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安之讀溫鐵軍先生《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
趙安之
溫先生出身於書香門第，卻有11年工農兵經歷和11年試驗區基層經驗，22年對誰的人生都不算短。先生在這個自認為“不是主流”的行業裡，不以理論工作者自居，卻稱讀書易而實踐難。筆者在人民大學農發學院讀碩士期間，溫先生是農發學院的院長，早已是馳名中外的思想家。溫先生著作等身，筆者研讀了不少，但能稱得上心領神會的不敢算多。在校期間，筆者終因青澀無知未曾冒昧拜訪溫先生，直到碩士畢業後，因為筆者的拙著《祁村奮鬥》基本完成並行將付梓，才有膽量將書稿的一部分發送給溫先生，並附上了一篇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一書頗不成熟的思考。先生熱忱地作了回覆，並邀請筆者參與先生課題組的案例寫作，來信勉勵筆者刻苦學習、堅持創作，叮囑筆者做學問不能操之過急。先生的平易近人和師長風範，令筆者終生難忘，併為自己之前的怯懦感到羞愧難當。值此書出版之際，附上這篇讀後感，以示對先生的無限感恩。
近日認真研讀了溫鐵軍先生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這本書愛不釋手，併產生了很多不成熟的想法和感受，於是班門弄斧的寫了這篇讀後感，理解有誤的地方還敬請先生海涵。
該書以純粹的經濟學手段，基於翔實的文獻數據，得出了一些對抗主流的結論：解放前舊中國土地所有權的佔有與土地使用權的分配，其實不盡如教科書所說的那樣不公平和無效率；解放後推行極左經濟模式，也是內外交困下為實現工業化，而迫不得已的自我掠奪，並不全是意識形態的主觀自願。
筆者在這篇拙文中，想借用政治術語談談對這本書的感想（或許只是筆者的臆猜，而非先生的本意）：“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並不如想象的那樣偉大，其政治目的多而經濟依據少；“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理論”並不如想象的那樣糟糕，其經濟被迫多而政治考量少。
1.“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為什麼沒有想象的那麼偉大？
以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地權分配，依然是目前佔統治地位的研究範式。當然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毛澤東早期在江西、湖南所做的土地調查，他在《井岡山的鬥爭》、《興國調查》等文章中指出：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農佔有80%的土地，而占人口90%以上的中農、貧農、僱農只佔有20%的土地。同時期的鄧子恢、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調查結果也與毛的觀點不謀而合。這便成為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一般性依據，即中國的革命是農民的革命，農民的革命是土地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輝煌的實踐成果奠定了其在毛澤東思想當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經濟學的數據或許並不完全支持這一政治觀點：
第一，土地所有權的相對分散。1950年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以及華東、中南軍政委調查的結果顯示，占人口10%的地主佔有50%的土地，占人口90%的貧僱農也佔有土地總量的50%，即地主與農民各佔一半土地。同時國內外的其他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解放前土地所有權相對分散，並不是向極少數人集中，至少土地所有權的佔有，不能成為誘發農民革命的唯一主要因素。正如杜潤生所說：“土地革命的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
第二，土地使用權的正態分佈。土地使用權要比所有權更能顯示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如果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實行“兩權分立”，那麼土地使用權向生產能力最強的種田能手流動，形成小農經濟條件下的適度規模經營，才可能創造出更多的農業剩餘，達到稀缺土地資源的相對合理配置。這種土地使用權必然向正態分佈轉變的帕累託改進，完全符合經濟學的基本規律。而後來的土地革命，實質上是以村社為邊界進行的土地均分和私有化。這不僅消滅了地主，也消滅了能規模生產農業剩餘的種田能手，一方面使最具經營能力的富農、中農生產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又使老弱病殘者佔有過多土地，導致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
