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祭祀孔子大典”現在已成為舉世矚目的文化盛典，成為展示國家形象的文化品牌。作為綿延千年的文化大典，旨在傳承歷史文化，理應充分尊重文化傳統，儘可能保持其固有的文化元素，而不是隨意更改。根據這一理念，筆者擬對當今的“祭祀孔子大典”談幾點看法：
首先，祭典的名稱宜改為“釋奠禮”。“釋奠”原本是周代的祭名，因奉獻給祭祀對象的主要是幣帛，也稱釋幣。一開始，釋奠的對象比較多，有先聖、先師、先老、行者之先（行神）等。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釋奠對象逐漸只剩下先聖、先師。可以說，自漢代起，釋奠幾乎就成了祭孔的專名；至唐代，釋奠禮基本定型。從此，代代相傳，無甚更易。兩千年來，孔子與釋奠禮之間已經形成一種近乎天然的關係。我國因取消了“釋奠”之名而代之以“祭祀孔子大典”，以致鮮有人知“釋奠禮”為何物。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化大典，如果連祭名都無法傳承下去，豈不是很諷刺的事嗎？據悉，有的國家正在規劃將釋奠禮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如果我們不盡快恢復“釋奠禮”這一傳承數千年的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祭名，並加緊做好釋奠禮，我們的文化遺產為別國攘奪的一幕必將重演。
第二，祭典日期定於孔子誕日9月28日，既不合禮，又不合理。理由如下：
首先，誕辰祭祀不合禮。按照我國的禮儀傳統，對於生者，生日祝壽；對於死者，忌日祭祀；兩者區分得很清楚。誕日祭孔，始於1913年孔教會的提倡，後遂成為常態。這顯然是受西方宗教影響而然，是不合我國祭祀禮儀傳統的。不宜用民國以來幾十年的傳統替代自漢代以來兩千餘年的傳統。
其次，定9月28日為孔子誕日不合理。筆者注意到今年祭孔，臺北的主題是“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2561週年誕辰釋奠典禮”，而曲阜的主題是“儒濟天下、和寧四方——紀念先師孔子誕辰2562週年”。這裡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差異，即2561與2562。何以會產生這樣的差異呢？原來臺北採用的是《史記》所記載的孔子生於魯襄公22年（前551）的說法；而大陸採用的是《穀梁傳》所記載的孔子生於魯襄公21年（前552。2011+552-1=2562。無西元0年，故減1）的說法。9月28日乃是程發軔根據襄公22年推算出來的日子。這裡就有問題了。既然大陸採用孔子生於襄公21年的說法，那麼根據曆法推算，孔子的誕日就絕對不可能是9月28日了。而近來有學者用儒略曆推算為10月9日，又有學者用格利歷推算為10月3日。可見，今年孔子祭祀大典既然是2562週年，那麼以9月28日為孔子誕日就完全不合理了。
臺灣定孔子誕日為9月28日亦存在缺陷。清代學者江永在《鄉黨圖考》等書中就已經充分地論證了《史記》記載的孔子生年為不可信。學術界也普遍接受其說法，而信從《穀梁傳》。這可能也是曲阜今年祭孔大典定為2562年的原因所在。而臺灣竟採用了根據《史記》記載推算的結果作為孔子誕日，不能不說是失之草率的。
既然以9月28日為孔子誕日而舉行祭祀存在上述種種問題，那麼祭祀日期究竟定於何日為宜呢？
第三，建議恢復春、秋仲月（農曆二月、八月）上丁日釋奠的傳統。我國自古有丁日舉行祭祀的傳統。在傳統日曆上，每逢丁日一般都會註明宜祭祀。一年四季，每季三月，分別稱為孟月、仲月、季月。古代用干支紀日，每月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一般會出現三次。釋奠用第一個丁日，稱為上丁，所以釋奠禮也被稱為“丁祭”。孔府在四季仲月的上丁日致祭，稱為“四大丁祭”，一直延襲至近代。從漢魏到唐高祖時，國子學都是四時釋奠。唐太宗貞觀21年規定，州學、縣學在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丁日舉行釋奠禮。鑑於誕日祭孔存在的問題和丁日祭祀的悠久歷史，我們建議恢復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的傳統。
