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企,從零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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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說過:“特別感謝浙江特殊的水土養分,沒有這種水土的養育,我們是不可能到今天的。” 肥沃的商業文化土壤,有利的地理位置條件,敢想、敢闖、敢拼的韌勁,團結協作的大局意識,代代無窮已的優秀人才,讓浙江民營經濟保持住了蓬勃的態勢。

梳理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的巨大變化,浙江民營經濟是繞不開的精彩故事。

從溫州的一把打火機,到義烏的一顆紐扣;從中國大陸第一家由民間資本設立的全國性商業銀行——民生銀行成立,到中國最大的收購海外整車資產案——吉利收購沃爾沃;從小散加工製造企業遍地,到如今獨領互聯網新經濟風騷……浙江民營企業40年走過的路程,堪稱“奇蹟”,從零走向了全世界。

40年高速發展後,浙江民營經濟又到了十字路口。特色小鎮、醫藥健康產業、養老產業、高端服務業、數字經濟、智能製造……浙江民企瞄準新的熱點,邁上轉型升級的新階段。

記者|孔冰欣

1980 年12月11日,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局鼓樓工商所領到了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當時,她沒有想到,這張編號為10101的證書,“1”得恰如其分。

2018年7月18日,紀念經叔平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1918年出生的經叔平系浙江上虞人,頭頂連串光環——“破冰者”“中國民營經濟的形象代言人”“當代中國商業精神教父”“民生銀行創始人”……

而在去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任振鶴稱,目前浙江民營經濟佔全省GDP總量的65%,貢獻了全省54%的稅收和80%的就業崗位。“平均每11個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闆,每33個浙江人中就擁有一家企業。”另,全國工商聯發佈的“2016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上榜數(134家)連續18年蟬聯全國第一。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可謂“九萬里風鵬正舉,四十年雲鶴長鳴”,亦是浙江從資源小省向經濟大省華麗轉身的最大動力和依靠。

“民”強,則“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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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爭流,激情燃燒的歲月

《新民週刊》記者發現,在由浙江省企業聯合會、浙江省企業家協會、浙江省工業經濟聯合會發佈的“2017浙江省百強企業”名單中,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物產中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海亮集團有限公司分別奪得狀元、榜眼、探花——其中,第一名、第三名都是民企。

已經收購了奔馳的吉利今年初很是出了把風頭,大佬李書福笑容志得意滿。事實上,若針對“寶馬、大眾成奔馳新股東”的新聞,恐怕業界反響尚不會如此劇烈;但,居然是吉利?不僅局內人吃一驚,老百姓更看不懂。

可是,如果你足夠了解李書福,就會知道,收購奔馳有跡可循。因為,他歷來享受:“我乾的,別人還做不了”。

1963年,李書福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整個學生時代都是在臺州度過的。他19歲就試水商海,1982年拿著父親給的120塊錢做起了照相生意,掘到第一桶金——“就是買了個小相機,騎個破自行車到處給人照相。”

半年後,李書福正式開起了照相館。他經常買一些零件自己組裝,且鼓搗出一套“分離廢棄物中貴金屬”的辦法;還將提取出來的金、銀背到杭州出售,之後乾脆關了照相館,專做這個買賣。

1984年,李書福和幾個兄弟合夥辦了黃岩縣石曲冰箱配件廠,21歲的他擔任廠長。一年後,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生產電冰箱。到了1989年,他的北極花電冰箱廠的年產值超過千萬。

1993年,李書福收購了浙江臨海一家有生產權的國有郵政摩托車廠,率先研製成功四衝程踏板式發動機。接著又與行業老大“嘉陵”合作生產“嘉吉”牌摩托車。1994年,見摩托車生意紅火,李書福拍板:我要造汽車!

