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以來，P2P平臺成批“爆雷”。哪怕按照保守的估計，2個多月來的涉案金額也達到了4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數十萬個家庭，一夜之間由所謂“中產”變成“金融難民”。歷史證明——改革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引，庸俗經濟學不僅沒有推動社會進步，反而給普通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不懂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哪裡有資格空談什麼“改革”？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迅速增大，中國金融市場再也不是世界範圍內的“小角色”。進入2018年，中國銀行的市值總量已經超過美國銀行的2倍；A股總市值約60萬億元，也接近紐交所總市值的40%。中國金融市場體量的增加，意味著對金融體制建設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個形象的比方，小雜貨店和大型連鎖超市對管理體系的要求肯定不同，體量越大，對管理水平的要求就越高。當下應當如何構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不妨借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的一句話：“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老路和邪路
封閉僵化的老路，是否定金融對於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歷史上的計劃經濟是按照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架構來運行的，而蘇聯政治經濟學在金融領域是空白。蘇聯政治經濟學完全否定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意義，由政府直接行使資源配置的職能。
在工業化剛起步、資本稀缺的時期，中央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尚可接受；但是當產業結構複雜化、資本不再稀缺之後，資源配置效率可就成問題了：
第一，信息不對稱性導致資源配置的結果不是最優的，說得更通俗一些，就是國家計劃中沒有充分考慮到的因素挺多。
第二，由於國營企業可以伸手要錢、存在“預算軟約束”，卻沒有必要的破產清算機制，導致效益長期很差的企業構成嚴重的財政負擔。
第三，由於缺乏直接投資渠道，數量巨大的居民存款只能存在國家銀行裡面，難以靈活發揮作用，實質上構成了資產閒置。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計劃經濟下的銀行不是真正的銀行，而是金庫、貨幣發行公司。
由此可見，不重視金融的老路，是想走都走不回去了。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客觀上需要科學合理的金融體系作為助力。
改旗易幟的邪路，則是完全無視金融的負面作用，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盲目鼓吹金融自由化。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有其固有弊端，金融資本以套利為唯一導向，並不在乎金融活動是否真正幫助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弊端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淋漓盡致地暴露出來：這場金融危機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將次級房貸等垃圾債務包裝為五花八門的證券和理財產品，鼓勵大眾購買、其實是讓全民接盤。待到金融危機爆發前夕，虛擬經濟已經與實體經濟的運行嚴重脫節，大量金融資本在虛擬經濟中循環套利，並沒有成為實體經濟中企業的運營資金。
以美國為代表的所謂“現代金融體系”是不折不扣的邪路，它僅對極少數金融資產階級有利，而公眾則是被定期收割的韭菜。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許多美國公眾的401K退休金賬戶餘額遭到“腰斬”。就在舉國上下哀鴻遍野之時，美國政府還要動用納稅人的錢來救濟“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華爾街各大金融機構慶幸劫後餘生之時，照樣給高管發放花紅——這可真是典型的劫貧濟富。
老路不管用，邪路很可惡，它們都不可能是當今中國的選項。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必須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新路。
金融活動是一分為二的
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應該明確以下基本原則：
