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勇平 沈目田
清末的改革始于戊戌变法，但也局限于行政改革，即便如此，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就开始遏制以光绪皇帝为主的帝党，没有掌握兵权的帝党就去策动袁世凯发动兵变，准备围攻颐和园，活捉老佛爷。即便顺利策反了袁世凯，由于兵力相差悬殊，帝党也不太可能成功。光绪帝感觉情况不妙，就让康梁先逃命。
官二代谭嗣同本来也有机会逃走，但他拒绝逃命，理由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运动，康梁等人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没有什么实权的光绪帝身上。想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又得看慈禧的脸色行事。
戊戌变法起初也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否则，变法就根本就启动不了。大权在握的慈禧希望变法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当她发现变法可能超出其允许范围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出手阻止，变法也就夭折了。变法起初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朝中重臣、封疆大吏，而最后支持变法的封疆大吏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
经历过庚子事变、日俄战争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派遣大臣去考察各国宪政，准备进行预备立宪。仿照西方的议会，在中央层面成立了资政院，在地方上成立了谘议局。资政院的议员，一半钦定，一半民选，有点类似西方的上院和下院。谘议局的议员，则全部由民选产生，但对选民有财产、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具有选民资格的人很少。
谘议局也成为了有识之士的政治舞台，地方绅商是谘议局的主角，他们形成了一支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立宪派。各省的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数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但清政府不为所动，这让立宪派中的激进派很不满，转向了革命党。梁启超就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的武装起义，但都没有成功，其中尤以黄花岗起义最为惨烈。孙文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经常流亡海外，并在海外与康梁的改良派争夺地盘，为此还爆发了舆论战，革命党主张通过革命建立共和民主，改良派则主张通过政府的自我改良建立君主立宪。身在海外的梁启超虽然被清政府通缉，但却是立宪运动的幕后操作手之一。
革命党的主张在海外日益受到欢迎，海外华侨纷纷解囊相助，为革命党捐款。革命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其经费基本上都来自海外捐款。海外的留学生，尤其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很多人都接受了革命思想。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又有不少人进入了新军，成为新军的骨干力量。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是一部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军发动的。
清政府所成立的内阁，由于多名内阁成员为皇族，于是也被称为皇族内阁。这又让立宪派产生了不满，开始怀疑政府的预备立宪是否真诚。如果说迟迟不成立国会和皇族内阁的出台，让立宪派的政治理想受到了挫折，那么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则侵害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政治上的打压和经济上的侵害，结果把立宪派都逼成了革命党。
立宪派中的绅商，是铁路公司的大股东，而普通民众也是小股东。当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时，立宪派就发动民众进行抵制，这就有了著名的保路运动。由于四川的补偿方案最令人失望，所以四川的保路运动也最为激烈。最后，民众与政府之间出现了暴力冲突，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从外省调兵入川进行镇压。
湖北的军队被调遣去了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部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军就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非革命党出身的黎元洪被革命军捧为了领袖，当时孙文还在海外为下一次的武装起义募集资金，没想到新军会发难，革命党的大佬黄兴则火速赶往武昌指挥战斗。总之，武昌兵变，让革命党始料不及，也让政府措手不及。
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就成为了清政府的头号人物。他对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存有戒心，就逼迫袁世凯辞职了。武昌兵变后，清政府试图调动北洋六军去镇压，却调不动，实在没辙了，最后清政府只好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并没有全力进剿革命军，而是跟革命军边打边谈，最后革命军答应，只要他推翻清政府，革命军就拥戴他为总统。
南方各省，在立宪派与革命党的通力合作下，都宣布了独立，脱离了清政府管辖。立宪派中的大佬张謇，是立宪派中最保守的，当武昌兵变发生后，他还主张进行镇压，直到大势已去，他才改变立场，放弃了君主立宪，赞成共和民主。而另一位立宪派的大佬汤化龙则在第一时间支持武昌兵变，还策反了他弟弟汤乡茗率领舰队投诚。
清政府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条件，被迫下诏退位。清政府此举，可以说是很明智，通过放弃权力，保住了身家性命和优厚待遇。另外，清政府没有做最后挣扎，也避免了很多人流血牺牲，这也让辛亥革命以比较小的代价，就结束了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并建立了共和民主。
在清末的最后几年，清政府的确做了很多改革，比如成立了资政院（相对于临时国会）、谘议局（相对于临时省议会）。另外，还推动了地方自治。与戊戌变法期间短暂的行政改革不一样，预备立宪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但由于改革进程缓慢（如迟迟不成立正式国会），以及一些改革措施不得人心（如皇族内阁的成立、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错失了一次建立君主立宪的绝佳机会。
当改良与革命开始赛跑时，清政府不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结果把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一步步推向了革命党。从压制国会请愿活动，到皇族内阁的成立，再到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让越来越多的人失望，“改良已死，革命当立”，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共同心愿，出现民心思变、军心思变、官心思变，出现保路运动、武昌兵变、袁世凯逼宫，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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