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公眾號【 沃美私人定製旅行俱樂部】 作者唐德鑫博士。
一、文明的衝突VS觀念的衝突
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追根溯源的話，他們本是同根同源，然而，從三大文明的時間軸線看，2000多年的歷史演化中，三大文明卻交織著冰與火，一半火焰，一半海水。歷史上，8世紀阿拉伯鐵騎橫跨直布羅陀海峽，11世紀伊始的“十字軍東征”，14世紀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就是近百年以來，納粹大屠殺、以色列建國、五次中東戰爭、伊斯蘭聖戰、伊斯蘭革命輸出、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911事件”，以及近期ISIS的“伊斯蘭國”戰爭。似乎三大宗教文明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猶太復國主義、艾格魯撒克遜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泛阿拉伯主義等宗教精神，錯綜複雜，交織成21世紀的東西宗教版圖。在這每一個歷史的片段，都無一不以宗教信仰為導火索，令人不禁試問：“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回顧歷史，才能展望未來。施萊爾馬赫說：“歷史解釋就是創造性地重建歷史。”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當代性的詮釋。”21世紀，在三大宗教文明相互仇讎的今天，只有透過對歷史的解構，才能有重塑文明的可能。又如喬治·奧威爾的名言：“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controls the past.”（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今天的講座，我們將回歸歷史的地平線，窺探三大宗教文明的第一縷曙光，在歷史的斷片和時空的軸線中，尋找文明的蹤跡，並藉以殷鑑我們的未來。
一定意義上，宗教決定了文化，文化決定了民族的性格，而民族的性格則決定了民族的命運。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宗教形態，作為西方文明的揭櫫之作，猶太教至少伴隨人類走過了3200年的時間，而發軔於公元1世紀的基督教，誕生於公元8世紀的伊斯蘭教，也都是浸淫於猶太教的胚胎之中。各大文明都曾在演化史中相互借鑑，併為人類帶來了諸多進步觀念，閃爍著人類成功走向21世紀的“智慧之光”。比如，有論者說：“猶太人創造了時間，希臘人創造了空間，羅馬人創造了國家，而基督徒創造了天堂。”猶太文明最早樹立起了“線性時間”的歷史觀念，《舊約·聖經》是最好的體現，它不僅是猶太人的精神典籍，同時它也是一部按線性時間觀念和進化觀念而編寫的編年史——從創世紀到救世主降臨。猶太文明否定了機械的“歷史循環論”，如赫西俄德認為人類歷史是“黃金、白銀、黃銅、英雄、和黑鐵”五個時代交替循環的；如柏拉圖認為人類文明是五種政體更替變遷的。猶太文明認為，人類最終的結局將是：救世主的降臨和永恆的天堂。否定了機械而悲觀的歷史觀。這種“時間觀念”也深刻的烙印在基督教的身上，航海大時代以來，清教徒們對編撰《世界通史》的熱衷，以及對B.C（Before Christ ）、A.D（Anno Domini）紀年方法的運用，與猶太教《聖經·舊約》的“線性時間”觀念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對希羅多德《希波戰爭史》和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建構的“宏觀敘事”體系的延續。然而，這些“智慧之光”往往因“衝突”而被遺忘，甚至在歷史的長河中灰飛煙滅。
美國政府的智囊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認為，在21世紀，儒家文明會同伊斯蘭文明結合起來，同基督教文明相對抗。這在中西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前大使、歐洲科學院院士吳建民便曾當面指責亨廷頓的論斷是相當武斷的，並質疑問：“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相同文明裡面打起來的，怎麼看？”令得亨廷頓一時茫然不知所措。從概念上講，“文明的衝突”是一個不嚴謹的提法，作為一種靜態的、以典籍文化為表現形態的“文明”，它們之間的差異化，其本身並不會構成所謂的“衝突”。而在三大文明的漫長演化史中，衝突的本質其實是觀念：敵對觀念的樹立、對峙和強化，超越了文明本身。千百年來，三大宗教文明之間，藉以“上帝之名”的征伐，使文明蒙上了塵垢。觀念上的“傲慢與偏見”，才是形成人類文明演化史上深度霧霾的主因。
理論上，作為“一神教”的宗教，並不像希臘神話、印度神話那樣，因存在“諸神的困惑”而爭訟不休。而且，歷史上的伊斯蘭教，自從先知穆罕默德時期以來，中東大部分地區都容納了基督教徒、猶太教徒、雅茲迪教徒、德魯茲教徒和庫爾德人等各種宗派和少數民族。那麼，是什麼推導成了如今的宗教格局？這也似乎印證了社會學中的一個結論：作為演化史的宗教形態，在時過境遷中，往往因人的精神意志而“基因突變”。
我們不禁試問，歷史上的三大宗教文明，真的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嗎？1187年，當阿拉伯軍隊在薩拉丁將軍的領導下，從基督教十字軍手中奪取了聖城耶路撒冷後，數千名基督教十字軍戰士淪為俘虜。按照當時的習慣，這些俘虜只有在交納了贖金後才能生還。但是，這批貧窮的基督教徒無力籌足贖金。仁慈的薩拉丁並沒有處死這些俘虜，而是把他們都釋放了。1492年，當基督教軍隊重新從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奪回了西班牙後，穆斯林和猶太人被勒令離開西班牙，否則他們就會面臨被處死的險境。當穆斯林在摩洛哥和北非找到歸宿時，許多猶太人則無家可歸。就在這個時候，奧斯曼帝國接納了一大批來自西班牙的猶太難民，把他們安置在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直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還存在著相當多的猶太人社團。
如今，ISIS不僅加劇了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嫌隙，也加深了基督教文明主導的歐美社會和猶太文明主導的猶太社會，對穆斯林世界的敵對。而這些的背後，其根源都是觀念上的衝突。以公元1798年拿破崙遠征埃及為標誌，基督教文明開始佔據世界宗教文明的版圖，並隨著航海大時代、啟蒙運動、三次工業革命的步伐，拉開了與其他宗教文明的發展差距，取得壓倒性的優勢。然而，穆斯林兄弟會則認為：“西方民主不僅沒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權威主義（由現代精英操縱群眾）、經濟剝削、腐敗和社會不公正。西方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毀壞了宗教、道德、社會和家庭。西方世俗主義的固有荒謬、政教分離將對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終的垮臺負有直接的責任。”這一偏執觀念又因現當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證和強化：伊朗摩薩臺民族主義政權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發動戰爭；在中東和平進程中採取雙重標準；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中東的專制政權；襲擊利比亞；發動海灣戰爭；對伊朗和伊拉克進行經濟制裁等等。
一方面是，自二戰結束以來，伊斯蘭世界始終未能擺脫基督教文明籠罩下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陰影和不公正的歷史命運而產生的牴觸情緒。另一方面是，在牢牢掌握21世紀“話語權”的基督教文明世界中，無論是“文明僭越論”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還是“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想象”（Huntington's imagine），他們同樣是一種帶有“零和博弈”色彩的對抗性觀念。總之，非穆斯林者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穆斯林世界，非基督者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基督世界，非猶太者也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猶太世界，這些隔閡觀念無法突破，三大文明之間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2000年，教皇保羅六世公開為天主教在歷史上對猶太人的迫害向猶太人道歉，稱是“基督徒對上帝的另一部分兒女的令人遺憾的行為。”想必，這種觀念上的扭轉，才是展望未來的真正契機。
