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舟（1887—1970）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原名王天禎，四川省宣漢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27年在武漢轉入中國共產黨。創建川東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川東遊擊軍，歷任中共川東軍委書記兼遊擊軍總指揮、紅33軍軍長、中革軍委委員、八路軍129師385旅旅長、西北軍區副司令員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監委專職常委。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中央委員。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服務員不是為你們服務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親自為王維舟題詞：“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王維舟一直珍藏著，從未給子女們看，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才拿出來給孩子們看。顯然，他沒有把這個題詞當作榮譽，而是當作了對他的要求，當作動力，也是對後代的要求。
王維舟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經常跟孩子們講，他是從四川的深山老林裡出來的，不能忘記勞動人民，要求孩子們做到熱愛勞動人民，始終保持為人民服務的人生態度。
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無論司機、警衛員，還是服務人員，都非常熱情、平等待人，關心他們的冷暖，經常跟他們聊家常。一位姓馬的司機，識字不多，王維舟就教他識字，一星期兩次。有一次，王維舟開完一整天會議回來之後，吃完飯就要走。家人問他要幹什麼去，他說去教識字。家人都勸他，這麼大年紀了，又開了一天會，時間也晚，今天就先不去了。王維舟哪裡肯聽，堅持要去教。
後來，一位司機郝士元考上了大學，奈何家裡貧困，只能忍痛捨棄大學夢。王維舟知道後，就把自己的工資拿出來資助他，鼓勵他去學習。
有一次，王維舟兒子的同學來到他家，一位工作人員說要幫忙去倒杯茶。恰逢此時王維舟走進來，非要兒子親自去倒。事後，王維舟把幾個孩子一起找來，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服務員不是為你們服務的，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做。”
王維舟教育孩子不能公車私用。在兒子王新民的記憶中，只有兩次除外，都是在春節期間，一家人去十三陵和頤和園。回家後，王維舟還堅持要司機算出汽油費，自己交錢。
在20世紀60年代的困難時期，糧食定量不夠，孩子們都在長身體，常常感到吃不飽，有些怨言。王維舟就講他們長征時過草地吃皮帶，很多同志犧牲了。他一邊教育孩子，一邊講困難只是暫時的，越困難，越要和普通老百姓一樣，越要堅定信念。王維舟家住的是北京四合院，有個小院子，不到3平方米，院中原來種了些花草，他自己動手全都種上了菜。
王維舟對於自己的困難，能不麻煩組織就不麻煩組織，努力自己解決。在困難年代，他想的講的都是全國人民、家鄉如何，對浮誇風深惡痛絕。聽說個別地方餓死了人，他流下了眼淚。子女們深切地感到父親是真心地愛人民。在父母對子女的言傳身教下，孩子們學到很多東西。在改革的大潮中，王維舟的幾個子女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下崗在家後都沒有找組織麻煩，而是自己去努力想辦法解決。
“甘當群眾公僕，永為人民謀福”
王維舟身居高位，但他從來不居功自傲，深知自己來自人民，要永遠服務於人民。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作為人大代表回家鄉視察，這是1949年後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老家.在家鄉，他親眼看到了鄉親們由於天災人禍而遭受的痛苦，心中非常難過。他按捺不住激動，把地方上的領導幹部召集在一起說：“大巴山人民是用自己的血汗養育過紅軍的光榮人民，大巴山地區是中國革命的老根據地，現在搞成這個樣子，大家於心何忍！要迅速改變這種狀況，官愛民，民擁官，歷來如此，否則要遭歷史的懲罰。”
此後，他幾次向孩子們提起這件事，說：“土地革命時期，川東人民組建的川東遊擊軍，身經百戰，最後參加西路軍幾乎全部犧牲於甘肅高臺，犧牲了多少父老鄉親的好兒女啊！但他們為革命獻身，死得其所。今天，和平建設時期，由於工作的失誤，再使人民受苦，真是犯罪啊！”
正因為王維舟能體貼民情，仗義執言，在家鄉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王維舟在北京時，每天都要收到許多中央和部門轉來的人民來信。這些寫信的人不知道他在北京的具體地址，只知道他住在北京。於是轉來的信，地址寫得各種各樣，有的寫“中央國務院，王維舟收”，有的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王維舟收”，甚至有的就寫“北京天安門，王維舟收”。王維舟知道，這些最平凡，普通的老百姓，懷著極大的希望，真誠地來向他訴說他們的痛苦與歡樂。他嚴肅認真地對待每一封來信，依據黨的政策及歷史事實，處理這些來信。孫子王荒原還幫助抄寫過不少覆信。在這一過程中，王荒原深感，爺爺王維舟一生追求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甘當群眾公僕，永為人民謀福”。
王維舟經常對子女們說：“我和千千萬萬普通的共產黨人一樣，為共和國的誕生和建設做了我盡力做的事，不求留名，只求多給人民做點事，少犯點錯。要記就記住我們偉大的黨和領導人吧！”他要求子女珍惜今天的幸福，不要忘了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要保持革命傳統。希望子女老老實實地做人，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這樣，他就心滿意足了。
（中共宣漢縣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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