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学生的学习成债都很优秀。校址在西长安街1号，在天安门西侧，和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高中的升学率又极高，能考入我们学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正因为如此，学校里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子女。他们大部分是凭本事考进来的。当然也有例外，级别高的干部子女会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上初二的时机转学进来。这些人的学习成绩都很一般，我们和他们不大交往，甚至对他们不屑一顾，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兴拼爹，拼的只是学习成绩。
我们知青点儿一共十九个人，其中有八个男生，十一个女生。由于和女生们不怎么说话，对她们的家庭情况不大了解，大概知道有两个高中女生是干部子女。八个男生中司局级以上的子弟有三个人。
当然，其它知青点儿不全是这样，有的知青点儿干部子女属于凤毛麟角，有的知青点儿又扎堆儿到了一起，甚至泛滥成灾，拢共才十五六个人，干部子女就有十来个。
在这些子女中，家长的职务低于县团级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干部子女，因为高级别的干部子女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大家心里也明白，来插队的干部子女家里或大或小都有了变故。特别是高干和军干子弟们，如果家里能使上劲儿，身体又合格，早就内召去当兵了，比如说春平和魚头他们。春平他爹现在是办公厅主任又兼任着警卫部队的政委。魚头的老爸是公安部的二把手，春平和鱼头在68年初就当兵走了。反正和他俩条件差不多的同学，只要家里愿意，利用68年春天的招兵的机会都入伍了，没有走成的大部分来了晋南。
来插队的干部子女彼此都心照不宣，他们的父母要么是职务太低使不上劲儿，要么已经身不由己了，或者说已经不在其位了，按照当时的叫法称之为靠边站了。
他们的父母有的已经进了牛棚，或者说去了五七干校，去接受变相的改造；还有的正被组织隔离审查，或者被监督改造，当时叫法是进了学习班；甚至还有的已进了监狱。也有因为不堪忍受残酷的折磨和污辱，无奈的选择了自杀，以最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留下可怜无助的儿女们。我知道的就有几个，唉，想想都觉得他们可怜。
可他们的孩子始终认为自已的父母是清白的，不管组织上给下的什么结论，他们都认为他们父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任何罪名都不能动摇父母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绝大部分干部一夜之间就成了走资派，所有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臭老九。如果你家有亲戚在国外，你可能就被怀疑为特务或者里通外国的人。
欲之加罪何患无词，记得当年有位职位很高的干部，因为给孩子起的名字而被组织调查，被群众批斗，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叫爱国、爱民和爱党，本来是很革命化的名字，可偏偏有人要把三个名字连起来唸，说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证明他爱国民党……唉，那时的人们呀，神经都不正常了。
颓墙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他们的子女们一夜之间被冷落、被欺负甚至被人避之不及。而我却没有疏远和冷落他们，更不会歧视他们，甚至还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照样和他们亲近来往，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对我报以信任，起码石建、一民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几年我接触的干部子女很多，尤其到晋南之后，由于佊比的理解与信任，他们也把我当成可以交心的哥们儿。
文革之前在学校很少看出谁是干部子女。学校每年除了安排两周的下乡学农劳动外，平时很少有劳动锻练的机会，根本看不出他们的弱点来，说白了，也许是生活条件的优越而致使他们动手的能力差。平时他们从不表露出他们的优越感来。除非你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否则的话也只能表现的低调一些。
不过，也必须承认，他们比我们更关心时事，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他们谈话中有关时事的话题多一些，喜欢读报也是他们的特点之一。这是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养成的习惯。
自从到了晋南之后，因为天天相处在一起，发现他们动手的能力以及对劳动的主观能动性和工农子女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有些人或多或少还存在着惰性。
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家庭也给他们子女带来不同的影响。
比如，工农家庭的子女为人做事都很本分，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勤劳能干的同时又爱憎分明，心地坦诚又不善于心计。
高级知识分子家的子女，懂规矩好学习，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大部分都喜欢音乐，甚少会一种乐器。为人处事谦逊，言谈举止也比较得体，但内心比较清高又比较怕事。
城市贫民的孩子办事圆滑又工于心计，爱计较个人的得失，不吃亏甚至喜欢占点儿小便宜。少数人甚至比较势利……
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这是一年多和各种人接触之后得到的印象，太过于片面，可我当时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以至后来发生的很多事，也印证了我的看法……
《未完待续》
大 可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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