二、尋根：《舊約》的創世紀
看過《蘇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一書的聽眾應該有印象，書中提到過，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它們都起源於阿拉伯半島的沙漠地帶，都是秉持“一神論”的“天啟”宗教，都堅信“線性史觀”。 這與“印歐文化”中古希臘神話、北歐神話、印度神話不同，印歐民族源自黑海與裡海地區，秉持“多神論”，也傾向於歷史“輪迴/循回論”。 然而奇異的是，這些“多神論”者，歷史上反而和諧共處的多，典型如印度，當今的各種神祇竟多達一千多種。反而“一神論”者，在歷史的此消彼長中卻互相牴牾，令人疑竇這是否是“文明的悖論”。
讓我們的視野轉向耶路撒冷，從“聖石”上談起。有論者說：“當前，全球政治的暴風眼是中東，中東的暴風眼是巴以關係，巴以關係的暴風眼是耶路撤冷，耶路撤冷的暴風眼是聖殿山，聖殿山的暴風眼是聖石。”
這塊天下最神奇的“聖石”長17.7米，寬13.5米，高1.2米，現保存在耶路撒冷的薩赫萊（Sakhrah；意為“岩石”）清真寺。猶太人認為，他們的始祖亞伯拉罕將兒子艾薩克捆綁在這塊“聖石”上以獻祭上帝耶和華，《聖經·舊約》傳說中的諾亞方舟、與上帝訂立“十誡”的聖物“約櫃”，也都曾停放在“聖石”上。而基督教徒則認為，上帝在“聖石”上用泥土捏造出了人類的始祖亞當。伊斯蘭教徒則認為，真主的最後一位使者穆罕默德便是腳踩此“聖石”“夜遊和登霄”。
一樣的“聖石”，維繫著不一樣的宗教靈魂。對於猶太教來說，猶太人曾兩次為“聖石”建立過聖殿，第一座聖殿於公元前586年被巴比倫王國摧毀，第二座聖殿於公元70年被羅馬帝國焚燬，爾今只留下一段“哭牆”（聖殿西牆部分）。對於伊斯蘭教來說，公元638年阿拉伯帝國在聖殿遺址上興建阿克薩清真寺（伊斯蘭教第三大聖地），以紀念621年穆罕默德的“夜遊和登霄”，“哭牆”被納為阿克薩清真寺的圍牆部分。對於基督教來說，耶路撒冷是耶穌受難、埋葬、復活、昇天的地點，於是在離“聖石”400米處修建了基督聖墓（復活）教堂。圍繞著“聖石”而尋根三大宗教之間的淵源，有助於更好的解讀她們之間千百年的恩怨情仇。
3700多年前， 分支於閃米特族的一支弱小的牧羊部落——希伯來人，其首領亞伯拉罕尊奉“耶和華”為萬能的神，並視希伯來人為耶和華的“選民”，這是猶太民族的根源。3200年前，在埃及歌珊地區生活了400多年之後，作為猶太人的另一位先知——摩西，帶領著他的猶太民族，出走埃及，在西奈山與上帝訂立“十誡”契約，初步形成了猶太教的教規、教律與禮儀。然後抵達耶和華“所許之地”－－迦南（Canaan；意為：流著奶和蜜的地方），今約旦河與死海西岸一帶定居。《聖經·舊約》中的“創世紀”記載了亞伯拉罕的嫡子艾薩克是猶太民族的先祖，而《古蘭經》則記載了易卜拉辛（亞伯拉罕）的庶子以實瑪利是阿拉伯民族的先祖。在基督教信仰中，亞伯拉罕將嫡子艾薩克獻祭的絕對虔誠，預表了耶和華獻出耶穌。在伊斯蘭教裡，易卜拉辛也同樣對耶和華獻出了庶子以實瑪利。
到了公元1世紀前期，基督教作為猶太教的一個重要分支，起源於地中海東部地區。教主耶穌於30歲開始傳教，自稱是“上帝之子”，是預言中的救世主。宣傳由於猶太人屢屢違背與上帝的“契約”，於是耶穌代表上帝與人們重立“新約”，是為基督教的源頭。有趣的是，耶穌及早期的基督徒都是清一色猶太人，其信仰體系也植根於猶太教《舊約》的基礎上。創立之初，基督教即被視為異端邪說，尤為甚者，即是來自羅馬帝國的殘酷鎮壓，耶穌及十二門徒中的雅各布、彼得、保羅等人，先後都被羅馬帝國處死。特別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猶太人難逃其咎，也從此埋下了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宿怨。這裡擱置信仰不言，有宗教學者戲稱，上帝先是創造了不完美的人且又懲罰其不完美，後又安排了耶穌之死且又懲罰其迫害耶穌者，既然“上帝永遠不會擲骰子”（語出愛因斯坦），卻又如何意外的讓他的“選民”與“聖徒”之間互相攻訐？這種弔詭似乎又是另一場“文明的悖論”。而其異議的背後並非上帝，而是人類的觀念。
耶穌之後，使徒保羅用文字將基督教教義編纂成聖書《新約》。公元313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母親海倫娜的影響，發佈政令，宣佈基督教合法，並積極支持基督教，使得原本處於“地下狀態”300年之久的基督教一躍而為生機勃勃的宗教。當然，君士坦丁的決策還有著深刻的政治考量。其時的羅馬帝國發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從上到下，已是人心渙散，分崩離析，國家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方向感。而新興的基督教則在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於是，既然要重塑國家權威，就需要改弦易轍，樹立新的信仰標杆。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親自指揮了一場將決定他皇位命運的戰役——羅馬密爾維橋戰役。據說戰鬥開始前，他仰望天空，見到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上書一行希臘文字：“以十字架的名義，勝利！”“天啟”傳說極大的鼓舞了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士兵，士兵們在盾牌上刻上基督“十字”，最終大獲全勝。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翌年，狄奧多西皇帝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由於羅馬帝國的強勢影響，從此基督教在塑造歐洲文明的過程中，開始起到決定性作用。
公元8世紀，即基督誕生700年前後，正當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陷入漫長的酣戰之際，第三股勢力悄然興起。兩個帝國之間的戰爭給東西方的貿易帶來了阻礙，東西兩大世界的商隊只能折道中東的麥地那，一時間，本是不毛之地的麥地那商貿繁榮，絡繹不絕。商人們在這裡傳播資訊，傳教士在這裡傳播福音，各種文化在這裡融匯一爐。於是穆罕默德從誕生地麥加出發，來到麥地那，在吸納和傳承古猶太教、基督教的基礎上，併成功的創立了伊斯蘭教。爾後，阿拉伯商隊逐步化身為阿拉伯軍隊，並一發不可收拾，迅速席捲了阿拉伯世界和基督世界，為東西兩大文明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可以說，由於伊斯蘭文明誕生的特殊時空背景，以及阿拉伯軍隊強大的征服能力，這也使得三大文明之間的歷史猜忌和宗教積怨根深蒂固。至此，三大宗教文明的發展脈絡基本定型。驀然回首，我們看到，從《舊約》“創世紀”以來，發軔於古猶太教的三大宗教文明，她們之間，既存在根源性的遞承關係，卻又因遞承的“純粹性”之爭，而引發矛盾，甚至干戈寥落。
他們有共同的神祗（猶太教稱“雅威”、基督教稱“耶和華”，伊斯蘭教稱“安拉”），有共同認可的先祖——亞伯拉罕（易卜拉欣），有共同的精神聖地——耶路撒冷，如是等等。比如，對於猶太教而言，在《舊約》中，“耶路撒冷”（希伯來語）意為“上帝祝福之城、和平之城”，猶太教的聖殿哭牆也在此處。對於伊斯蘭教而言，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昇天之地。對於基督教而言，耶路撒冷是耶穌傳福音、背十字架受釘以及復活的聖地。
不同的是，諸如在“先知”的問題上，猶太教只認可亞伯拉罕和摩西是先知，而猶太人是上帝“唯一的選民”。然而，基督教則認為猶太人違背了上帝與猶太人的“契約”，所以派他的兒子耶穌（聖子）作為彌賽亞（救世主），以自己的生命為人類贖罪，並和全人類另訂“新約”。猶太人也並非上帝“唯一的選民”，所有基督教徒都將最終得救。而伊斯蘭教則認為，真主安拉（耶和華）每隔一段時間會選出一位先知，並賜予一部經卷，他們相信真主安拉共遴選了28位使者，其重要的有人類始祖阿丹（亞當）、造就方舟拯救人類的努海（挪亞）、以及猶太教認可的易卜拉欣（亞伯拉罕）、穆薩（摩西）、大衛王、基督教認可的爾薩（耶穌）、伊斯瑪儀（以實馬利）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則是真主安拉的最後一位使者，教稱“封印至聖”。猶太教還不接受“聖子論”，不認可耶穌基督是“彌賽亞”（救世主），並繼續等待彌賽亞的來臨。伊斯蘭教同樣不接受“聖子論”，不認可基督教中“三一神”（聖父、聖子、聖靈）是三個神的說法，不相信上帝會有兒子。
在“經典”上，猶太教也只承認《聖經·舊約》，即《希伯來聖經》（或稱《希伯來手稿》），否定了《聖經·新約》和《古蘭經》。而伊斯蘭教則相信安拉留給人類的啟示共有104部，因失傳故，只剩下4部：第一部叫做Torah，即《舊約》中的“律法書”；第二部叫做Zabur，即《舊約》中的“詩篇”；第三部叫做Injil，即《新約》中的“福音”；第四部叫做Koran，即《古蘭經》。《舊約》和《新約》都是上帝賜予《聖經》的經卷，後賜的經卷則是對前經卷的修正和補充，而只有《古蘭經》是上帝發出的最後一部最完善的經卷，是眾經中最權威的。由於這種宗教形態的遞相傳承，猶太教常年所宣傳的天主（安拉）、啟示、復活、末日、天堂、火獄等，伊斯蘭教也均予以承認。
文明的溯源為我們開啟了一扇天窗，從中我們窺探到三大宗教文明之間，在觀念史上的因循與演化，在錯綜複雜的時空交織中，曾經是如何走向文明的深淵？又將如何走出歷史的沼澤？