第四，各地文廟舉行釋奠禮的日期宜有所別。在這方面，韓國的做法頗值得借鑑。韓國至今猶有兩百多座孔廟，級別最高的是首爾的成均館，其地位相當於北京的孔廟。韓國的做法是，成均館用上丁日行釋奠禮，各道的文廟用中丁日，各縣用下丁日，鄉校用次月的上丁日。雖然，我國古代不論何種級別的文廟，都是上丁釋奠。但在今天，我們可以結合時代的需求，以義起禮，略做損益。不妨北京、曲阜的孔廟用上丁釋奠，省會城市、其他直轄市的文廟用中丁、一般市縣用下丁，更低一級的用次月上丁。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一、避免地方釋奠禮為北京或曲阜的釋奠禮的宣傳所掩蔽，可以充分發揮各級文廟釋奠在地方上的文化影響與作用；二、這樣使釋奠禮均衡地分佈在一個月之中，無異於每年開展一次全國性的孔子文化月活動，有利於更好地弘揚傳統文化。
第五，釋奠禮儀節的設計應該充分尊重傳統。曲阜祭孔大典創新的成分比較多，傳統儀節保留得比較少。從整體來看，曲阜祭孔大典的儀節設置很難說有什麼內在的層次性和關聯性，給人以有始無終，虎頭蛇尾的感覺。一開始就來了九次獻花儀式，有悖於“禮不欲數”的精神，幾乎成了官員人等的走臺儀式。而且從始至終都只是獻花，最後社會各界獻花環節更是一片混亂，甚至有人邊走邊攝像。這些都是極不合禮的，應該徹底改觀。另外，參與祭祀人員服飾缺乏系統性規劃或要求，顯得雜亂無章。在禮儀的細節上，曲阜祭孔存在的問題也不少。聊舉兩例：比如抬花籃的工作人員居然用正步走。且不論獻花籃是西化的做法，僅就行走的方法而言，我國傳統禮儀對不同場合的步法有非常細緻的合乎人情、物理的規定，主辦方未能充分參考，又如祭文中說“秋高氣爽，玉宇澄清”，然而當天曲阜分明下著細雨，怎麼能說是“玉宇澄清”呢？行禮要達到威儀可觀的效果，就必須充分重視所有的細節，否則必然給人不倫不類的感覺。
第六，在儀節的設置上，應該增加講經的環節。自古以來，釋奠就與講論儒家經典緊密相連，皇帝、皇太子釋奠講經，史不絕書。《大唐開元禮》中的釋奠禮就明確設置了講經環節。這種儀節在日本一直延續到今天，如2009年4月，日本“斯文會”第103屆祭孔典禮上，著名教授田部井文雄講解了《論語·子罕第九》“顏淵喟然”章。典禮結束後，又有學者在“斯文會館”講堂發表題為“孔子廟國際化之旅”的專題演講。今天，我們尤其應當重拾釋奠講經傳統，以豐富釋奠禮的內容，增強釋奠禮在文化傳播、普及方面的作用。
第七，祭文應當固定，不必年年撰寫。古代釋奠禮，祭文基本是固定的，僅將歲月干支依時變更。《大唐開元禮》等歷代禮書都有明確的範文。應該沿用古來慣例，參考歷代祭文，撰定藍本以推行開來，沒有必要在祭文的撰寫上翻無謂的花樣。
或許有人會指責我們是在復古。其實，無論是誰，都沒有能力復古，也沒有必要復古。時代在不斷髮展，但通過某些原汁原味的儀式，來保留一些歷史的記憶，繼承悠久的文化遺產，則是十分必要的。每屆奧運會，都會在雅典舉行採集聖火的儀式，其儀節、服飾、祭司、修女、橄欖枝等無不忠實於千年以前的樣態，人們由此目睹了原生態的希臘文明，進而心生崇敬之意。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聽說有人指責希臘人這一行為為復古。恰恰相反，人們都對保留了如此遼遠的歷史畫面的希臘人民表示由衷的敬佩。
作為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釋奠禮至今猶在中國大陸、港臺、韓國、日本、越南，乃至美國等地舉行。筆者衷心地希望我們的祭孔大典不斷完善，能夠以全新的氣象展現在世人面前。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1 年/10 月/31 日/第 0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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