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的意義在於靈活配置資源、發展生產力。只有為發展生產力而開展的金融活動才是必要的、合理的。無益於發展生產力的金融活動則是金融政策、金融監管必須防範的對象。
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利益高於私人資本的利益。國家允許私人資本在金融市場適當獲利，但是當私人資本的利益與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利益產生衝突時，國家必須出手干預、先禮後兵——這就是孫中山所說的“節制資本”。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在價值取向上與處處維護私人資本的資本主義金融體系有著本質不同，不可能做到完全“接軌”。“金融創新”絕不意味著私人資本想幹啥就幹啥。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金融活動當然也不例外。金融活動對生產力的影響，既有建設性的一面，也有破壞性的一面。
建設性的金融活動，本質上是幫助實體經濟中真正從事生產的企業解決融資問題，使得企業可以獲得充裕的資金用於研發、製造、併購等與再生產相關的活動。改革開放以來，建設性的金融活動已成功地幫助許多國有企業實現融資，為國企的改革和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巨大助力。
比較成功的案例是香港的“紅籌股”，即具有中資背景、並於海外註冊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從1993年至1997年6月底，紅籌股公司通過首次發行及增資配股籌集的資金為115.5億美元。1997 年上半年，香港股票市場的總籌資額約為1433億港元，其中，紅籌股佔了23.8％【1】。這些資金在當年顯得體量巨大，順利解決了大型國企面臨的資金問題，推動它們向市場化轉型。時至今日，紅籌股公司都已成為各自所在行業的翹楚，名字也耳熟能詳，例如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華潤醫藥、中國海洋石油、招商局港口等等【2】。
破壞性的金融活動，扮演的往往是將資金與實體經濟割裂，甚至從實體經濟中抽出的角色。例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法國，壟斷資本家將大量資本以借貸的形式輸往國外，中小資產階級則將資金存入銀行或購買債券。法國形成一個龐大的的靠剪息票為生的食利階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總計達200 萬人以上，連同家屬約500 萬人【3】——這和時下某些“小資”鼓吹的“依靠被動收入獲得財務自由”是不是很相似？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列寧將當時的法國稱為“高利貸帝國主義”。法國向國外的資本輸出絕大部分不是生產性的投資，而是借貸資本，包括給外國政府的財政貸款，或者購買有外國政府財政擔保的債券。在法國金融資本家看來，坐等吃外國政府的利息實在是太省心、太舒服了，像沙俄這樣的大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並不高。以致里昂信貸銀行、巴黎國民貼現銀行、興業銀行、工商信貸銀行等大銀行專心對外放貸，而逐漸減少對法國工業企業的投資，甚至不願提供中長期貸款。法國金融活動的腐朽，使得法國的工業企業不得不依靠自身積累來解決資金問題，對法國本土的工業發展非常不利。
《白毛女》的故事則是舊社會華北農村高利貸的縮影。以黃世仁為代表的放貸人不事生產，卻通過高利貸榨乾了貧農的絕大部分收入。以楊白勞為代表的貧農連維持基本的生存都做不到，哪會有資金購買農具、牲畜或開展養殖？放貸人客觀上將資金從農業生產中抽出，對農業發展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時下有些人盲目鼓吹髮展金融，只談金融是如何“高大上”，卻閉口不談金融畸形發展對生產力造成的破壞。這樣的人，不是傻就是壞。從歷史經驗來看，金融的畸形發展會提升企業的融資成本：在金融泡沫破裂之前，循環套利會在虛擬經濟內部造就一段時間的高收益率。而這段時間對於實體經濟中的企業來說，恰恰是非常難熬的——要想融資，就得承諾比虛擬經濟更高的收益率，而這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可是如果不做出、或者無法履行提供超高收益率的承諾，企業甚至融不到資；於是金融資本更不願意向實體經濟注資，繼續留在虛擬經濟中循環套利，直至金融泡沫最後破裂。房地產業（不是建築業）的畸形發展，已經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印證了上述情形。
頂層設計，堵疏結合
正因為金融活動是一分為二的，國家對於金融體系和金融監管應有必要的頂層設計。頂層設計的目的是趨利避害，充分發揮金融活動的建設性作用，並且特異性地抑制金融活動的破壞性作用。
說到金融改革，許多人的習慣性思維仍是“與國際接軌”，先看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有什麼樣的金融環境、金融產品——真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最終迷失了自我。如前文所述，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合理的地方多得是，而且完全以私人資本獲利為價值導向，並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價值取向和實際需要。