他在臨海市籌建了吉利“豪情汽車工業園區”;1997年投資1400萬元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車製造公司,並拿到了小客車、麵包車的生產權;1998年8月8日,第一輛兩廂“吉利豪情”車下線。2001年12月,國家經貿委發佈了第七批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吉利終於獲得了轎車生產資格。當年,吉利擁有了臨海(豪情)、寧波(美日)和上海浦東(華普)3個汽車生產基地,完成了吉利進入汽車工業的基本戰略架構。

“我只能做實業。”李書福如是坦白。所以,其炮轟“互聯網造車是圈錢行為”的言論,記者不覺意外。

對比之下,海亮領航人馮氏姐弟的傳奇,毫不遜色。

在強手如林的浙江民企界,知名度並非很高的海亮集團,多年雄踞全省民企排行榜第二位。2016年,海亮集團全年營收達1502億,只比阿里巴巴少80億。

上世紀60年代,馮家因特殊歷史原因被“下放”到諸暨市湄池鎮湖西村。父親一人的微薄工資,無計維持正常的生活開銷,缺衣少食是常態。而困窘、難堪的童年經歷,促使馮亞麗、馮海良姐弟萌發了“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也培養了他們凡事都拼命努力的性格。

高中畢業後,馮海良進入諸暨市供銷社店口鎮分社工作,1983年被提拔為供銷分社經理。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農村一切加工、供銷、科技等服務性事業,要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特別要支持以合作形式興辦。”政策變了,25歲的馮海良,承包了供銷社屬下的一個貿易公司——其實,差不多也就是個賣廢銅爛鐵的雜貨部。不過,正是通過經營這家公司,背靠供銷社倒賣銅材,馮海良完成了原始資金的積累。

彼時,他嗅到了五金加工的商機;1989年,投資85萬元創辦了一家銅材廠;1992年,成立諸暨市銅業公司;1995年,公司變更為諸暨市海亮銅業有限公司。海亮,“海良”之諧音也,一個“銅材王國”誕生了。

總舵主亦需要“自己人”的幫襯。馮海良與馮亞麗一番洽談後,在諸暨某羽絨廠任技術和生產主任的姐姐立馬辭職,全力馳援弟弟。於是,海良開疆拓土,亞麗穩定後方,公司風生水起。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亮內部,馮亞麗更為廣泛的稱呼是“四姨娘”(家裡排行老四),那種對“女性長輩”的敬重,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浙江不少知名民營企業,相當一部分是在改革開放背景下,“改制”裂變而來。這些企業為時代變革之子,運勢到,則萬物生,且成長迅猛。馮氏姐弟的海亮如此,魯冠球的萬向如此,陳德康的浙江莎普愛思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樣如此。

上山下鄉“吃過土”,回城操勞燒鍋爐,忽如一夜春風來,誓與莎普愛思藥業不相負。見識過內蒙古的黃沙漫漫,終迴歸平湖的青山綠水,浙江莎普愛思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德康告訴記者:“年輕的時候,祖國號召去哪裡,我們就去哪裡。改革開放以後,有什麼新動向、新機遇,我們都要儘量捕捉到,好好謀事創業。”

進入莎普愛思藥業辦公大樓的一樓大堂,很難不被那三排醒目的標語所吸引:“我們以堅韌之心,堅強面對一切,堅持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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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包括莎普愛思藥業在內的浙江健康產業,規模實際已居全國各省市區前列。近幾年,全省健康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2.2%,成為支撐經濟轉型的重要支柱型產業。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浙江老百姓對健康多樣化的需求更加強烈。此外,在人口老齡化加劇、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等新形勢影響下,健康養老、婦幼保健、公共衛生等方面的服務需求亦進一步增強,健康產業列為了全省重點發展的萬億產業之一。

莎普愛思藥業公告顯示:其已通過高新技術企業重新認定。而根據陳德康為公司制定的戰略戰術,“未來公司將持續進行研發投入,加強對眼部疾病治療的研究投入,提高新藥研發能力,加大對公益事業的投入,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

機會,永遠抓在有心人手裡。

富甲天下,拼搏進取的精神

習近平曾指出,民營經濟是浙江活力所在,是浙江的品牌,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佼佼者。

那麼,為什麼是“浙江”?