三、較量：耶路撒冷之爭
在猶太人的聖典《塔木德》裡有一段話：“世間的美麗與榮耀，上帝把九分給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給了其餘的地方。世間的苦難與哀愁，上帝把九分給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給了其餘的地方。”在《聖經·舊約》的“詩篇”中，也有一段充滿“黍離之悲”的憂鬱詩歌，瀰漫著家國之痛：“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耶路撒冷，這座維繫三大宗教文明的“聖城”，這座希伯來語中的“上帝祝福之城、和平之城”，卻似乎從未曾被“祝福”和賜予“和平”，成為顛沛流離的猶太民族心中的至痛。先讓我們看一份耶路撒冷的歷史簡表：
約公元前1000年：大衛王率領以色列人征服耶路撒冷地區，並更名為“Yerushalayim”。
公元前970年：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繼承王位，並建造了第一座聖殿。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586年（史稱：第一聖殿時期）：王國分裂成南北。北方10個支派建立以色列王國（首都位於撒馬利亞）。南方建立猶大王國（首都仍在耶路撒冷）。
公元前722年：亞述人征服了北方的以色列王國。
公元前607年：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年輕的國王約雅斤和大多數貴族均被擄到巴比倫囚禁，史稱“巴比倫之囚”。爾後，耶路撒冷在西底家的帶領下反抗巴比倫王國。
公元前58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領大軍再度攻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摧毀，聖殿被焚，西底家被剜眼並囚禁。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滅亡巴比倫，允許猶太人回到猶太地重建耶路撒冷聖殿，聖殿重建。此後600年間，猶太地先後是波斯、希臘和羅馬的一個省份，耶路撒冷則是猶太省的首府。
公元70年：猶太人反抗羅馬帝國暴政，提多將軍率領羅馬大軍圍困耶路撒冷達4個月25天之久，拆除了城牆和聖殿，僅剩下西牆殘垣（現在的哭牆）。110萬人喪生，97000猶太人被俘虜，多被賣到埃及成為奴隸。
公元130年：耶路撒冷無人居住。羅馬皇帝哈德良在此重建城市，並下令在希伯來曆埃波月九日，即耶路撒冷遭巴比倫和羅馬軍兵兩次攻陷的週年記念日（恰巧是同一日），將舊耶路撒冷徹底剷平，在原址新建羅馬城市Aelia Capitolina，聖殿山上另建羅馬神廟；將猶太省的名字改為“巴勒斯坦（Palestine）”，同時將所有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禁止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400年間，猶太人不準進入耶路撒冷。
公元4世紀：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控制耶路撒冷，並將之變為基督教中心，建造了聖墓教堂。當時，雖然仍然禁止猶太人居住耶路撒冷，但他們已經開始在每年的埃波月九日來到西牆前哭泣。公元395年：拜占庭帝國建立，耶路撒冷在基督教勢力中得到保護。
公元638年：阿拉伯帝國征服耶路撒冷。
公元691年：阿拉伯哈里發阿布杜勒•馬里克在登霄石，即聖殿山聖殿的原址上建造了圓頂清真寺（薩赫拉清真寺），三個世紀後他們又在這裡建造了阿克薩清真寺。
公元1010年：埃及的法蒂瑪王朝（即中國所稱“綠衣大食”）哈里發哈基姆下令摧毀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教堂和猶太會堂。
公元1099年：耶路撒冷被十字軍攻佔。十字軍進城後屠殺了城內大多數穆斯林和猶太人。
公元1109年：十字軍建立耶路撒冷王國，穆斯林不準入城。
公元1187年：埃及穆斯林領袖薩拉丁重新佔領了耶路撒冷。
公元1219年：大馬士革的蘇丹下令將耶路撒冷城牆銷燬。
公元1228年-1229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組織了第六次十字軍東征，通過與埃及簽定條約，重新得到耶路撒冷。
公元1243年：基督徒再次佔領耶路撒冷，又重建城牆。
公元1244年：被蒙古亡國的花剌子模在逃亡途中佔領耶路撒冷，1247年，花剌子模被埃及人驅逐。
公元1248年—1254年，教皇英諾森四世發動第七次十字軍，但無法奪回耶路撒冷。
公元1260年：埃及奴隸騎兵馬木魯克奪取耶路撒冷。
公元1291年：耶路撒冷王國的最後一個據點阿卡城被馬木留克人攻陷，耶路撒冷王國不復存在。
公元1517年：奧斯曼帝國佔領耶路撒冷直到20世紀，城牆和老城也被重建，城內任何宗教都可以存在。
19世紀：初期，耶路撒冷只有不足8000人口，但依然是一個對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很重要的城市。二戰期間，從沙皇俄國、東歐和中東，不斷有猶太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至此。歐洲殖民國家、基督教傳教士、考古隊紛紛進入耶路撒冷。
公元1897年：第一次全世界猶太人大會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由西奧多•赫茨爾當選主席，開始從事錫安主義（又稱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準備復國，建國的地點選定在猶太人的故鄉巴勒斯坦。
公元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英軍中東總司令艾倫比將軍向土耳其發動總攻，取得耶路撒冷戰役的勝利，佔領了該城。
公元1922年：國際聯盟批准《貝爾福宣言》，委託英國託管巴勒斯坦，並幫助在該地區建立一個猶太國家。此後大批猶太移民回到耶路撒冷，與阿拉伯人衝突升級。
公元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佈建國，阿拉伯國家聯盟（七個成員國）共集結軍隊四萬多人，向以色列發起進攻，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
公元1950年：以色列定都西耶路撒冷。
從歷史年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耶路撒冷的3000年，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滄海為桑田，桑田復為滄海。3000年來，摧毀與重建，似乎成為耶路撒冷的兩大主題，而三大宗教之間的宗教意志和宗教實力，則決定了摧毀與重建的歷史週期律。仇視、然後征伐、然後對抗、接著殺戮、最後驅逐與奴役，而又不斷加深了反抗與仇視。這似乎讓耶路撒冷陷入了歷史的“死循環”。我們不禁發問，這難道就是耶路撒冷真實的一面嗎？不是的。
譬如，從巴哈特 、薩巴爾聞名遐邇的合著《耶路撒冷3000年》中，我們可以窺探到，耶路撒冷，可以說是一座存在於真實與想象、物質與精神之間交相輝映的“聖城”。在摧毀與重建的表象之下，她的精神底色，卻散發著獨特而神秘的魅力：上帝的榮耀、上帝的藝術，上帝的精神與意志。而這些，無一不閃耀著人類的智慧，以及三大宗教對人類真正的啟示錄。
公元前607年，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第一聖殿被毀，猶太人亡國，國王約雅斤及貴族均被俘虜到巴比倫囚禁，史稱“巴比倫之囚”。之後半個世紀，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滅亡巴比倫，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在聖殿原址重建第二聖殿。而公元2世紀，強悍的羅馬入侵，再次踏平耶路撒冷，並將之夷為平地，改建羅馬神廟，耶路撒冷也隨之被改名為“巴勒斯坦（Palestine）”。在希伯來語中，意為“腓力斯人的居住之地”，Pales源於希伯來語中的腓力斯人（Philis），後綴stine源於印歐語系中的印度古梵文stan，意為“居住之地”。在《聖經·舊約》中，腓力斯是與上帝對抗的民族，並攪擾著以色列，即使在現代英語之中，Philis依然含有市儈、俗氣、粗魯及沒有文化等貶義，常見於文化評論與思想批判的文獻。所以，這個名稱對於猶太人是有侮辱性的。隨後的400年間，猶太人不被允許進入耶路撒冷。公元4世紀，耶路撒冷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控制下，建造了聖墓教堂，儼然變為基督教中心。又過了300來年，公元638年，城頭變幻大王旗，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也征服了耶路撒冷。半個世紀以後，伊斯蘭教在猶太教的聖殿遺址上，建造了薩赫拉圓頂清真寺，三個世紀後又在此建造了阿克薩清真寺。以伊斯蘭教為旗幟的阿拉伯帝國對耶路撒冷的統治進入了輝煌時期。然而，橫掃亞歐的強悍阿拉伯帝國，還遠遠不是歷史的終結者。