大道至簡，金融改革應該用“奧卡姆剃刀”除去繁瑣的思維，迴歸一個簡單的判斷標準：調整金融政策所促生的金融活動和金融產品，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真正從事生產的企業以較低成本獲得融資？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金融改革的方向就是對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金融改革一定出現了偏差、錯誤。
構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在操作層面上應當體現為堵疏結合：國家從全局戰略出發進行頂層設計，堵住對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的資本流向，鼓勵資本流入對發展生產力最有意義的領域。
堵住擾亂社會秩序的源頭
堵，是為了防止私人資本驅動金融畸形發展、對生產力的發展乃至社會穩定造成破壞性影響。某些金融活動起到的是擾亂社會秩序的作用，以下幾個方向應當堅決堵住：
無授信機制的互聯網消費金融
應堅決停止發展以網貸平臺為代表的互聯網消費金融。商業銀行的消費金融（如信用卡業務）建立在嚴格的信用審查制度之上，信用額度與個人收支狀況有著科學的比例關係。與商業銀行相反，許多經營互聯網消費金融的企業完全沒有授信機制。它們兜售的這類消費金融，本質就是利用某些低收入群眾的貪慾，誘使他們寅吃卯糧——這些人並沒有穩定增加收入的有效手段，卻習慣於透支自己的消費能力，最後在不知不覺中淪為當代楊白勞，被金融資本恣意吸血。
前一段時間引爆網絡輿情的“裸貸”事件已經足以說明問題。某些女大學生一時貪心不假，但這更反映出了金融監管的缺失——金融監管的目的就是保護弱者，允許這種吸血的網貸平臺存在，本來就是個巨大的錯誤。
消費金融頂多短期內拉動個人消費，而長期來看甚至會抑制個人消費——債臺高築的低收入群體，大多數收入都用來還本付息，哪裡還有閒錢去消費？消費金融並不向從事生產的企業注資，對產業升級毫無意義。
2018年4月，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下發《關於加大通過互聯網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整治力度及開展驗收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未取得金融牌照不得從事互聯網資管業務。這算是亡羊補牢，為無授信機制的互聯網消費金融的野蠻生長踩了一腳剎車。
高利貸活動
國家應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高利貸活動，重新制訂高利貸入刑的司法解釋。促使民間借貸全面轉向公開、透明、受監管的平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民間借貸不等同於高利貸。某些人以“為民間借貸提供更多空間”為藉口，鼓吹給高利貸活動“鬆綁”，這種論調純屬禍國殃民。民間借貸在歷史上長期存在，也有其客觀合理性——農村居民為了蓋房子向親戚朋友借點錢，過去和現在都很常見。而高利貸則是畸形發展的民間借貸，對生產力起到的是破壞性作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的司法解釋，年利率36%以上的高利貸是無效的。那麼放貸人要想完全收回高利貸的本息，肯定不會走法律程序，而一定會通過威脅乃至控制債務人的方式強行索取非法債務——這便大大助長了基層社會的黑社會活動，發生於2017年4月的山東聊城“辱母殺人案”的背景就是黑社會代為索取高利貸。
因此，國家應該通過嚴格的立法和執法，將正常的民間借貸與高利貸做徹底的切割。正常的民間借貸要規範化，在規範化的前提下國家才能保護債權人的合理權益，例如加強法院執行力度，應用人工智能識別債務人擁有的銀行賬戶，不動產及其他有價資產，以智能算法自動強制執行（既然已有人工智能查稅的先例，搞強制執行並不遙遠）。規範民間借貸活動其實有利於降低小額借貸的實際融資成本。
此外，對於換個馬甲重新出現的高利貸，應當堅決予以封殺。金融監管的職能，本來就是將金融風險與普通公眾隔離開來。正因為普通公眾承擔金融風險的能力極為有限，所以許多國家才建立了“特許投資人”制度，規定收入和財產總量低於一定額度的普通公眾不能參與某些投資。在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確實忽略了金融監管——如果政府不去主動識別金融風險、承擔起“防火牆”的責任，難道要把識別金融風險的責任交給六七十歲的老人和女大學生嗎？
由於一段時期內監管的缺失，P2P平臺湧現出“E租寶”、“易乾寶”等著名龐氏騙局。涉案金額在百億元人民幣以上的P2P平臺有十幾家，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則不可勝數。
出於維護金融秩序和基層社會穩定的需要，必須對高利貸長期採取高壓政策、嚴厲打擊。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利益高於私人資本的利益，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的基本價值取向，這一點既不能動搖、也不允許質疑。
很少受到監管的金融活動和金融產品