嚴格來說,“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個地域性商幫。但是,浙江自古就有經商傳統。越國名臣范蠡即被後世尊稱“商聖”,其總結的“商訓”等篇,時人受用無窮。

唐代以降,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南宋“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提出“義利並舉”的思想,與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到了明朝,王陽明大力倡導“四民(士農工商)平等”的新觀念,黃宗羲也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清末,“五金大王”葉澄衷是寧波商團的先驅和領袖;太平天國戰亂使得以劉鏞、張頌賢、龐雲鏳、顧福昌四家為代表的中小商人群體變身新貴。

19世紀,通商口岸的開放更為浙江商人提供了歷史舞臺。民國時期,浙江財閥是國民政府的經濟基礎;以虞洽卿、黃楚九、袁履登等為代表的“浙幫”叱吒魔都,對上海乃至中國工商近代化進程皆起到推動作用。

肥沃的商業文化土壤,有利的地理位置條件,敢想、敢闖、敢拼的韌勁,團結協作的大局意識,代代無窮已的優秀人才,讓浙江民營經濟保持住了蓬勃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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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後,浙江商人如沐甘霖,輾轉挪騰,為中國經濟的欣欣向榮繼續注入多元活力。作為民間資本集聚、創業衝動和冒險精神“集合體”的民營經濟,在浙江這片熱土上深深紮根,枝繁葉茂。從“半壁江山”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擴張期,再到大轉型、大提升和國際化的今天,浙江民營經濟“鳳凰涅槃”,無論規模質量、運作機制,還是引領效應和推動作用,有目共睹、舉世聞名。

2002年12月下旬,習近平赴寧波、台州、溫州考察調研。此時,正值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進入極為重要的轉折期。據此,習近平強調:“形勢越好,越要保持清醒頭腦。浙江過去創造了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但現在全國都這樣做了,浙江的優勢正在減弱,而過去存在的問題更加凸現出來。”他要求“加強教育引導;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改善服務;切實保護民營企業家和民營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加強管理監督,繼續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加強信用建設”。一路上習近平多次鼓勵民營企業進行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在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同時,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推進產業升級和產業創新,努力建設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

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為浙江民營經濟發展設計好了路線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這個部署包括“八八戰略”在內的制度安排、要素整合和政策調整,領導制定浙江省委、省政府《關於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的若干意見》等。

浙江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以貫之抓到底,民營經濟掀起了又一輪發展高潮。

近年來,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出現新的發展趨勢。在企業規模上,不少企業已成為本行業的強勢龍頭企業,在國內已有較高知名度;在產權結構和要素組合上,已從單一投資向多形式、多層次混合持股方面發展;在發展領域上,從工業擴展到交通、旅遊、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在管理體制上,逐步走向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和管理方式的制度化、規範化;在科技進步上,向注重人才引進和產品深度開發方面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政府改革的推進,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行政審批制度、商事登記制度、地方金融體制以及要素市場化配置等方面推出了許多重大改革舉措,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

2016年3月4日下午,習近平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並參加聯組討論。他表示,“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

習近平的話,燃沸了浙江。

2017年11月1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車俊於學習貫徹十九大報告和中央25號文件“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背景下,又對以往浙商“四千精神”(千方百計、千言萬語、千山萬水、千辛萬苦)進行了“改版提升”,即弘揚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興業報國的擔當精神、開放大氣的合作精神、誠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奮鬥精神。

踏世上,高峰總要攀,汗水溼透幾重衫。內有奮進之力,外有政府扶持,浙江民營經濟用雙腳走出生關,一子決江山。

轉型升級,永不落幕的航行

誠然,改革開放後浙江因民營經濟而興,領一時風氣之先。但如何突破傳統經濟發展乏力的困境,突破制約轉型升級的瓶頸,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浙江民營經濟以小微企業為主,存在產業層次低下、效益不高和分佈散亂等問題;銀企信任危機加劇融資困難,民營企業騙貸、跑路現象頻發;“被淘汰”企業陷入迷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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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浙江人一直在想辦法。