11世紀開始，另一場漫長的腥風血雨到來——十字軍東征。自公元1096年至1291年的195年間，圍繞耶路撒冷而發動的九次十字軍東征（特別是前三次），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推導到歷史的極致。上帝因耶路撒冷而榮耀，也因耶路撒冷而哭泣。
1097年，一支由15萬基督徒組成的軍隊會集在拜占庭而開始了十字軍的第一次東征。兩年後，基督教徒從穆斯林手中奪回了耶路撒冷，還佔領了今天的敘利亞和以色列的一部分。十字軍進城後屠殺了城內大多數穆斯林和猶太人。第二次十字軍東征（1147-1149年）後，1187年，埃及君主薩拉丁領導穆斯林起來抗擊基督教國家，並趁勢重新佔領了耶路撒冷。這座差不多為基督教統治了一個世紀的城市又一次響起了清真寺宣禮樓發出的高亢的呼拜聲。第三次十字軍東征（1189-1192年），由英格蘭、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所組成的聯軍，圍繞耶路撒冷戰鬥了兩年。1192年，十字軍和穆斯林軍隊雙方簽訂了和約，堅守基督教文明的獅心理查德王甚至將他的妹妹喬安娜許配給穆斯林領袖薩拉丁的弟弟馬立克•阿迪爾而結下聯姻之盟。第四次（1202-1204年）和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217-1221年）由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領導，但他的諸侯及將軍們早已置之不理，反而攻佔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了基督教徒互相殘殺的戰爭。而這個期間，還怪誕的出現了兒童十字軍（Children's Crusade）的歷史插曲。教廷在神諭中指出，只有一支完全由兒童組成的十字軍，耶路撒冷才會被無罪而純潔的靈魂，和平的攻克。而結局卻是，數以萬計抵達兒童，病死、餓死和被販賣為奴隸。第六次十字軍東征（1228-1229年）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弗裡德里克二世主持下進行的。這是一次和平的進軍，並沒有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戰爭。第七次十字軍東征（1248-1254年）由法國國王聖•路易率領攻打埃及，但他的軍隊在尼羅河三角洲為穆斯林軍隊所包圍和俘獲。第八次十字軍東征（1270年）由法王路易九世和英王愛德華一世率領，在北非的迦太基（今天的突尼斯）登陸，但軍隊遭到了疫病的侵襲，死者甚眾。英格蘭的軍隊被迫放棄遠征，而剩下的十字軍於次年抵達巴勒斯坦，卻一無所獲。最後一次的十字軍東征（1274年）是由教皇格利高裡十世在法國里昂鼓動起來的，然而未等這支十字軍組織起來，教皇旋即病故，東征也無疾而終。直到公元1517年，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迅速崛起，所向披靡，才從穆斯林手中搶佔了耶路撒冷，並統治了近400年的時間，直到20世紀。
歷史往往充滿了偶然與必然。歷史的意料之中與歷史的意料之外，往往更像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類遊戲。在十字軍東征的觀念史衝突中，刀光劍影、鋒鏑相鳴的沙場廝殺聲背後，東西方不同宗教文明之間的交流、碰撞、互融，卻像一股潛流，洶湧而激盪。早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即開始學習如何和睦相處。他們互相貿易、來訪，彼此之間建立了奇妙的友誼。穆斯林的禮節、文化、技藝和風度給歐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開始僱傭穆斯林工藝師和雕刻家，建造阿拉伯式的房屋，穿戴阿拉伯人的裝束，製作阿拉伯人的食品。十字軍不僅從穆斯林世界，將火藥、蔗糖和指南針等帶回了歐洲，而且還從穆斯林那裡學到了經營農業和水利灌溉的新方法，以及紡織、印染和毛織等工藝，阿拉伯世界的玻璃、製陶、銀器和搪瓷等工業技術也介紹到了歐洲，促進了法國和意大利當地作坊業的生產。
在穆斯林商人的影響下，歐洲的不少城市出現了商行。由於與阿拉伯人的貿易，法國南部的馬賽甚至一度超過了意大利的熱那亞、威尼斯和比薩而成為一個大港口和商業中心。敘利亞和歐洲商人互通商業信貸券，在穆斯林世界中流行的商業交易方式被引入了歐洲。當意大利人和西方人第一次使用威尼斯人鑄造的金幣時，由於幣面上鑄有阿拉伯文，還誤將之稱為“拜占庭撒拉遜（即阿拉伯穆斯林）幣”。十字軍東征的時代，熱那亞和威尼斯兩大商國都在敘利亞公國的阿卡設立了貿易辦事處，還委派了類似於今天的商務參贊。
不得不承認，在三大宗教文明中，從公元7世紀伊斯蘭文明進駐耶路撒冷以來，直到十字軍東征的這段歷史，伊斯蘭文明是最為璀璨的。從公元8世紀開始，穆斯林世界中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Caliphate；750-1513年），就引領著人類文明的輝煌步伐，並延續了763年。比如公元758年，阿拔斯帝國徵集了來自世界各地最優秀的工程師和測量師，阿拉伯人開始建造輝煌的“巴格達”，波斯語意為“神賜的城市”。文獻中說，“（巴格達）大理石臺階一直鋪設到底格里斯河邊”、“這座金碧輝煌的阿拉伯建築為了體現《古蘭經》的精神”。公元1227 年，阿拔斯王朝在巴格達建立的阿拉伯世界第一所大學：Al-Mustansiriya University，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9-13世紀期間，阿拉伯人在這個“智慧之家”大量翻譯了波斯文，希臘文，印度文的各種科技文化典籍著作，並且開展了大量而系統的科學研究。這些科研成果，形成了“當時世界上無可匹敵的伊斯蘭科學文化中心”，包括：伊斯蘭數學（Islamic mathematics），伊斯蘭天文學（Islamicastronomy），伊斯蘭醫學（slamic medicine），伊斯蘭煉丹術和化學（Islamic alchemy and chemistry），動物學（zoology）和伊斯蘭地理學（Islamicgeography）等等。這些，都深刻的影響和刺激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比如，由於阿拔斯王朝控制了與東方貿易通道——絲綢之路，才迫使歐洲人不得不進行“大航海”，以尋找新的貿易路線，而最後意外的發現南北美洲等“新大陸”。又比如，我們熟知的阿拉伯文學（Arab literature）——《一千零一夜》（OneThousand and One Nights），成為了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文藝作品。還有，這個時期的阿拔斯王朝引領的“阿拉伯農業革命”（Arab Agricultural Revolution），阿拉伯人在“東方和西方之間交流了很多植物品種”：高粱，柑橘，甜菜，芒果，大米，棉花，小麥等等。史學家稱：“這些農作物徹底改變了世界的經濟發展格局和進程”。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深刻評論：“阿拉伯人留傳下十進位制、代數學的發端、現代的數學和鍊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麼也沒留下。”總之，這個時期的伊斯蘭文明，是人類文明星空中的一顆耀眼之星。
在這一段歷史的文明較量中，伊斯蘭文明一直壓制著基督教文明和猶太文明，一時間風光無限。從歷史的維度看，在這場文明的較量中，衝突的意義已經超越了耶路撒冷本身。可以這樣說，從公元7世紀伊始，阿拉伯穆斯林軍隊攻克耶路撒冷並與拜占庭帝國的鐵血搏鬥，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世界關於信仰與財富的第一次嚴酷交鋒。而從公元8世紀伊始，穆斯林軍隊與基督教諸國在西班牙和法國以及地中海西岸的衝突，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世界，關於生存與話語權的第二次較大規模的文明碰撞。從公元11世紀伊始的九次“十字軍東征”，則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世界為了爭奪聖城耶路撒冷和地中海擴展權而發生的第三次文明對壘。公元711年，阿拉伯的軍隊向西橫跨過直布羅陀海峽，攻佔了西班牙，西歐無數金銀、寶石等財物被運回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大馬士革。西班牙並被統治了700年之久，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就已經被擠到了西北角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了。在強悍的阿拉伯鐵騎的橫掃之下，歐洲文明至少有過兩次岌岌可危的境地。第一次發生在公元732年，阿拉伯軍隊與查爾斯·馬蒂爾率領的法國聯軍在圖爾展開了激烈的戰爭，最後，穆斯林被法蘭克人所打敗。“圖爾戰役”從阿拉伯人手中拯救了基督教的歐洲。第二次發生在公元1529年，土耳其軍隊兵臨維也納城下，包圍了這座享有古老歐洲文明的城市，戰爭最後以奧斯曼帝國的敗北而結束。這是歐洲基督教文明再一次成功地抵禦了伊斯蘭文明的衝擊。甚至到了1683年，奧斯曼帝國還再度包圍了維也納。如果上述這幾次戰爭阿拉伯勝利了，那麼，人類的世界史必將改寫。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評價中指出：“第一次遭遇發生在西方社會尚處在幼年之時，那時，伊斯蘭教已是阿拉伯人所處的輝煌時代的一種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衝突中，穆斯林幾乎佔領了西方原有領土的一半，只差沒有使自己成為全世界的主人。”在漫長的征服與反征服，壓迫與反壓迫的較量中，穆斯林世界掌握著這段歷史的話語權，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正是在經受了來自東方的嚴峻考驗之後，在兩度幾乎遭受“滅頂之災”後，才逐步恢復成長並開始伺機反擊。