信託基金等金融產品，歷史上一度很少受到監管。導致許多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炒作，房價高漲造成城市居民的嚴重負擔，也推高了企業的運營成本，這當然不利於發展生產力。我國移動支付發展很快，但是由於一開始繞開了銀行清算體系，客觀上為洗錢等非法金融活動提供了空間。
國家應當進一步擴大金融監管的範圍，原則上保證所有金融活動、金融產品都有對口的監管機構，金融監管不應存在“死角”和“盲區”。2017年11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2018年3月，原銀監會、原保監會合併成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由此終結了此前“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模式。
2017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即“網聯平臺”），以及業務遷移相關準備工作；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機構受理的涉及銀行賬戶網絡支付業務全部通過網聯平臺處理。網聯平臺既有力地支持了移動支付，又將其納入了監管範圍，清算系統則堵住了洗錢等非法金融活動的口子。
以上這些都是歷史性的進步，有助於使金融監管擴大範圍，增強力度。
疏通產業升級的血管
疏，是為了充分調動社會資本存量，把握投資機遇，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特別指出：在構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的過程中，國有金融機構和國有資本應發揮重要作用。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圍繞資本邏輯運行的金融體系存在諸多問題。例如，銀行業存在“晴天送傘，雨天收傘”的悖論：從商業銀行的立場來看，貸款給收支狀況很好的企業風險最低，但是這樣的企業往往不需要貸款——從企業的立場來看，無論是依靠營收從內部積累資金，還是直接從股市融資，可能都是更好的選項。迫切需要技術升級的企業才真有資金的需求，但是由於技術升級客觀上存在開發週期，回款週期不會太快，商業銀行不見得喜歡發放貸款。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金融體系既然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那就應當靈活利用市場機制，並且克服私人資本的固有缺陷。
如何有效引導資本流向實體經濟？除了給房地產降溫、嚴控對區塊鏈貨幣等虛擬經濟概念的炒作之外，還要保證投資實體經濟有利可圖。下面談一些可操作性較強的具體方法。
1）鼓勵創業風險投資參與產業升級，增強創投機構的專業性。
中國經濟正面臨產業升級，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高端產業的技術開發客觀上需要大量資金。僅以生物製藥行業為例，2018年前2個月，全球創投機構就已經完成了28億美元對生物公司的投資，比2013年全年還要多【4】。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對高端產業的定義有2個標準：一是產業中每個工人的研發支出超過450美元；二是產業中獲得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位的人數必須高於美國平均水平，或者在本行業中所佔份額高達21%。同時符合上述兩個標準的行業才能被認定為是高端產業【5】。據上述標準，美國的高端產業有50個，其中35個屬於高端製造業，12個屬於與高端製造業密切相關的服務業（例如軟件出版業，無線電信運營業等等），剩下3個屬於能源行業。如果中國要在所有50個高端產業實現對美國的趕超，所需的研發資金的體量將極為巨大。
截至 2015 年底，全國創投機構投資高新技術企業項目數 8047 項，佔比 46.3%；累計投資金額為 3361.2 億元， 其中投資高新技術企業金額 1493.1 億元，佔比 44.4%【6】。這個投資體量與未來產業升級的需求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因此，當前應當鼓勵更多的資本流入實體經濟、支持產業升級。
打鐵還需自身硬。創投機構要想有效地參與到產業升級中來，自身就要熟悉高端產業，這就涉及一個投資專業性的問題。就整體而言，我國創投機構目前的專業性水平仍然不高。有些“萬金油”的投資機構，什麼行業的項目都想染指，典型的例子就是徐小平的真格基金。從2007年到2016年10月，真格基金總共投資項目375個，包括電子商務、文化娛樂、汽車交通、醫療健康、房產服務等五花八門的行業。任何投資團隊的知識存量和專業素養客觀上都是有限的，如果什麼行業的項目都做，就會導致什麼項目都做不精。至2016年10月，真格基金總共退出項目13個，投資項目退出率為3.5%【7】——這種業績放在業內是非常糟糕的。創投機構中表現較好的達晨創投，退出率為26.49%【8】，高下立判。
以發展的眼光來看，“萬金油”式的低端投資機構遲早被淘汰，而真正在產業升級中大有可為的，應該是高度專業化、專注於某一個領域或者某幾個相關領域的創投機構。國家應當出臺相關政策鼓勵民間資本成立或參與創投機構，並且通過政策引導增強創投機構的專業性。可以採取的具體措施包括：