小結：1927年至1937年被國民黨稱為“黃金十年”，而在中共黨史中則被稱為“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這種政治概念上的矛盾引人深思。解放前土地所有權是相對分散的，土地使用權也呈正態分佈，說明農業發展的內部制度並非完全無效率，或者說土地制度並非導致農民革命的直接原因。於是舊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就應該訴諸外部環境。先生給出的解釋是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對農村的過量剝奪，以及疲於應付戰爭而無暇對農業進行應有的保護等原因，共同導致了舊中國農業的衰敗和農民戰爭的爆發。這為今天的農村政策提供了前車之鑑：維持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鼓勵家庭農場、農墾公司、專業合作社等新的經營主體出現，首先從土地制度內部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那麼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則是完全符合我國國情的一種制度安排。
2.“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理論”為什麼沒有想象的那麼糟糕？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是一個大建設與大毀滅共存的時代，有關個人崇拜與平均主義的記憶早已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但至今卻鮮有人能冷靜解讀隱藏在極左意識形態背後真正的經濟動因，蹩腳的社會主義改造恰恰是在這個特殊時期的宏觀經濟環境制約下的被迫選擇，“統購統銷”的流通體制與“人民公社”的組織體制並非農業生產自身的需要，而是為了完成內外交困下的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權宜之計。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改造的經濟目的更多，而大劑量的意識形態說教，只是在為人民自願做出犧牲進行輿論鋪墊。
第一，內外交困下的痛苦工業化。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明知尚未形成“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卻為何果斷拋棄新民主主義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發展戰略，甚至不惜付出違背土改對農民承諾的信用成本，大躍進式地開啟社會主義改造的急行軍呢？新中國成立之後，地緣政治環境的高度緊張，要求脆弱的新政權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加強國防以求自保，而不再是“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了”。
在殖民掠奪不可複製、外部投資嚴密封鎖的條件下，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中國，從哪裡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原始資本積累呢？中國的國家工業化積累除了讓農村和農民做出犧牲之外，已經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路徑了。那麼政府想要相對容易地從大量分散的農民身上獲取除基本生存消費之外的全部農業剩餘，進行制度設計以實現工農兩大部類的交換，則需要統治技巧。
第二，工農兩大部類以剪刀差實現順利交換的制度設計。如果沒有特別的制度安排，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輕易從高度分散的小農手裡提取農業剩餘，而不花費高昂的交易成本。筆者以為中央政府主要使用了以下三種手段：其一，通過“人民公社”的組織保障對分散小農的生產、生活進行嚴格管控，以降低國家與社會的交易成本；其二，通過“統購統銷”徹底消滅市場以進行高度計劃經濟，壓低農產品價格，抬高工業產品價格，以工農業剪刀差抽取農業剩餘進行工業資本積累；其三，通過“階級鬥爭”為平均主義極左意識形態搭橋鋪路，以營造大公無私、樂於奉獻的軟環境。以上三策重拳出擊，保證了30年間工業與農業兩大部類的順利交換和原始積累的實現。
小結：放在經濟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敗得失，30 年極“左”思潮和個人崇拜或許只是冰山一角，而讓人們記憶猶新的或許恰恰只是它的表象。可以說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理論中對農業進行改造的初衷，從一開始就不是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而設計的，極左意識形態也並非領導階層的主觀選擇。但這一權宜之計的制度成本卻是巨大的，以農村、農業、農民為核心的“三農”問題導致了曠日持久的危機，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又一個30年後時代主題切換——工業反哺農業的時代到來。當前加速城鎮化以緩解農村尖銳的人地矛盾，戶籍制度、社保制度、產權制度的改革形成一套組合拳，疾風驟雨般改變著農業發展的內部結構；各項惠農政策的落實，也潤物無聲地優化著農業發展的外部環境。
這些文字所討論的主題或許已經不再新穎，但置身其中的仔細閱讀，卻讓愚生對中國農村現狀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寬廣、更具歷史厚度。無論在今後的學習還是工作中，先生的教誨都會常掛心間，負重前行不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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