四、僭越：基督的勝利
整個中世紀（Middle Ages；約公元476-1453年），燦爛的伊斯蘭文化照耀了籠罩在黑暗中的歐洲世界。美籍著名東方學專家希提在他的鉅著《阿拉伯通史》中寫道：“在8世紀中葉到13世紀初這一時期，說阿拉伯語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舉起者。古代科學和哲學的重新發現、修訂增補、承先啟後，這些工作都要歸功於他們，有了他們的努力，西歐的文藝復興才有可能。”比如，穆斯林在西班牙留下了許多優美的建築，特別是科爾多瓦清真寺，這座集阿拉伯和羅馬藝術風格的建築傑作至今仍然為世人所讚歎。穆斯林在科爾多瓦建造的圖書館達17所，其中一所的藏書達40萬冊之多。穆斯林在西班牙建造的大學培育了歐洲基督教徒達200餘年，現代歐洲的大學就是植根於伊斯蘭文明的大學教育體系而成型的。一些偉大的穆斯林學者，比如哲學家和科學家伊本·巴哲、偉大的歷史學家伊本·赫爾東等的不朽著作影響了歐洲基督教的偉大學者，如託瑪斯·阿奎那、但丁和培根等。
面對強勢的伊斯蘭文明，以及其所帶來的生存空間的狹迫感，嚴酷的社會現實倒逼著基督世界的自我反省和覺醒。1054 年，基督教正式分裂東正教（也稱：希臘正教）和天主教（也稱：羅馬公教），這是第一次基督教大分裂，這次大分裂加深了西歐國家和拜占庭之間的敵對關係。然而，基督教內部的分裂與鬥爭，則為以後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契機。1453年，傳承千年之久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了，整個歐洲因之而戰慄、懺悔。基督教不僅失去了通向歐洲大陸的橋頭堡，也讓地中海的貿易繁榮化為烏有。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易名為伊斯坦布爾，索非亞大教堂被改為了清真寺。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促使基督教世界，在戰慄、懺悔和彷徨中，尋找歷史的出路。轉機出現在公元1492年，這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是年，基督教的卡斯提爾和阿拉貢王國的聯軍進攻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堅守的最後堡壘——格蘭納達，阿拉伯統治者不得不逃亡摩洛哥。就這樣，穆斯林丟失了他們曾經輝煌地統治了長達700年之久的西班牙。同年，哥倫布與西班牙國王簽訂著名的“聖大菲協定”，在王室的資助下，開始開闢新航路以“尋找新貿易通道”。從這一年開始，歷史的天平開始逐步向基督教文明傾斜，成為三大宗教文明版圖重組的轉捩點，基督教國家隨後揚起了文藝復興、航海時代和宗教改革三面旗幟。
文藝復興、航海時代和宗教改革，全面的改造了基督教的歐洲。
首先，佛羅倫薩文藝復興的思潮就強調了從“神”到“人”思想重心的漸變，這奠定了人權觀念和人道主義。歐洲開始“走出中世紀”，而其本質即是：擺脫了神性對人性的控制。文藝復興摧毀了僵化的經院哲學體系，提倡科學方法和科學實驗，為17-19世紀的自然科學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打破經院哲學統一的局面後，各種世俗哲學的興起，也推動了政治學說的發展，為後來的“自然權利學說”、“社會契約論”、“人民的革命權利”、“人民主權”以及“三權分立”等學說的產生提供了思想淵源。
其次，航海大發現則給基督教世界帶來了新世界觀與全球視野。由於中世紀的西方對胡椒等香料需求量巨大，為打破伊斯蘭世界對陸路的封鎖，西歐基督諸國開啟了航海時代。1498年5月，經歷了生死考驗後，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率領船隊終於抵達印度，當印度人問及他們到來的目的時，達·伽馬回答:“基督與香料”（Christ and perfume）。在輸送宗教與運走香料的同時，基督教文明觀察世界的視野和思考未來的格局，變得更為高瞻遠矚。
比如我們第一部分提及的“歷史觀念”的進步。在猶太教文明裡，無論是古希臘時期的希羅多德，還是修昔底德，儘管他們纂寫的歷史著作幾乎涉及了當時他們所知曉的全部地理範圍，但本質上，他們的歷史仍是以民族和地域為中心的。希羅多德關注的是希波戰爭中的希臘世界，而修昔底德關注的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希臘世界，世界史在他們那裡僅僅成為了他們寫作、敘述的一個地理背景。即使是猶太教的《舊約·聖經》，講的也不過是猶太人與上帝之間的歷史。而基督教史學家們，出於傳播基督教、維護它的統治地位和普適性教義的目的，需要一種能涵蓋全部人類的世界性歷史。這也是他們積極編纂世界通史的動機之一，他們首先把全人類的活動，作為共體而納入他們的思考體系中，這也為以後的殖民運動提供了理論論證。
其三，宗教改革為爾後興起的資本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價值和理論邏輯。這裡先交代一下宗教改革的歷史背景。看過電影《達芬奇密碼》的人就有印象，說《達芬奇密碼》發現了一個秘密：耶穌是人，而不是神，耶穌也有後裔。如果成真，那麼《聖經》中的耶穌形象就是捏造而錯謬的，《聖經》也成為“滿紙荒唐言”，教會的統治基礎就崩潰了。事實上，基督教的歷史也從不缺乏懷疑論與陰謀論，而這種疑竇和否定的背後，則象徵著教廷統治根基的動搖。16世紀，等級森嚴的教廷僧侶階層逐步走向了封閉、腐敗和道德淪喪。宗教改革運動的一篇聲討教廷的檄文寫道：“流風所及，德國不再祈禱，喪失了信教的虔誠。淫亂，亂倫，背誓，謀殺，偷盜，搶劫，放高利貸以及其他許多罪孽便是這風氣的後果。”教廷的統治權威也走到了風雨飄搖的遲暮之際。1517年，馬丁·路德在維登堡宮廷教堂門口貼出《95號論綱》，公開反對教廷和美因茨大主教兜售“贖罪券”的生意，開啟了宗教改革，史稱“新教改革”。“新教”宣稱“因信稱義”，憑恩典得救。在這場運動中，先後從羅馬公教中分裂出了信義宗（路德教派）、聖公宗（英國國教派）以及歸正宗（加爾文教派）。
新教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籍以解釋殖民擴張、商業文明、工業革命、技術改造的合法性，新教倫理成為資本主義時代的重要精神土壤。馬克思·韋伯在其鴻篇鉅製《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清晰的揭示了“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演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說：“沒有企業家階層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道德憲章就沒有企業家階層，沒有宗教信念就沒有道德憲章。”商業與企業家的興起，新道德倫理觀的建立，宗教信念的土壤，最終孕育出了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商業文明”。可以說，馬丁路德領銜的這場“新教改革運動”，所建立的新思維、新規則、新倫理、新信念，都深刻的影響著17世紀“啟蒙運動”、18世紀“工業革命”的發展軌跡，時至今日。
可以說，以“新教”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其本質已不再是中世紀“宗教動力型”的文明模式了，而是帶有“經濟動力型”（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說法）的文明模式。這種新的模式一旦開啟，就註定要讓古老的“宗教動力型”的伊斯蘭文明和猶太文明，無法望其項背。時至今日，延續了新教倫理的歐美基督教文明，其“經濟動力型”催化下的現代社會，其生活方式中的“消費主義”、“分期付款”、“商業信貸”、“擔保與保險”、“金融衍生品”、“風險投資”、“眾籌與資本運作”、“股市、期貨、商業背書、職業經紀人、基金與資本託管”等等，這些如今司空見慣的商業生態，其實無一不植根於16世紀的“新教”商業倫理。這是後話。
18世紀，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後，西方工業革命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政治經濟結構和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革，使西方在同伊斯蘭世界的鬥爭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這時，穆斯林世界面對的不再是十字軍時代好戰的基督教，而是傳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艦隻，是科學技術。穆斯林在擁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敗和恥辱。”
