信息的速度更快。互聯網不僅可能取代了“他人”這種外援式的記憶資源，也取代了我們本身的認知官能。互聯網不僅消除了我們與同伴分享信息的需要，也瓦解了將即時習得的重要信息，存儲進生物式記憶系統的衝動。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谷歌效應”（Google effect）。
新的記憶拍檔
我們最近的一項實驗，顯示了互聯網已在多大程度上將朋友或家人取代，分擔我們的日常記憶任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貝其· 斯帕羅（Betsy Sparrow）、當時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珍妮·劉（Jenny Liu）和本文作者之一韋格納，讓受試者將40個好記的簡單事實（例如“鴕鳥的眼睛比腦大”）輸入電腦。受試者分為兩組，一組被告知電腦會儲存他們的工作，而另外一組則以為這些句子將被刪除。此外，不論電腦是否會儲存信息，每一組都有半數的成員被要求記住這些句子。
我們發現，那些相信電腦已經保存了信息的受試者，記憶句子的效果更差一些。他們似乎把電腦當做了我們幾十年前就開始研究的“交互記憶拍檔”，習慣性地將信息交付電腦，而非自己的大腦。令人驚訝的是，即便研究人員明確要求受試者記住相關信息，這種趨勢也依然存在。似乎，只要有“網絡夥伴”在，人們將記憶負荷交給數字設備的願望就會無比強烈，以至於無法將細微的事情“刻進”腦海。
我們的另一項實驗，是研究人們在解決問題時，求助於互聯網的快慢程度。為探索這個問題，我們採用了心理學家稱為“斯特魯普任務”（Stroop task）的方法，讓受試者查看一系列顏色不同的單詞，並在忽略單詞意思的前提下，識別單詞本身顯示的物理顏色。通過測量受試者的反應速度，我們可以判斷每個單詞吸引受試者注意力的程度。如果他們對某個單詞的反應較慢，我們就可以假設，這個單詞的含義與他們正在思考的東西有關。比如，一個24小時沒有進食的人，認出一個代表食物意思的單詞的顏色的速度，就比一個已經吃飽的人更慢一些。與食物有關的單詞，和受試者當前的需求息息相關，所以他很難忽略這些單詞的意思，作出反應的時間也就更長。
在我們的實驗裡，受試者需要完成兩項斯特魯普任務：一個任務在回答簡單的細節問題後進行，另一個則在回答困難的細節問題後進行。斯特魯普任務裡的單詞，要麼與互聯網相關，比如紅色的“谷歌”（Google），或藍色的“雅虎”（Yahoo）；要麼就是普通的品牌名稱，比如黃色的“耐克”（Nike）或綠色的“塔吉特”（Target）。
我們發現，回答困難的細節問題——即受試者無法獨立回答的問題（比如“是否每個國家的國旗都至少有兩種顏色？”），對他們之後識別顏色的反應時間，存在顯著的影響。與一般的品牌單詞相比，人們在識別與互聯網相關的單詞的顏色時，花費的時間更長。這表明，當我們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上網”的衝動，會很快進入我們的腦海。顯然，當有人要求我們提供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我們最先想到的是“互聯網”這個無所不知的“朋友”。只需手指簡單地一點，或者發一條毫不費力的語音指令，它就能告訴你想要的信息。將記憶多種信息的任務轉交給互聯網，或許意味著我們已經用無所不知的數字雲端，替換了交互記憶系統的其他拍檔——朋友、家人，還有其他人類專家。
新的自我
從朋友和熟人組成的交互性社會網絡，到數字化的雲端，我們分派記憶的對象發生了改變。從很多方面來講，這都符合常理。散落於互聯網的海量字節，與儲存在一個朋友大腦中的信息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互聯網將信息儲存起來，並能根據問題，從中檢索答案；它甚至還能以出人意料的人性化方式與我們互動——使用過Siri的人一定知道這樣的感受。
另一方面，互聯網也不同於我們之前遇到的任何一個人。因為它總是存在，永遠處於“開啟”狀態，幾乎無所不知。智能手機能夠獲取的信息，遠多於任何一個人所能記憶的信息，很多時候甚至大於一整個群體所存儲的信息量。它總是在更新，除非“斷電”，它絕不會記錯或忘記，而我們的大腦卻經常出現這些問題。
互聯網的驚人效率，與傳統的信息搜索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若要向朋友諮詢問題，我們一般需要先知道他們的行蹤，並在心裡祈求他們知道我們想要的東西，還要等他們磨磨蹭蹭地一邊清嗓子，一邊在頭腦裡搜尋答案。同樣，如果想查詢書中的信息，你需要先開車到圖書館，然後在分類卡片裡慢慢摸索，接著在書架間來回穿梭，然後才能找到想要的材料。我們向熟人或參考書尋求信息的行為，恰恰強調了我們對外部信息資源的依賴。
