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是如何影響到日本戰前和戰後電影

前段時間日本大阪和美國舊金山因為接收民間團體捐贈的慰安婦的雕像而斷交,而日本對於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到底是一個什麼態度?電影是一種媒介,是反應日本國內政治的一面鏡子,我們從日本戰前和戰後電影來日本對於二戰這段歷史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反應。

戰前

早期的日本電影實際上是四大新聞紀錄片構成的,分別是朝日,日日,讀賣,同盟,1933年,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提出了納粹式電影管制,並且著手起草了一大堆的新聞管制法案,這些東西被日本人所借鑑,由日本人三喜男幾乎逐條翻譯了德國的電影管制法案,送交到日本政府手裡,於是有了1938年的電影法,此法明確規定“電影政策必須作為國家思想政策的一部分”,並且在23條和24條規定電影的攝製和發行必須得到批准,電影人員必須登記,影片必須送審等等一系列政策,此法導致內務省的權力極大,隨便一個小小的科員就能讓一個電影公司倒閉。

由於法案的支持以及國民對於戰爭的狂熱,加上當你那XX事變這種說法盛行,於是乎一大堆的鼓吹戰爭的電影誕生了,包括《軍國搖籃曲》《夢中的鋼盔》、《向支那怒吼》、《海軍轟炸隊》、《衝破華北的天空》之類的影片盛行。

除了鼓吹戰爭以外,同時在偽滿洲地區,日本也用電影宣傳“五族和諧”和“王道樂土”,1937年8月,滿洲映畫協會成立,發行了《滿蒙破邪第一部》、《滿蒙破邪第二部》以及《遼西掃匪》,光看名字就知道這些電影講的是什麼,而偽滿洲國既出版又審查,僅在1933年到1936年,未能通過審查的片子就達到了1611部,而到1936至1937則高達1457部。

戰爭中期

攻擊東南亞,是把整個日本電影從XX事變轉變到“反抗白人統治”這個話題下,從1941年1月開始,日本政府就強制性下令全國電影院只能反映紀錄片以及文化電影,連基本的娛樂性電影都被剔除掉了,此後由於日本對東南亞一系列的進攻,日本電影製作出了《緬甸戰記》,《空中神兵》等等,同時在偽滿洲國的滿映公司也進一步麻痺中國民眾,播放了大量的表現日本軍隊“和諧”的影片,例如說《東方和平之路》以及動員日本人去滿洲墾荒的《沃野萬里》《黎明前》《大日向村》之類的,也就是這個時候,日本出現了一名幾乎全中國人都知道的著名演員:李香蘭。

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雖然中文極其流利,但是確實是日本人,出演過多部影片,包括《支那之夜》《白蘭之歌》,實際上當時在中國出名的不止李香蘭一個,包括滿映的日本導演坂根田鶴子,八木寬等人,當時的偽滿洲國的電影管制較之於日本本土反而寬鬆,只不過新聞和紀錄片依然由日本人牢牢把控,但是中國的導演和編劇可以製作一些“娛樂片”,但是不得與日本現有的政策做牴觸。

戰爭後期

由於日軍在中國戰場陷入泥潭,以及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失利,此時日本國內已經出現出很多不滿的聲音,此時太平洋作戰主要是海軍和空軍,鼓舞海軍和空軍的士氣勢在必行,1943年,由田坂具隆導演的電影《海軍、海軍》首先上了熒幕,此後又有表達“兵營就是家”概念的《決戰的天空》以及表達戰友情誼的《雷霆出擊隊》。

而到1944年,日本經濟基本崩潰,對美作戰越來越困難,中國戰場絲毫沒有得到好轉,此時需要大量的兵源繼續投入到戰爭之中,尤其是消耗兵源的陸軍,日本政府找到了木下惠介拍攝電影《陸軍》,豈不知木下惠介此人這時候是有反戰情緒的,導致在電影最後10分鐘插了一段反戰情緒的無聲對白,陸軍省大怒,直接停止了木下的導演職務。

而此時偽滿洲國的滿映方面70%的導演和80%的演員都是中國人,情況幾乎失控,儘管當時日本依然牢牢把控著審查權,但是在當時日本敗局已定幾乎深入到人心,因此戰爭宣傳片幾乎沒什麼人看,反倒是娛樂性電影大行其道,這些電影甚至深深影響到中國內陸地區,包括朱文順導演的《芝蘭夜曲》,池田的《虎狼鬥豔》。

戰敗

1945年日本裕仁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造成了日本電影屆巨大的波動,除了日益惡化的經濟以外,幻想的幻滅導致日本導演以及演員深深的恐懼,美軍登陸後完全掌控了日本電影的製片和發行,廢除了軍國時代的電影法,解散了軍國時代的電影公社,情報局以及一切和軍國主義沾邊的法律和機構。

美軍在1945年9月22日,由盟軍總司令部官員出面,要求日本電影屆必須按照此類思想發佈影片,它們包括

表現軍國主義的廢除

促進日本自由主義

保證日本不再威脅世界和平和安全

由於戰後左翼思想流行,揭露軍國主義的戰爭片盛行,包括思想左傾的日本導演山本薩夫的《戰爭與和平》,黑澤明的《我對青春無悔》,市川昆的《緬甸的豎琴》,日本導演小林正樹更是塑造了戰爭六部曲《做人的條件》,轟動影壇,這時期的日本電影主要是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惡為主。

日本政治是如何影響到日本戰前和戰後電影

受害者心裡

1952年後,日本影壇颳起了一股受害者反戰風,這股風氣從1952年一直延續到今天,例如新藤兼人的《原子彈災難下的兒童》,表現沖繩戰役女學生的《山丹之塔》,從這個時期到1960年,日本有一大批這類的反對戰爭,呼籲和平,歌頌人權的二戰電影,一方面,這是日本民眾對於和平的願望,另外一方面,這些電影對歷史的態度曖昧,似乎在表現“日本同樣是戰爭受害者”這麼一個主體,減輕了日本人的道德壓力。

異變

右翼電影是隨著日本經濟的起飛而出現的,由於盟軍電影審查的結束,日本經濟在60年代到80年代高速發展,表現民族主義,尤其是對美國人的自卑感的民族主義電影噴發而出,包括村山三男的《啊,海軍》《啊,零式戰鬥機》《啊,特工隊》《血戰沖繩島》等等,描寫日本將領,尤其是日本海軍將領的電影數都數不清,尤其以山本五十六被拍的最多,

進入九十年代,日本電影徹底娛樂化起來,連戰爭片也不例外,例如說1997年的《太平洋之嵐》,2005年的《暴風女神》,基本屬於娛樂片範疇,此時日本電影走入低谷,沒有類似於黑澤明之類的大神級別的出現,而這時候正值日本電子遊戲蓬勃發展時期,虛構戰爭的“神話”成為心靈逃避的一個重要辦法。

對外承認必要最小限度的戰爭責任,對內把戰爭責任問題擱置是日本對二戰態度的一貫原則。對於他國人民的痛苦沒有痛感,以及由於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自傲自大,使得日本式“反省”令人啼笑皆非。

中國人不應該對日本式道歉抱有太高的期待,日本右翼宮崎正弘從1986年開始寫反華書籍,一直寫到2017年,出版了六十多本,一想到中國到底那點對不起日本了?而日本何止一個宮崎正弘?電影不也是一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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