1798年，拿破倫侵入埃及，在金字塔戰役中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埃及的馬木路克軍隊。拿破倫佔領埃及是一個全新的歷史標誌。它意味著，歷史的天平以絕對優勢的向基督教文明傾斜了。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為歐洲基督教文明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發達工業和先進武器，伊斯蘭世界在震驚中節節退守，漸漸地淪落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那些在歷史上光焰無比的伊斯蘭帝國，比如波斯帝國（公元前550-1921年）、奧斯曼帝國（1299-1922年）和印度的莫臥兒帝國（1526－1858年），都在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的堅船利炮攻擊下，紛紛割土賠款而委屈求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些穆斯林大國都在地圖上黯淡消失了。此後的伊斯蘭世界與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列強的對抗以一種新的方式，即：民族獨立、國家主權、政治平等和經濟自立等。即便在今天，人類仍然生活在這種基於不同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而引發的相摩擦、相撞擊、相交流和相對話的時代環境中。
從歷史的延續性來看。眼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美利堅合眾國（1776年—今），從其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因素來看，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而其主體依然是基督新教。她強大的意志和實力，依然主導著全球的秩序和規則。而21世紀的阿拉伯世界，面對基督教文明的咄咄逼人（如對穆斯林世界的干預和滲透），以及伊斯蘭文明無可挽回的失落，一些不滿的穆斯林還自嘲，阿拉伯已經不再是伊斯蘭文明，而是一種消失的文明，如今只是“靠出售石油維持的政權”。
總之，昔日光輝的伊斯蘭文明在西方列強的鐵騎下被踐踏成支離破碎的記憶。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似乎是歷史無情的嘲諷和啟示。西風壓倒東風，基督教文明在成功的走出了中世紀的黑暗和愚昧之後，僭越了猶太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並開始引領人類的未來，給世界文明帶來了新的曙光，時至今日。
五、啟示：重塑觀念史
從人類歷史的經驗和文明的演進來看，一個文明的韌性，取決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良性互動和進步。而18世紀以後，基督教文明所凸顯的，則是信仰（思想），工具（科技），經濟（商業）三大根基，三者的良好結合，為基督教文明模式引領潮流創造了可能。基督教世界對信仰的狂熱，對工具的掌握，對商業的激情，促使基督教文明在漫長的文明演進史中，後來居上，成為文明模式的僭越者。
從本質上講，這三大文明體系都是“宗教動力型”的，講究“禁慾”、“原罪”、“懺悔”、“節制”······這些無疑是與商業文明背道而馳的。而基督教文明在16世紀新教改革後，一躍變為“經濟動力型”的文明模式，這是其取勝的精神法寶。可以說，信仰（思想）的高度決定了一個文明模式的韌性和生命力，決定了這個文明模式對商業和工具的理解程度。反過來，這個文明模式對商業和工具的掌握程度，又是延續這個文明模式生命週期的土壤所在。
回到我們講座的原點。從一開始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了3200年前，猶太文明的崛起，那個時候，也正是中華文明進入商周的璀璨時期，猶太文明與中華文明，成為寥落星空中最為耀眼的兩顆明星。猶太文明也是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濫觴，併為之修築了藝術武庫和培育了精神土壤，然後在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僭越了猶太文明和基督教文明，18世紀工業革命後，基督教文明又主導了人類文明的模式。從歷史的維度和漫長的時間軸上看，我們無法定論誰才是至聰明者？誰才是上帝真正的恩寵者？誰才是人類終極真理的掌握者？她們都為上帝帶來過榮耀，也都讓上帝為之蒙羞。跨越千年，我們幾乎看到，三大宗教文明之間的歷史衝突，其實大多時候是可以避免且無必要的，衝突的根源並非文明本身，而是種種錯謬、矇昧與對峙的觀念。21世紀的今天，睿智的人類還依然未能有效的解決耶路撒冷之爭，這讓這座“聖城”更增添了幾分神秘和敬畏。我們不禁要問，回首過去，曾經璀璨的三大文明將給予人類以什麼啟示？展望未來，三大文明的歷史衝突，在21世紀的未來也將是否有化解之道？
猶太文明的啟示
猶太民族在世界上流亡了2000多年，猶太人以擅長經營珠寶、放貸和金融業而聞名，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就，令人“羨慕嫉妒恨”，也因此而導致猶太人反受其害，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比如，一方面，西方話語體系中，將“猶太人”（Jew）一詞演化為“珠寶”一詞（Jewelly），肯定了猶太人在商業上的成就。另一方面，“ Jew”又被西方國家賦予“奸商、欺詐、守財奴”等含義。又比如，20世紀，以色列在英美國家的支持下而復國，這些都折射了基督教文明對猶太文明交織的複雜情結，可謂愛恨交加。
在《世界文明史·卷一》提出：“古代猶太人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僅次於古埃及人”。猶太人的智商一直被廣為讚譽，他們中傑出的思想家、科學家、文藝家、實業家等，成為撬動人類文明槓杆上的支點，猶太文明的這種優越性其實植根於他們：共同的民族厄運、強烈的民族自尊、多元的文化吸納、唯一的聖教典籍。歷史以來，共同的民族厄運迫使猶太文明走向內斂沉毅而充滿憂患意識；強烈的民族自尊促使猶太文明形成高度自覺和“猶太復國主義”；由於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流浪漂泊，其對多元文化的吸納則促使猶太文明擁有廣博的視野和高瞻的格局；唯一的聖教典籍，則維繫了猶太文明的優越感、意志力和精神一統，並由此產生的民族凝聚力。
在另一部重要典籍《塔木德》裡，猶太文明提出了決定猶太民族進步的四大要素：婚姻、遷徙、工具和教育。作為政治學概念，婚姻被賦予了力量結盟的內涵，從家庭到國家；遷徙則是“窮則變，變則通”的重要方式；工具則是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對科技的運用；而教育，其重要意義則不言而喻。在本講座的第一部分，我們也提及了猶太文明在《聖經·舊約》中建立的重要“歷史觀念”，即：線性時間觀、普遍史觀和進化史觀。無論是《聖經·舊約》，還是《塔木德》，這些重要經典所彰顯的思想，都是對人類文明的最好饋贈和文化遺產，也是留給後人最好的精神啟示錄。即使是到了近現代，猶太文明在對世界商業的繁榮、資本主義的興起、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對論、現代物理學、精神分析學、現象學、科學哲學、現代畫派與猶太文學等的誕生，都發揮了主要的作用。
這裡我還想再次提及猶太人的教育。我所展示的這張照片，拍攝者吳友俊，地點耶路撒冷，時間2015年，一批猶太士兵，手持槍械，在肅穆的聖殿裡，手捧《聖經·舊約》而祈禱。這個場景是令人震撼的，折射了猶太民族強大的精神意志。猶太士兵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士兵。1948年，猶太人復國，而在復國之前的30年，他們就已經建立了希伯來大學，第一任校長魏茲曼後來還成為了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他們有著高度重視教育的精神和傳統，所以，佔世界總人口千分之三的猶太人卻能獲得諾貝爾獎金中百分之十五的名額，這是有著深刻道理的。又如他們的民族英雄，埃澤爾·本－耶胡達，他以驚人的毅力，奇蹟般的恢復了中斷兩千年的古希伯來語，統一了當今猶太人的語言，這種偉大的精神足以超越任何種族芥蒂而震撼人類。還有他們為復國而進行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中，考古學家出身的總參謀長伊蓋爾·亞丁，在戰爭最嚴峻的時候，他意外的考證出了《聖經·舊約》中記載的一條通往埃及的古道，然後經過工程兵的緊急修復，一舉包抄了埃及軍隊並擊敗之。退役後，他重操考古舊業，1956 年完成博士論文，將新發現的史料《死海經卷》翻譯成現代文字，為此獲得以色列的國家獎章。至今為止，在以色列的大學專業中，考古學仍然是最為熱門的專業。