然而，谷歌和維基百科改變了這一切。當我們的密友變作互聯網，個人的內部記憶（存儲在大腦裡）和外部記憶（從前是朋友，現在是互聯網）的區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現在，智能手機從互聯網提取信息的速度，有時比我們從自己記憶中提取信息還要快。智能手機搜索信息的即時性，或許已開始模糊個體記憶與互聯網上大量數字信息間的界限。
最近，我們團隊在哈佛大學進行的一項實驗，測試了人們將互聯網整合進主觀的“自我感覺”的程度。為了進行這一研究，我們想要再一次確認人們遇到細節性問題時，向搜索引擎尋求幫助的傾向。在實驗開始前，我們編制了一個量表，它可以測量人們對自己記憶能力的評價。在量表測試中選擇“我很聰明”或者“我記性很好”，可以代表一個人有著健康的“認知自尊”（cognitive self-esteem）。
我們將參與者分為兩組，請他們回答一系列的細節性問題。我們允許其中一組使用谷歌，而另一組必須自食其力。當他們回答完問題後，我們用量表對他們進行測試。
使用互聯網搜索答案的一組，明顯表現出了更強的認知自尊。令人驚訝的是，即使他們的回答完全來自網絡，人們也會錯覺地認為，給出答案的是自己的頭腦，而非谷歌。
為了確保這些人所擁有的“智力優越感”，並不只因為他們在谷歌的幫助下答對了更多題目，我們隨後進行了一個相似的實驗。我們向那些沒有使用搜索引擎的人，給出了錯誤的反饋，讓他們誤信自己差不多答對了所有問題。當兩組參與者自以為答對了相同數量的題目時，那些使用了互聯網的參與者，依然覺得自己更聰明。
這些結果暗示，我們被谷歌拉高的認知自尊，並不只源於“回答正確”所立刻帶來的積極反饋。搜索這一行為本身，使人們將 “谷歌”看做了他們“認知工具箱”的一分子。一次搜索的結果，並不同於從網頁上獲取的一個日期或名字，而是受試者自身記憶產生的一個“成果”。他們完全將谷歌算法的產物，當做了自己“知道”的東西。
將記憶分攤給谷歌和我們的大腦灰質，會產生一個具有持久諷刺意味的心理學效應。所謂“信息時代”的出現似乎造就了一代人，他們自認比以往的任何人都懂得多；但事實上，對谷歌的依賴，恰恰說明他們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少之又少。
然而，在我們成為“互聯腦”（inter-mind）一員的同時，也會發展出一種不再依賴我們大腦中本地記憶的新型智力。當我們從記憶日常事實的需求中解放，就可以利用空餘出來的這部分腦力資源，去實現個人的雄心。這種進化之中的“互聯腦”，或許可以將人類個體的創造力與互聯網上豐沛的知識結合在一起，使我們有能力突破一些自己製造的困境。
當計算機技術和數據傳輸的發展模糊了人腦與機器間的界限，我們或許可以超越一些由認知能力不足造成的思維和記憶短板。這種改變，並不意味著我們從此陷入失去自我的危機，相反，我們不僅與其他人類拍檔建立了交互記憶系統的合作關係，更與互聯網這個前所未有的強大信息資源建立起聯繫——我們只是將自我融入了一個更偉大的事物之中。
本文作者
丹尼爾·M·韋格納是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他研究的眾多領域包括了交互記憶和思維抑制。韋格納長期患病，於2013年7月去世。美國心理學會評價說：“他的思想將永存於他對心理科學做出的創造性和開拓性貢獻中，他將研究帶給他的快樂傳承給學生，並書寫在著作之中，亦會永遠流傳下去。”
阿德里安·F·沃德曾師從韋格納就讀於哈佛大學，博士論文研究人們如何將互聯網整合成為自我的一部分。現在，他是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助理研究員。
本文譯者 鄒璐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應用心理專業，研究方向為積極心理學，現為交互設計師。
“擴展閱讀
Transactive Memory: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the Group Mind. Daniel M. Wegner in Theories of Group Behavior. Edited by Brian Mullen and George R. Goethals. Springer, 1986. Google Effects on Memory: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 Betsy Sparrow et al. in Science, Vol. 333, pages 776–778; August 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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