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勇平 沈目田
清末的改革始於戊戌變法，但也侷限於行政改革，即便如此，也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就開始遏制以光緒皇帝為主的帝黨，沒有掌握兵權的帝黨就去策動袁世凱發動兵變，準備圍攻頤和園，活捉老佛爺。即便順利策反了袁世凱，由於兵力相差懸殊，帝黨也不太可能成功。光緒帝感覺情況不妙，就讓康梁先逃命。
官二代譚嗣同本來也有機會逃走，但他拒絕逃命，理由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後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戊戌變法是一次改良運動，康梁等人把希望全部寄託在沒有什麼實權的光緒帝身上。想有所作為的光緒帝，又得看慈禧的臉色行事。
戊戌變法起初也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否則，變法就根本就啟動不了。大權在握的慈禧希望變法在可控範圍內進行，當她發現變法可能超出其允許範圍時，她就毫不猶豫地出手阻止，變法也就夭折了。變法起初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的朝中重臣、封疆大吏，而最後支持變法的封疆大吏只有湖南巡撫陳寶箴。
經歷過庚子事變、日俄戰爭後，清政府痛定思痛，派遣大臣去考察各國憲政，準備進行預備立憲。仿照西方的議會，在中央層面成立了資政院，在地方上成立了諮議局。資政院的議員，一半欽定，一半民選，有點類似西方的上院和下院。諮議局的議員，則全部由民選產生，但對選民有財產、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具有選民資格的人很少。
諮議局也成為了有識之士的政治舞臺，地方紳商是諮議局的主角，他們形成了一支具有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立憲派。各省的諮議局代表組成國會請願同志會，數次請願要求速開國會，但清政府不為所動，這讓立憲派中的激進派很不滿，轉向了革命黨。梁啟超就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發動了大大小小數十次的武裝起義，但都沒有成功，其中尤以黃花崗起義最為慘烈。孫文在國內沒有立足之地，經常流亡海外，並在海外與康梁的改良派爭奪地盤，為此還爆發了輿論戰，革命黨主張通過革命建立共和民主，改良派則主張通過政府的自我改良建立君主立憲。身在海外的梁啟超雖然被清政府通緝，但卻是立憲運動的幕後操作手之一。
革命黨的主張在海外日益受到歡迎，海外華僑紛紛解囊相助，為革命黨捐款。革命黨所發動的武裝起義，其經費基本上都來自海外捐款。海外的留學生，尤其是在日本的留學生，很多人都接受了革命思想。而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又有不少人進入了新軍，成為新軍的骨幹力量。後來的武昌起義，也是一部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軍發動的。
清政府所成立的內閣，由於多名內閣成員為皇族，於是也被稱為皇族內閣。這又讓立憲派產生了不滿，開始懷疑政府的預備立憲是否真誠。如果說遲遲不成立國會和皇族內閣的出臺，讓立憲派的政治理想受到了挫折，那麼鐵路國有政策的出臺則侵害了立憲派的經濟利益。政治上的打壓和經濟上的侵害，結果把立憲派都逼成了革命黨。
立憲派中的紳商，是鐵路公司的大股東，而普通民眾也是小股東。當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時，立憲派就發動民眾進行抵制，這就有了著名的保路運動。由於四川的補償方案最令人失望，所以四川的保路運動也最為激烈。最後，民眾與政府之間出現了暴力衝突，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從外省調兵入川進行鎮壓。
湖北的軍隊被調遣去了四川鎮壓保路運動，部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軍就趁機發動了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並非革命黨出身的黎元洪被革命軍捧為了領袖，當時孫文還在海外為下一次的武裝起義募集資金，沒想到新軍會發難，革命黨的大佬黃興則火速趕往武昌指揮戰鬥。總之，武昌兵變，讓革命黨始料不及，也讓政府措手不及。
慈禧死後，攝政王載灃就成為了清政府的頭號人物。他對大權在握的袁世凱存有戒心，就逼迫袁世凱辭職了。武昌兵變後，清政府試圖調動北洋六軍去鎮壓，卻調不動，實在沒轍了，最後清政府只好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並沒有全力進剿革命軍，而是跟革命軍邊打邊談，最後革命軍答應，只要他推翻清政府，革命軍就擁戴他為總統。
南方各省，在立憲派與革命黨的通力合作下，都宣佈了獨立，脫離了清政府管轄。立憲派中的大佬張謇，是立憲派中最保守的，當武昌兵變發生後，他還主張進行鎮壓，直到大勢已去，他才改變立場，放棄了君主立憲，贊成共和民主。而另一位立憲派的大佬湯化龍則在第一時間支持武昌兵變，還策反了他弟弟湯鄉茗率領艦隊投誠。
清政府見大勢已去，不得不接受袁世凱的條件，被迫下詔退位。清政府此舉，可以說是很明智，通過放棄權力，保住了身家性命和優厚待遇。另外，清政府沒有做最後掙扎，也避免了很多人流血犧牲，這也讓辛亥革命以比較小的代價，就結束了維持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並建立了共和民主。
在清末的最後幾年，清政府的確做了很多改革，比如成立了資政院（相對於臨時國會）、諮議局（相對於臨時省議會）。另外，還推動了地方自治。與戊戌變法期間短暫的行政改革不一樣，預備立憲是實實在在的政治改革。但由於改革進程緩慢（如遲遲不成立正式國會），以及一些改革措施不得人心（如皇族內閣的成立、鐵路國有政策的出臺），錯失了一次建立君主立憲的絕佳機會。
當改良與革命開始賽跑時，清政府不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結果把主張改良的立憲派一步步推向了革命黨。從壓制國會請願活動，到皇族內閣的成立，再到鐵路國有政策的出臺，讓越來越多的人失望，“改良已死，革命當立”，也成為了很多人的共同心願，出現民心思變、軍心思變、官心思變，出現保路運動、武昌兵變、袁世凱逼宮，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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