其次，猶太民族強大的“馬薩達精神”（Masada）一直支撐著這個民族不屈不撓。公元68年，反抗羅馬統治的大起義剛剛開始，一群猶太堅貞教徒佔領了馬薩達，這裡後來也成為了義軍對抗羅馬軍隊的最後防線。公元70年，羅馬人摧毀耶路撒冷聖殿，數千名勇士逃到馬薩達，據險而守誓與羅馬人生死鬥。公元72年，羅馬軍圍攻馬薩達，並在西面築起一條巨大的土坡，羅馬總督搬來數量三倍於猶太人的士兵，在馬薩達四周修建了好幾個軍營。守城領袖希律王除了修城築寨，又於西面山腳下的河谷建造水庫，在山頂修築巨大儲水槽，這樣每次下雨的雨水都順著水渠流入水槽。三年後（公元73年），羅馬集合1萬人攻陷了馬薩達。4月15日，也就是猶太人的逾越節的第一天，悲壯的一幕發生了：960名死守馬薩達峰頂的猶太堅貞教徒為避免被羅馬軍隊生擒，但自殺又嚴重違背猶太教義，於是百姓推出十名義士作為執行者，每家的男子先殺死自己的妻兒，然後全體男子抽籤留下十人殺死其他男子，最後一名男子則放火燒燬房舍，然後自盡，只有一個人違背教義而成全了其餘人。之後，Masada被人遺忘，在近兩千年的沉睡中逐漸頹敗，希律王的宮殿成為亂石一堆，直到1838年被重新發現。從此，Masada對於猶太人來說，便是捍衛民族生存的代名詞。以色列軍隊的新兵宣誓儀式在這裡進行，誓詞裡有一句：“Masada shall never fall again！”馬薩達永不陷落！2001年，Masada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文化遺產名錄。
基督教文明的啟示
上述講到，14世紀，發源於發源於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運動，強調了擺脫神性，迴歸人性主體。16世紀宗教改革以後，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同和強化。19世紀中期，德國哲學家尼采更是在《查拉圖特拉如是說》一書中，直接宣稱“上帝死了”，把對人的主體性的頌揚推導到極致。他描述了一位瘋子拿著火燈籠跑進城市廣場，在桌子底下、板凳下面左看右找，口中喊著：“上帝在哪裡？上帝在哪裡？上帝死了，我們把祂給殺了。”尼采的振臂一呼，讓他名聲大噪，尼采也因而被後世無神論者奉為大先知、預言家，他的思想令基督世界振聾發聵，並在21世紀發酵而產生深遠影響。基督教文明主導下的思想界，撐起了近代人類的文明旗幟，也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
首先，基督教文明也十分重視教育。教會學校為近代科學的誕生，奠定了重要根基。教會鼓勵基督教徒通過學習，以更好地理解上帝，去觸摸上帝的偉大和無所不能，鼓勵信徒研究自然。歐洲的大學誕生以來，除講授神學、拉丁語、藝術、邏輯等課程外，自然哲學（包括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幾何學等）也是其重要的必修課。教會大學在培養了大量的神職人員的同時，也培養了大量的“自然科學工作者”，羅吉爾·培根、哥白尼、伽利略、達·芬奇、開普勒、布魯諾就是其代表。中世紀以來基督教興起的修道院、主日學、神學院等，其實都兼備學術研究的另一面。時至今日，美國182所大學中，有92%是基督教創辦的。在歐美，著名的英國牛津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海得堡大學、瑞士巴塞爾大學等，都起源於基督教。
在思想領域，基督教最早提出了“天賦人權”的思想。指出人的生命、自由和尊嚴高於一切，催生了以生命、自由和尊嚴為首要的歐美律法體系。16世紀以後的基督教文明，並義正辭嚴的與中世紀陋習劃清界限，提出反對殺嬰、棄嬰、墮胎、自殺，人體獻祭等陋習，一些國家也逐步放棄了野蠻的角鬥表演，促進了人類文明進步。在基督教文明影響和反對下，一些國家逐步廢除了野蠻的奴隸制。如是等等。
在基督教文明逐步取得壓倒性勝利後，基督世界並開始高度關切人類的生活。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伴隨著全球殖民的不光彩歷史，基督教文明也將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政教分離、三權分立、議會制、自由企業、現代科學、靈魂救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公共慈善、醫療與保險等新思想和新意識，帶到了全世界各個角落。這些我們現在司空見慣的精神，在18世紀之前顯得驚世駭俗而高標獨立。這裡舉隅一份簡略的歷史年表，以更好的觀察基督教文明：
公元1世紀中葉：基督教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慈善機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公共錢庫；
公元2-3世紀：基督教在世界上第一個提出國家福利制度建議，成立了第一個援助團體；
公元3-4世紀：基督教創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孤兒院；
公元321年：基督教提出對殘疾人的幫助和關愛，創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精神病人醫療的助殘機構；
公元4世紀末：基督教在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病人服務機構——醫院；
公元5世紀：基督教向整個人類呼籲對老人的關愛，在世界上創辦第一所養老院；
公元1158年：基督教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學波倫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
公元13世紀：基督教發明並率先建立“姊妹護理會”，是世界上第一所“護士”醫療護理機構；
公元16世紀30年代：基督教首次提出“稅收支持公立學校”的理念，興辦世界第一所公立學校；
公元17世紀：基督教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普世教育”和“兩性平等教育”，即任何人，不分男女，均有享受教育的權利；
公元18世紀：基督教第一個提出反對僱傭童工，並促使了童工法的制定；
公元1782年：基督教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兒園；
公元1775年：基督教開設了世界第一所聾啞人教育機構；
公元19世紀中葉：基督教創立“紅十字會”，成為救贖敵對雙方互相慘殺中高舉的人道主義象徵；
在“黑暗中世紀”，儘管基督教沒有積極的舉起文明的火炬，但由於她觸使整個歐洲基督教化，併成功地保全了古希臘、古羅馬和古希伯來文明的精華，使之沒有毀於蠻族之手。這對於文化的傳承，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這筆重要遺產的保留，是基督世界走出中世紀以後，文藝復興，走向繁榮，並刺激“地理大發現”的重要基礎。在隨後的“海上貿易”和“全球殖民”中，基督教又客觀上促進了全球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融合，建構了一個以基督教世界為核心和紐帶，進而融合全球的龐大文明體系。
伊斯蘭文明啟示
從文明演化的時間軸上看，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她們都不僅是一種純粹的信仰體系，而是一種社會制度、文化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特別是伊斯蘭教，中國著名學者易中天在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中指出：“（伊斯蘭教）幾乎是文明與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誕生，同位發展的，宗教信仰與文化精神、終極關懷與世俗社會融為一體，這是世界上的唯一。”
美國近代著名東方學家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一書中說：“講阿拉伯語的各國人民，是第三種一神教的創造者，是另外兩種一神教的受益者，是與西方分享‘希臘—羅馬’文化傳統的人民，是在整個中世紀高舉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對歐洲文藝復興做出慷慨貢獻的人民。”比如，在被史學家稱作“鉛與鐵的世紀”的10世紀，這個世紀的技術成就與伊斯蘭文明密不可分，這源於穆斯林世界對學術、技術、教育和文化的重視。一言以蔽之，歐洲之所以能夠順利走出矇昧的中世紀，伊斯蘭文明的貢獻功不可沒。
前面講座中，關於伊斯蘭文明在中世紀的貢獻，已經長篇累牘了，這裡我要再提及伊斯蘭文明對當前人類仍起重要作用的幾點啟示。
一是我們上面曾談及的，中世紀伊斯蘭文明發動的“百年翻譯運動”。這場始於8世紀中葉，持續到10世紀末的文化盛舉，實際長達兩個多世紀。在第一階段（哈里發曼蘇爾至哈倫·拉希德執政時期；公元754-809年），穆斯林世界翻譯了波斯文的《卡里萊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等。在第二階段（自哈里發馬蒙當政時期；公元813-913年），“百年翻譯運動”的高潮期，穆斯林世界重譯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譯了畢達哥拉斯、希波克拉第與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圖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篇》。幾乎涉及古希臘學說的各個領域。在第三階段（阿拔斯王朝衰亡期；公元913-1258年），這個時期穆斯林世界主要翻譯了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和《物理學》及其註釋。