降低成立和運營創投機構的制度成本，鼓勵民間資本的積極參與。對於專門投資高端產業的創投機構，降低資本利得稅的稅率。這將使得“萬金油”式的低端投資機構顯得毫無優勢，被市場加速淘汰。對於擁有博士以上學位的、任職於創投機構的專家，配套一定人才政策。這等於鼓勵更多高端人才加入創投機構的專業團隊，提高投資的專業性。國家應該建立高端投資專家的培養機制。例如，從國企和研究機構遴選同時具備碩士以上學歷和豐富工作經驗的優秀人才，經過專業培訓後輸送到有國資背景的創投機構。2015 年上半年，創投機構新增資本募集總量 1420.9 億元，按照資金來源的所有制性質劃分，政府及國有資金佔比 35.3%【6】。隨著各級政府對高端產業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政府及國有資本在創投領域已佔據重要地位，多數省份、省會城市甚至國家級開發區，都成立了國資背景的創投機構。然而許多國資創投機構的專業程度很低，對高端產業的項目缺乏鑑別能力，要麼抱著大量資金不敢投出去，要麼只敢追在其他創投機構後面跟投項目。建立高端投資專家的培養機制，正是為了填補國資創投機構的人才窪地，切實提高國有資本的利用效率。
2）政策性金融向民間資本開放，以國有資本引導民間資本的流向。
通過政策性金融助力產業升級的具體手段是成立與高端產業對口的新型產業投資基金。作為一種金融創新，新型產業投資基金應該具備以下特點：
公開募集資金。以往的產業投資基金多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而新型產業投資基金的本質為公司化經營的公募股權投資基金，社會公眾可以自由購買。籌集的資金將用於投資未上市企業，投資期限為3-7年。國資入股。國有資本將首先入股新型產業投資基金，而且佔股比例不宜太低，大於等於30%的比例可能比較合適。積極參與被投資企業的投後管理。如前文所述，國家應該建立高端投資專家的培養機制，幫助新型產業投資基金建立高水平的專業化管理團隊，通過積極的投後管理提高項目成功的概率、保障投資人的利益。
上述構想大有深意，新型產業投資基金的特點，其實正對應著當前經濟形勢的特點。
公開募集資金，是為了給公眾儲蓄提供新的投資渠道。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公眾其實缺乏可靠的直接投資渠道：銀行利率很低，想跑贏通脹率都困難；股市表現不穩定，以致近十幾年來多數散戶沒掙到什麼錢，甚至淪為被割的“韭菜”；於是稍有積蓄的公眾，通過買房來達到對抗通脹、財產保值的目的。然而房地產開發熱潮已經過去了，現在國家明確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在雄安、海南這些近期被確立為重點開發對象的地區，政府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凍結房地產交易。投資房產這條路，很快也就要向對多數公眾關閉了。
存量巨大的公眾儲蓄，總得有地方去吧？P2P網貸平臺能夠隨隨便便圈錢幾十億、上百億元，足以說明問題。中年人由於上有老下有小，經濟負擔很重。很多人是由中年步入老年的時候才有一些積蓄。然而這個時期，也是多數人的學習能力和分析判斷能力走下坡路的時候，再加上客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多數公眾並不適合直接參與複雜程度很高的投資項目。
新型產業投資基金則恰好解決了這一問題，將公眾儲蓄巨大的存量與產業升級巨大的資金需求對接起來。與“中國製造2025”相關的高端製造業需要鉅額研發資金，僅以芯片行業的16nm光刻生產線為例，耗資可達百億美元數量級。新型產業投資基金正好將零散的公眾儲蓄聚沙成塔，實現為產業升級輸血的目的。
國資入股，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
第一，國資入股等於提供實質上的國家信用背書，雖然產業投資基金的風險顯著高於銀行的理財產品，但是國資入股意味著國家將高度重視基金的健康發展，絕不會只管生不管養。這有助於大大提高公眾的投資信心，有利於募集大體量的資金。
第二，國資入股等於擴大了國有資本的支配範圍。以一部分國資帶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產業升級，兼具乘數效應和風險分散化的作用。這比全靠財政掏腰包要划算多了，可謂事半功倍。
第三，國資入股有利於保障產業投資基金的長期健康發展。國資作為基金髮起人和事實上的大股東，可以名正言順地選派專家，為新型產業投資基金配備專業化管理團隊。管理團隊也會保證投資方向符合國家戰略，並且進行適當的風險控制。
新型產業投資基金的投資期限較長（3-7年），但是國資入股可以對沖一部分風險；一旦產業升級成功，參與其中的公眾可以與“國家隊”分享巨大的紅利。相對於其他民間投資途徑而言，公開募集的新型產業投資基金可能還是個不錯的選項。
結語
金融改革的方向不是什麼“與國際接軌”，而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金融體系應當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以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基本價值取向。金融體系沒有現成的樣板參考，應當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新路。
國家金融監管機構應當承擔起更多更大的責任，將金融體制的頂層設計落到實處，疏堵結合：既要遏制擾亂社會秩序的金融活動，又要積極引導資本的流向、積極支持當前的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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