首先是在供給側改革上花功夫。2016年,浙江省實現固定資產投資29571億元,增幅重新回到兩位數,其中非國有投資佔61.4%。全年新設市場主體95.8萬戶,其中民企和民營性質的市場主體佔98.7%。而浙江民營企業投資信心明顯增強,一個重要原因是各級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下了很大力氣,企業經營形勢明顯改觀。

2017年9月,國家發改委公佈了同意浙江省開展投融資模式創新試點建設方案的覆函:“你委提出的投融資模式創新試點,是投資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重要舉措,對繼續做好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具有重要的實踐支撐作用,對全國各地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投資便利化、激發社會投資活力和擴大有效投資具有典型示範作用。”

文件快速批覆的背後,浙江民間投資回暖之意顯而易見。數據顯示,浙江去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完成8565億元,增長12.8%,佔投資總額的57.4%,增速和比重分別比前年同期提高8.3個百分點、1.8個百分點。其中,浙江民間投資在三大領域出現了新的投資熱潮,最突出的是裝備製造、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新能源汽車和新能源產業投資增速分別達到29.2%和30.1%。

2017年以來,浙江省民間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投資建設的意願、比重也正持續加強中,城際輕軌、省內高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超大項目相繼開工,基礎設施投資快速增長。2017年9月11日,我國首個民營資本控股的鐵路投資項目誕生——浙江省政府與由復星集團牽頭的民營資本聯合體正式簽署杭紹臺鐵路PPP項目投資合同,該項目民營聯合體投資佔比51%,民間資本達到控股地位。

其次是創新引領。一批在傳統領域響噹噹的民營企業開始揚威新興領域。主攻汽車零部件的萬向集團進軍新能源汽車製造業,做電梯部件起家的西子聯合控股公司成為空客、波音等五大航空巨頭的供應商,生產液體洗滌劑的傳化集團構建起一個覆蓋20多個省份的“中國公路物流網絡運營系統”。杭州市更通過打造高新技術產業園和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園兩個平臺,培育出了一個互聯網業、軟件業等新興產業矩陣,異彩爍爍。

傳統民企求新求變,新興產業異軍突起,浙江經濟創新驅動成效凸顯。2016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4323億元,增長16.1%,增速比上年提高了11.1個百分點——這裡面,70%以上的盈利來自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

第三是政府放權、服務高效,發展環境更趨優化。浙江陸續推出了“四張清單一張網”“最多跑一次”等行政審批革新舉措;出臺《關於構建新型政商關係的意見》,以“親”、“清”為座標,釐清各級黨政幹部和企業的交往界限。同時下發了《關於完善改革創新容錯免責機制的若干意見》,著力解決一些幹部不擔當、不作為等問題。

馬雲說過:“特別感謝浙江特殊的水土養分,沒有這種水土的養育,我們是不可能到今天的。”

在阿里巴巴什麼都沒有的時候,馬雲就敢當著老領導的面“放衛星”:“我希望它是一家市值五億到五十億美元的公司。”爾後,阿里巴巴與杭州“同呼吸,共命運”,2005年的那屆西湖論劍,馬雲邀請到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參會,還獲得了雅虎的10億美元投資;同年,他第一次被評為“十大風雲浙商”。五年後,阿里巴巴成立小貸公司,向淘寶賣家提供“完全互聯網金融服務”。2013年西溪園區建成,阿里巴巴還迎來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融資超過200億美元的IPO。過了三年,集團的各個分支,支付寶新大樓,菜鳥物流新總部,以及各種政府主導的產業小鎮,已經在西溪周邊,餘杭區和西湖區四處開花。

“愛拼才會贏,贏了不想停”。浙江民營經濟的故事,仍然在書寫著中國的當下和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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