穆斯林世界大規模翻譯了古希臘、羅馬、波斯和印度的哲學及自然科學等古典著作100多種，並作了大量考證、勘誤、增補、註釋和評論後，通過佔領的西班牙領地，傳入了“拉丁歐洲”（法國、摩納哥、安道爾、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梵蒂岡、聖馬力諾等），然後經過天主教學者研究，才催生了燦爛非常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後來“希臘歐洲”的大本營君士坦丁堡被突厥穆斯林攻克後，希臘學者逃入“拉丁歐洲”，他們所攜帶的穆斯林文獻、希臘文獻才激發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二是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創造了最早的“科學方法”。特別是11世紀集阿拉伯學者、物理學家、數學家於一身的海什木的成果，他被視為實驗物理學的開創者。科學方法最重要的發展是實驗及量化的應用。海什木寫作了《光學書》（Book of Optics）一書，顯著地改善了光學領域的發展，他以實驗證明光線進入眼睛，所以產生影像，他發明了暗箱去說明光線的物理性質。海什木是首位採用科學方法的人，被視為“第一位科學家”，加上他對心理學及視知覺方面取得的開拓性成果，使他被視為精神物理學和實驗心理學的先驅。
三是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創造了最早的“同行評審”規則。時至今日，該規則已遍佈各個領域，依然讓我們受用無窮。該規則最早見諸於穆斯林世界的醫學領域，敘利亞的阿拉伯醫學者伊沙克·本·阿里·拉哈威寫下了《醫生的道德》一書，該著作與後期的阿拉伯醫學手冊都提到，訪醫在每次探望病人的時候，都須將病人的狀況記錄在一式兩份的筆記上。當病人康復或死亡後，該醫生的筆記會被當地由其他醫生組成的評議會檢閱，以此來決定該醫生的工作是否符合所要求的醫療標準。如果評審的結果是負面，執業醫生可能會面臨各類起訴。由具備資格的專家學者，組成的“科學同行審查”制，深刻的影響了基督世界，1731年，愛丁堡皇家學會出版了《醫學論說及評論》，完整的闡述、繼承和發展了這種“科學同行審查”制度，其影響時至今日。
四是伊斯蘭文明中的“天啟文獻”對21世紀的人類生存方式依然有著重大昭示意義。從《古蘭經》中，我們可以窺探到伊斯蘭文明“和平與順服”的本質。《古蘭經》（16﹕90）中說﹕“真主的確命人公平﹑行善﹑施濟親戚﹐並禁人淫亂﹑作惡事﹑霸道﹔他勸戒你們﹐以便你們記取教訓。”伊斯蘭教強調，凡是遵循真主正道的人，都要維護社會、家庭和個人的幸福安寧，而且是建立在仁慈﹑公正﹑正義、平等﹑合作基礎上的和睦相處﹐並由此創造的幸福與安寧。
“天啟文獻”是穆斯林世界的最高精神指示和生活的百科全書。比如她建立在“經訓”及“教義”基礎上的法學精神，不僅探討了教法的根源、立法的準則和方法，還規定了信仰的最高原則、宗教制度（禮儀）、民事律法、刑事法以及應恪守的行為道德規範，它被視為安拉意志的體現，具有法律的強制力，使信仰同社會生活相結合成為穆斯林的宗教職責，起著強化信仰、捍衛伊斯蘭教的作用。伊斯蘭教法其內容和形式不同於一般世俗法，它是宗教、律法、倫理道德的合而為一。
在《易中天中華史》中又如是說：“事實上，穆罕默德創造、穆斯林們共同建立的，不僅是宗教意識和信仰體系，更是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態、歷史傳統，甚至時代特性。古蘭經和聖訓，不但昭示著過去和未來，而且直接指導著人們的衣食住行、言行舉止、生活方式。這樣的覆蓋面和影響力，是隻有中國的儒家思想才做到了的。”
在21世紀的今天，刀光劍影的歷史塵埃，依然籠罩著伊斯蘭世界，特別是恐怖主義、極端原教旨主義、ISIS活動等，都讓已經失去歷史主導權的伊斯蘭世界雪上加霜。而事實上，伊斯蘭文明也在順應歷史潮流，反諸求己，並探索自己的新路。2009年5月，伊斯蘭會議組織通過了《大馬士革宣言》。宣言表示：“過去幾年，世界政治和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並動搖了世界的穩定，特別是發生了損害伊斯蘭形象的運動，文明衝突論的實際表現是把對恐怖主義的指控與伊斯蘭和穆斯林掛鉤，對穆斯林心理造成深刻的負面影響。對此，我們不應當只讓別人承擔責任，我們自己應當承擔大部分責任，我們應當據此制定行動綱領，開闢美好的未來。伊斯蘭國家有必要加強團結，不要分裂，遠離封閉，準備積極的開放，研究強國之道，用我們的雙手解決我們自己的難題。”21世紀，伊斯蘭文明要力爭擺脫極端原教旨主義的陰影，才能成功的走出籠罩已久的歷史霧霾，並在文明的版圖中，力爭像中世紀那樣，在文藝和科學等方面，高舉文明的火炬，繼續為人類作出慷慨而卓越的貢獻。
消除“傲慢與偏見”
從宗教本質看，三大宗教文明都是旗幟鮮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強調神的絕對性和獨一性。這種嚴格的一元化取向，也導致了他們宗教觀念上，出現非此即彼的直線式思維：要麼絕對肯定，要麼絕對否定。它一方面強化著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潛含著對其他文明基因的嚴格排斥。特別是公元8世紀以後，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始終無法以地中海為中立地帶而進行和平共處，其根源就在於它們都聲稱掌握世間的全部真理。一個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個是至臻至善的安拉。“神和教義的神聖性必然導致宗教的唯我獨尊性；神和教義的唯一性和絕對性必然導致宗教的排它性。”因此，三大宗教文明就這樣，從同質走向了異化，從吸納走向了排斥，從互融走向了衝突。
16世紀宗教改革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宗教動力型”的猶太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逐漸被以科技和經濟為表徵的“經濟動力型”基督教文明所瓦解。先是代表著宗教衝動的禁慾與節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會碾去神學外殼，人性從神性中解放出來；繼而又被工業時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實用主義哲學和科技理性割斷了它的超驗紐帶，人性中的創造性開始彰顯，並催生了“技術革命”；最後，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費等全新的生活模式，不僅瓦解了舊有的道德倫理，還推動了“全球化”商業文明時代的到來。所以，文明僭越的邏輯基礎，必然是觀念上的解放、重建和超越。
再次回到講座的原點。這裡再次強調，作為靜態的文明，其本身是沒有衝突性的，而歷史上三大宗教文明，繽紛複雜的千年恩怨背後，其實是觀念的衝突。無論是發軔3200年前的猶太文明，還是孕育於公元1世紀的基督文明，或是誕生於公元7世紀的後起之秀伊斯蘭文明，他們都曾為人類文明創造過輝煌。在21世紀，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在觀念上，三大宗教文明都不應該再執著於誰才是上帝的“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轉的今天，只有徹底消除三大宗教在觀念上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走向“理智與感情”（Senseand Sensibility；注：此兩處借用作家簡·奧斯汀（JaneAusten）的著作之名），人類文明才有“水漲船高”的可能。
21世紀，歷史將不會是福山所言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也未必如亨廷頓所言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人類文明既不會終結於福山所言的基督教文明，也完全可以避免於亨廷頓所言的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的衝突。只有各大文明之間，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精神，超越歷史恩怨，人類文明的和平與進步，才不再遙不可及。基督教文明要擺脫對伊斯蘭文明等同於“恐怖主義”的激進指責，伊斯蘭文明也要擺脫對基督教文明“新殖民主義”的負面思維。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只有超越觀念的衝突，化干戈為玉帛，才能邁向文明的對話。
最後，引用《聖經·新約》中《路加福音》中的話來結束這次分享。
Glory to God in the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good will toward men.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閱讀更多 中東觀察員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